南游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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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南游记记又名：Three Men Who Made A Movie Named Guanyin Also Make Movies Also Made A Movie

分类：纪录片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2019

简介：在海南有一座观音庙，庙里的观音想把自身经历拍摄成电影，三名年轻人打算为此拍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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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06-26

南游记记影评：一位导演成为导演之前的那七年

文—调反唱唱
“一旦听说了玫瑰花蕾的传说，你就会竭尽全力去寻找它”，在《南游记记》的独白里，我最喜欢的是这句话。
《南游记记》是今年入围FIRST竞赛单元的纪录片，片中的三个年轻人与电影谈着狂热的恋爱。但他们还很年轻，因为电影，似乎寻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又似乎遁入了另一种因完全自由而不知所措的迷茫。
我要讲述的，是在《南游记记》没能言说的背后，在影像里飘然的薄薄存在底下，现实赋予的暗淡布景。如若没有玫瑰花蕾的信念，一切将会是怎样索然无味的寂静。
我是一名电影圈的底层人士，已经和《南游记记》的导演江峰做了七年的朋友。受媒体之托，撰写一篇关于江峰的介绍文章。从学生时代算起，他的故事可以讲上好几万字。不过，我并无意在此平铺直叙这些年的完全事实。诚如电影是梦也是真，是虚构也是现实。我打算模仿他将电影当作游戏的态度，并参考他的语言文字风格，混淆视听，写一篇虚实参半的文章。
至于其中的真真假假，烦请诸位自行判断。
2019年7月西宁
放映厅的空调开得很低，为了烘托本文气氛，此处的空调可能比一个月后现实中的西宁的空调温度更低。音乐还没有停止，稀稀拉拉的掌声和鼾声从黑暗四处传来。这场梦太熟悉了，片尾的海浪声还在此起彼伏。说不真切是幻觉还是现实。但我可以确定，江峰已经赢了和我的赌注。虽然会输掉一顿饭钱，但其实这次失败，反倒鼓舞着我。
我走出影厅，扫了一圈没看见他。天气阴沉沉的，下着小雨。算起来，我和江峰认识七年，每年都会碰面，今年过去大半还没见上。在FIRST见面好像是期待已久，并且注定会发生的事。我约他晚上一起吃饭。
到了晚上，他穿着一件黑色T恤，慢慢悠悠地在我对面坐下，笑着说：“你去看了吗？没看睡着吧？”
“空调挺凉的，所以我没睡着。不过还是恭喜你，我很喜欢。”我之前看过两个粗剪版本，这次的改动是他把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加入了片子，然而本人并未出现在电影里。这才是他成片的意义，超出了简单的迷影情结。
“你不是说这就是个vlog么，不过啊，我跟你说，我刚刚突然想到了一个新的点子”。他的语气总是带着津津有味的预期。
“你知道历史上第一个发明万花筒的人吗？”
接下来，他滔滔不绝地说起下一部作品。描述电影的狂热听起来就像一串美丽的炸弹，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
2013年1月南京
那天是阴天，空气比煮了一天的咖啡还要浓，我和江峰约在先锋书店碰面。
不久前，我隶属的一个纪录片放映组织招募志愿者。在一堆对社会学感兴趣的学生简历里，江峰有点与众不同。
他不是电影专业出身，在南京大学就读经济学。据他的说法，这个专业主要是研究经济周期和女性裙子长度的关系。他的微信头像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我以为他特别喜欢基氏的电影。后来才知道，用这个头像是因为他觉得“比较帅。”
第一次见面，我迟到了半个小时，他明显不太高兴。那一年他21岁，看起来比实际年纪大一些，比起现在发际线还算趋于正常。他戴着胡适同款黑框圆眼镜，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诗集，看起来像个静默的书生。
我们聊起电影。他说是通过校内论坛，才开始对电影艺术着迷，此外他还一直希望成为小说家。对话中，他很认真地看着我，仿佛在确定我能听懂他说的每一句话。我们谈论起杨德昌的脏话、侯孝贤小时候怎么被人到处追着打，也谈论着安东尼奥尼的镜头疏离感，和塔可夫斯基的神圣时刻。从他的眼神里，我隐约看到了这些掷地有声的电影大师，对一个有识青年的知识体系乃至人生目标，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时候我的手机是iphone4，先锋书店也还没有被网红侵占。工作日人不是很多，没有人拍照，每个人专注于一本书。环境一派寂寞，身处这些不利的漠然事物之间，江峰对电影的态度，似乎有些过于狂热。
“既然这么喜欢电影，有没有想过自己拍电影？” 我忍不住问。
他笑了，把话题引到了下一位电影大师上。

