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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集全/已完结

托洛茨基

评分：
6.0 还行

原名：Троцкий又名：Trotsky

分类：剧情 /  俄罗斯  2017 

简介： 1940年5月，在墨西哥城郊区，一支穿着警察打扮的墨西哥共产党士兵袭击了俄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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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0-05-06

托洛茨基影评：苏联创业起居注


——斯大林“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记
韩（非）子在《难势》中曾说：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则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
应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释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之也。今云盛而螾弗能乘也，雾醲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醲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螾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也，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故周书曰：“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为炮烙以伤民性，桀、纣得成乘四行者，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车马非异也，或至乎千里，或为人笑，则巧拙相去远矣。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筊，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复应之曰：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今日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吾非以尧、桀不然也。虽然，非人之所得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贤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与楯者，誉其楯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势，此矛楯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駬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失道理之言乎哉！客议未及此论也。【1】
一提到……等等！有人说。接着，又有人说，“斯大林的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此，我说，让我把该说的话先说完！（在我国部分学者以及部分媒体的宣传下）一提到韩（非）子的学说的内容，那一定是“法、术、势三结合”【2】。可是，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了，到底韩（非）子的所谓“法”、“术”和 “势”都有些什么内容呢？
对此，我发现，对韩（非）子所言的“法”的内容倒容易理解。毕竟，商君在秦国的实践（“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3】）已经“帮”韩（非）子解除了“法”的内容上的有效性问题（我们可以从韩——非——子《五蠹》中的那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4】来反向的认知这一点）。所以，韩（非）子在当时只要解决“法”的适应性（“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子之于法……皆未尽善也”【5】），和提倡“法”的执行力（“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6】），与“法”的公开性（“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7】\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8】）即可。
不过，从“术”开始，（韩——非——子学说中的）有些事，就让我有些看不懂了，什么事呢？有人问。事情是这样的，据韩（非）子在《难三》中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而术不欲见”【9】，可（韩——非——子）在《定法》中又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0】。那，这么一通下来，事情就奇怪了！既然，“术不欲见、藏之于胸”，那这“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又是如何办到的呢？在说了“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听上去可点“法”的意思，那既然都有点“法”的意思，那这“术”又是如何“不欲见、藏之于胸”的呢？
当然，这时有人说，所以才是“法、术、势三结合”吗！但是，这看起来不自相矛盾吗！我说。当然，这时有人又说，如若能够进一步的了解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那这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应该是会解开的。那到底韩（非）子所言的“术”到底是个什么样呢？我说。对此，有人会说，要了解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最好看韩（非）子的《内储说上七术》，那里面（最开头）所描述的“七术”（“主之所用也七术……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11】）看起来和符合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实际上，从“七术”的内容来看，这“术”与“法”还真是有些无法完全“甄别”——“七术”中的“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两条最为明显，“众端参观”和“一听责下”则较为模糊——出来，但这种无法完全“甄别”，又不真的是无法，毕竟，这“七术”中的后三条——“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是可以被归类为“纯术”系列的）。
自然，说到这，看起来，这“法、术、势的三结合”也（在加上我刚才引用的韩——非——子的《难势》中提到的“抱法处势”和《扬权》中提到的“权不欲见，素无为也”【12】的话）快要完全呈现在我们眼前了。毕竟，现在看起来唯一的问题只有这“‘法、术、势的三结合’到底是以‘天文学’的形象（以一颗‘恒星’为中心，两颗‘行星’围绕运行）？还是以‘数学’的形象（三角型或金字塔型）出现？”的问题了。但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更难的部分才刚刚出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发现，这“势”是比“术”更难解释的一个存在。要知道，相较于“法”的公开性与“术”（由于从“法”中摄取的“营养”，导致）的半公开性，对“到底什么是（韩——非——子所言的）‘势’？”这个问题，连韩（非）子自己其实也都是有点解释不清的（“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当然，（韩——非——子自己）这种（对“势”的）解释不清也很容易理解。毕竟，当时的韩（非）子还没有读到过恩格斯在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13】
