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

被告人收到一张法院传票，作案现场一片狼藉，警方侦破数条线索，律师的唇舌交战陷入僵局，关键物证浮出水面，真相的衣角被揭开，反转后带来震惊与唏嘘，真相是一个又一个的圈套。

这是一出精彩的法庭破案叙事，它成功地让观众沉浸在破案过程的跌宕起伏中，肾上腺激素指数在反转时达到最高峰。就像1957年的经典庭审片《控方证人》，剥开洋葱一般的真相，观众们高涨的情绪犹如后浪推前浪。可《坠落的审判》并不带来这种效果，被告人甚至也不像沃尔那般歇斯底里。观影时，观众的心情与被告人桑德拉平齐，一切的震惊、紧张、害怕与喜悦被压抑到最低水平，形成一条平静的河流，只惊起涟漪。哪怕在宣判无罪时，也没能激荡成瀑布。

茹斯汀·特里耶是一位智慧的法国导演，她的第四部长篇电影《坠落的审判》实现了“庭审片”的创新，它利用了指控、审判与寻找真相的形式，却将镜头转向关系、人性与情感这些更为幽深难窥的角落，以往犯罪类型电影中非黑即白的线索，成为审判过程中最不可信的“证据”。

更不可信的是，真相的天平彻底坍塌，这部电影的真相并不在坠落本身，它只是借“查明坠落的真相”之名，无时无刻在审判着观众对不同真相的解读，逐渐构建起一座真相的金字塔。

故事发生在法国边境的山村，此时正值冬雪披靡之际，一个男人从阁楼坠落，短暂地砸到门檐后，摔在雪地里。整个过程没有留下太多证据，没有直接见证人，只有三条血渍和坠落的位置。剥离人群的木屋，洗刷线索的飘雪，无济于事的人体测试，导演让这场坠落发生在摸棱两可的处境，将一切可以揭示真相的直接证据都给抹除，暗示着真相的消失。传统犯罪类型故事中真相的“悬置”，在这里彻底成了真相的“缺位”，那么接下来的对真相的一切推测，都不过是某种观点驱使下的虚构。

于是，在法庭上，我们看见一位态度不明的大法官，代表真相走向的大法官在这里形同虚设，真正主导审判过程的，是律师、被告与证人各执一词的辩词，以及戏内与戏外的观众。在这场真相缺位的审判中，辩词是危险的，然而正是这些辩词让戏内戏外的观众产生了“证据”的错觉，从而构建了我们对真相的理解。就像玛尔热在最后时刻对丹尼尔说，真相只是一种决定出来的选择。

一个人所受的精神伤害如何定量？面带微笑、向往未来，与患有抑郁、恐惧失败，能否存在于同一人身上？

一段婚姻关系的亲密程度如何判定？出轨的一方与选择包容的一方，双方的争吵与相互拥抱，法律的天平究竟应该倾倒在何方？

社会中的人如何证实自己“无罪”？忙于工作的母亲，功成名就的妻子，编撰杀人情节的作家，社会人固然带有某种身份，“失职”是否意味着我们随时可能成为罪人？

关于社会人经不起审判这一主题，另一位法国作家加缪，早在20世纪就刻画了一个局外人的形象，母亲去世时不流泪的默尔索，与丈夫坠楼后依旧镇定的桑德拉，同样激起了旁人的反感与质疑，桑德拉的异乡人身份或许还为这种情感加重了一码。在《坠落的审判》中，甚至不经证实，就以“没有人会相信”推翻了“自杀”这一真相的可能。

让我们对这缺位的真相进行重新审判。

真相一，“她杀”。事发当天，桑德拉与学生的采访被恶意的音乐声打断；事发前一日发生的剧烈争执；“恐惧失败”、“为自己打造的牢笼”等从亲密之人口中射出的箭；丹尼尔对母亲回家的恐惧；出轨的妻子；无时无刻都在尝试让观众代入女主角视角的镜头；刻意表现母子的温馨时刻；表现得冷静近乎残忍的女人。这些都能作为“她杀”的证据。

真相二，“自杀”。丹尼尔受伤带来的愧疚感；无法实现的梦想；被生活一地鸡毛困住的家庭主夫；通过狗狗实验被证实的抑郁药物；修房子这一危险设定；妻子的无罪释放；控方律师无理的咄咄逼人；桑德拉无辜的神情与母子间的温馨时刻；丹尼尔从父母双方感受到的爱意、以及他的最后的辩词。这些也能作为“自杀”的证据。

真相三，“意外坠楼”。夫妻双方的长时间厮守；丹尼尔感受到的真切爱意；双方在家庭与工作分配不平等时的屡次妥协调整（搬到乡村与接送孩子）；争吵时的一句“我爱你”与“你是有选择的”；丹尼尔与狗狗对桑德拉的信任；萨缪尔主动牺牲的善良与人性普遍的软弱；导演对新型婚姻关系的温柔探索。这些证据指向被刻意掠过的真相三，“意外坠楼”有可能是最光明也最有力量的真相。

若《控方证人》告诉我们“正义的天平时有偏差”，那么《坠落的审判》则创造了一座稳定的金字塔。各个真相各执一词，真相成了一种基于人生经验做出的选择，构成金字塔的一角。于是，镜头打破了“第四堵墙”，它既审判被告人，又将审判对象指向了观众，而“选择”一词，恰好颇有些存在主义的味道，似乎审判的意义不在于真相，而在于厘清我们的选择本身，好在未来的生活中迎接下一场审判。

宣判无罪后，死亡与疲惫仍旧充溢在雪天的木屋中，就像在约恩·福瑟《一个夏日》中被狂风巨浪席卷的海边小屋，男人消失于夏夜后，女人没有离开大海，她背负着过去选择的真相，直视时间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