2014年3月南京
三月的一天，他和我发微信：“今天是我的生日，有空的话来玩，记得不要送我礼物”。
我还是带了一本书给他，那是一本纪录片创作手记《收割电影》，作者小川绅介执着于用田野调查式的手法拍纪录片，创作态度谦虚、低调、诚恳。当时的我认为江峰大有必要读读这本书。他离日常生活很远，满嘴理想主义的夸张修辞，对世俗人情毫不在意，骄傲地活在一对括号里。
至于他后来有没有读过这本书，我不太清楚。看他现在还是那副样子，我估计他没有。
那间餐厅很小，光线昏暗，饭菜的滋味早已经不记得。他说他本来可以给我们表演面包舞，但这是一家日料店。吃到一半，江峰告诉我们，他已经在上海找到了工作，接下来要离开这座城市。
我以为他像以前那样，会说些很无聊的冷笑话，结果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看着自己的拇指，看上去有点伤感。
和他一样，当时的我也将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不过我俩的不同在于，我朝着理想向前跨了一步。江峰却与玫瑰花蕾背道而驰。他将正式进入完全不感兴趣的金融圈，对自己的使用价值带着朦胧的疑问。
后来，我们几个喝了很多酒。为了电影，为了玫瑰花蕾，为了南京，或者随便什么东西。
江峰说想吟个诗，以后可以一边在银行上班，一边当他的TS艾略特。我们打断了他，说你还是算了吧。
2015年12月上海
当年热议的《心迷宫》出资源了，江峰刚买了个投影仪。他邀请我去家里一起判断一下网购产品的质量如何。
下班后，我们约在东方明珠底下见面，那里离他的公司就隔着一条马路。每个城市都有内在的逻辑，上海是一座充满着资产阶级美学的城市。站在魔幻的紫色东方明珠底下抬头看，夜晚被尖锐的威胁所充斥。
他提着公文包，穿着不太适合他身材的西装匆匆赶来，像是房产中介。我忍不住笑了。他点了根烟，我瞥了一眼，是那种外国烟。在南京的时候，好像没怎么见他抽。他吐了一口烟：“我考你一考，你知道东方明珠有几种颜色吗？”
我没理，催促他：“喂，中介大哥，赶紧带我去看房吧”。
他短促地笑了一声，“什么中介，说不定我明年就辞职了”。
我没搭话，这句话可能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房产中介打开门，我的想象被提前遏制了。作为他的朋友，能进入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是项特权。装帧精致挂在墙上的电影海报：《假面》、《德州巴黎》、《公民凯恩》，书柜里放着成排的爵士黑胶唱片、画册、诗集，还有一堆不知道从哪里淘来的电影周边。这里的一切是他狂恋，却不知道何时才能前往的宇宙。
我拉开窗帘，又一次看见东方明珠，它不真实的光芒似乎是在提醒着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状况。我问房产中介：“它到底有多少种颜色？”
“其实我也想知道”，他面无表情地拉上了窗帘，打开投影。
黑暗中射出一束光芒。

2016年8月上海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特别不顺，总是被各种理由退稿。最难听的是说我文学素养不高，我气到失眠。
这是午夜过后第三次打开手机。朋友圈还有人在更新。有的在晒深夜美食，有的因加班吐槽老板，还有的在分享后摇，并附上一段莫名其妙的抒情文字。
江峰先是发了一张黑白电影的截图。后来他又发了一句话，“Wings牛逼！”我不知道他讲什么。
“喂，你还没睡啊？”这是第二次半夜打电话给江峰，上一次是因为被男友抛弃。
“你怎么了？”，见我没回答，他又加了句“又失眠？”
“工作真烦。今天竟然还有人跟我说我文学素养不高。”
“你文学素养是不高，哈哈哈哈哈。没有，开玩笑。”
我对着空气翻了下白眼， “我们杂志社最近来了个医学博士，把高薪工作扔掉，跑来写电影评论，还说想做导演”。我的喉咙发痒，咳嗽了一声。
“想当导演干嘛不去拍片，怎么来写影评了”。那头传来打火机的声音。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做影评到哪辈子才能真正触到电影的中心。”
“你不是说想去研究所吗？搞学术能触及电影中心？”他总是喜欢笑话我，但我猜当时他也想到了自己。
“那都多少年前的话了。我还是想创作点什么东西。”我压低了嗓音，这句话说得很没底气。
“拍电影？”他替我说了出来。
“嗯。想做个重大转变。”多余的回答像是自我暗示。
“那拍呗。先写个剧本。”他很认真地给我出谋划策。
“在写啊，但是我每天都觉得前一天写的像一堆垃圾”。
“没关系，现在上海不是在推垃圾分类吗？你可以想想你的剧本属于哪一类垃圾。”
“那我现在已经写了一本干垃圾了。还有哦，我跟你说，我笔下的人物总是被我写失踪，写着写着就不记得这个人了。”
“你还是去报个编剧班什么的吧。”
“现在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了，也不知道啥时候有时间。另外，我也有些担心迈出第一步。”
这句话之后，一切归于沉默。我的思绪飘远，想象自己50年后变成一堆老垃圾的样子。那个时候也许会以行长身份退休的江峰，终于拄着拐杖跨出了成为小说家的第一步。在金色的本子上用金色的笔，写上了小说的名字：“追忆垃圾年华”。

2017年12月北京
2017年，我换工作、搬家，开始了北漂的生活。我在鼓楼附近找了条胡同，光靠写剧本大概快活不下去了，我准备当个airbnb房东。
在京城零下四度的夜晚，我们约在电影资料馆门口见面。江峰看上去像烫了头发，站在门口等我。他烟抽得比任何时候都更猛，不过上班时的丧气倒是没剩多少。暂离上海，请了年假来看片，他看起来挺开心的。
“蹦迪还是涮肉？”我问。
“涮肉”，他小心避开马路上饮酒作乐后的呕吐物，干脆地回答。
凌晨的火锅店人很多，人们高声说话，我们投入了热腾腾的生存现场。他把黑色的厚夹克脱掉，露出一件黑色的T恤，看样子又是我没听过的乐队T。
“这件衣服可够难看的。”也许是因为才华不如他产生的自卑感，我总是乐于嘲笑他只会穿黑色。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情绪有点激动，“这是joy division。”他把菜单翻来翻去，很明显没认真在看。
“没听过”，我把菜单抢过来，对他的回答并不感兴趣。
他沉默了片刻：“后朋克乐队，黑暗，冰冷。就像我一样。”
说完我和他都笑了，但气氛很快严肃了起来。
“主唱算是文青偶像了吧，23岁就死了，在厨房里自杀。”
“是因为做的饭太难吃吗？”我想这样接话，但觉得这个玩笑并不妥当，就没开口。
“话说你今年几岁了？”我停下来看着他。
“去年我24，今年25。”他夹起一片羊肉，放到锅里。“我觉得我就是一片涮肉。”
我心想，得了，这位爷又开始了。把舞台交给他吧，我拿出手机，开始刷朋友圈。
“不过我开始拍电影了。”
“什么？”我猛地抬头。
“我开始拍电影了。”
“哈？”听他的语气，不像是在开玩笑。
他像伍迪艾伦电影里，失败的作家碰到投资人时，巴不得把他已经写好的，和正在写的，以及未来三十年他可能会去写的故事，都一股脑塞进投资人肥硕的肚子里。他介绍自己怎么每天下班后自学摄影，研究剪辑软件。他看了麦基的书并且有很多内容想跟我吐槽。还有他一大堆的计划，想拍些什么，以及已经在拍些什么。他说早就受够了日复一日的无聊工作，想要找到自己的价值。
“奥逊威尔斯25岁就已经拍出了《公民凯恩》，明年我就26了，再不去追寻玫瑰花蕾，就要有点来不及了。我得拍出一部长片给你看看。”
“是吗？天天上班还有时间拍电影？我不信”。
“不信咱们打赌呗，明年我一定会交出一部长片！”火锅的热气总是飘过来，遮住他的脸。
我陷入了沉默，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既为他突如其来的转变震惊，又觉得电影这个严肃的理想，在他这最终转化为动力，也是非常自然的事。那一刻，我开始理解，在选择全身心投入电影之前，他内心所经历的迷茫、焦灼、恐慌。

2018年5月琼海
这一年，江峰从工作了四年的银行辞职，真的拍电影去了。
他在上海的编剧朋友李双，带着他和一位摄影师马克，去海南创作一部叫《南游记》的纪录片。因为剧组缺人，他叫我一起去帮忙。但我手头上有几篇稿子还没完成，对方一直在催着我交稿，我玩个游戏都能在steam上收到他们的关心。待我终于忙完工作，到达海南的时候，他们已经快要完成拍摄了。
江峰带我去山上庙里见李双和马克，他俩躺在吊床上，正开展着一场关于东航积分的辩论。
我说有点口渴。江峰去厨房拿了个椰子，像本地人一样，几刀切开，动作熟练。“在上海呆久了，过来真的感觉不一样。就是没有时间，不然想拍个阿彼察邦。昨天还跟李双说，我们要不集资在这里开家迪厅，名字就叫热带疾病。”
“你们的片子进展怎么样？”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快拍完了，但是你知道吗？”他故作神秘地微笑，那样子让我起鸡皮疙瘩。
“除了《南游记》，这次我们还拍了个片，有很多很好玩的内容，这会是一部我导演的片子。”他指着自己，语调中带着明显的胜利意味。
“我不想告诉你这部片子拍了什么，但我想告诉你，它和别的片子都不一样。”
“是吗？”我随口回了一句，望着窗外远处原始的山，想想这里如何变成布景，变成某个粗糙乡野和魔幻现实的电影实验。“你这样讲，我还蛮期待的。”
他没有搭话，远处传来大海低沉的声音。
他转过身去，背后的镜头不断向他的黑色乐队T恤推进，整个画面陷入一片黑色。
放映厅的空调开得很低，音乐还没有停止，稀稀拉拉的掌声和鼾声从黑暗四处传来。
我猛地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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