（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韩——非——子所言的“名一而变无数者也”的“自然之势”其实就是“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而“人之所设”的“势”则是后来“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的那种“势”）当然，这时有人又要问（开头那个问题）了，你马克思门徒在这说了这么一大套，那这到底和“斯大林的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列宁遗诏”所引出的四个问题
首先，让我们先来看，列宁（著名的）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1923年3月）的全文：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列宁
1922年12月23日
玛·沃·记录
续一
续记
1922年12月24日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谈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愿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这里可以不谈。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我打算在这里谈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12月25日。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
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
列宁
1922年12月25日
玛·沃·记录
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
莉·福·记录
1923年1月4日
续二
续记
1922年12月26日
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依我看，可以达到双重甚至三重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就愈多，因某种不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把它改造过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对于那些抱着讥讽态度或怀着恶意指出我们机关的缺点的“批评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些人完全不了解现今革命的条件。在五年的时间内要完成机关应有的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革命所处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类型，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查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
列宁
莉·福·记录
1922年12月26日
续记
1922年12月29日
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
我认为，在增加中央委员人数时，还应当、也许主要应当检查并改善我们的毫不中用的机关。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利用高度熟练的专家，而配备这些专家则应该是工农检查院的任务。
如何使这些知识丰富的做检查工作的专家同这些新的中央委员配合起来，这个任务应该在实践中解决。
我觉得，工农检查院（由于它自身的发展，也由于我们对它的发展吃不透）结果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这就是从一个特殊的人民委员部变为执行中央委员的特殊职能的过渡状态，从检查一切的机关变为人数不多但属第一流的检查员的集合体，这些检查员应当得到较高的报酬（在我们这个收费的时代，在检查员直接在报酬较高的机关工作的情况下，这样做是特别必要的）。
如果中央委员的人数适当增加，他们在高度熟练的专家和在各部门都有很高威信的工农检查院成员的帮助下，年复一年地学习国家管理的课程，那么，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地解决我们长期未能解决的这一任务。
就是说，结果是中央委员增加到100人，他们的助手，即按照他们的指示检查工作的工农检查院成员，最多不超过400—500人。
列宁
1922年12月29日
玛·沃·记录【14】
那么，在列举了列宁的这封信之后，我们下面（现在）就来（进一步的）开始（我们的）提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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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自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问世之后，对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各式各样的解读（主要集中在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三方上）就纷至沓来。这里面既有（两个）当事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中，斯大林）的（自我）辩护（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中针对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段著名的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为自己辩护时说，“‘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15】），也有（两个）当事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中，托洛茨基）的（自我）“标榜”（托洛茨基在名著《我的生平》中说，“列宁建议好好地考虑一下斗争的组织方面工作，他拟定建立直属中央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委员会，我们两人都应参加。实质上，这个委员会应该成为摧毁作为官僚主义脊柱的斯大林派系的杠杆，并且在党内创造条件，使我能成为列宁的副手。照列宁的想法是要使我成为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主席的继承人”、“只有联系到这点才能彻底理解所谓遗嘱的涵意。列宁在这里只提了6个人，并字斟句酌地为每个人做了鉴定。毫无疑问，立遗嘱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我领导工作的困难。当然，列宁打算以最小的人事磨擦来达到这个目的。他谈到每个人都极其慎重小心。他给那些实质上是毁灭性的结论蒙上柔和的色彩。同时，十分明确地指出谁是第一把手的人选，同时又用一些限定词来加以缓和，只是在对斯大林的鉴定中，可以听到另一种语调，它在遗嘱最后增补的一节中，完全是毁灭性的”【16】），更有知情者的解读（斯大林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或许是之一的——秘书巴让诺夫后来写回忆录认为“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是要建立‘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制度’，而在这个‘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制度’中‘把托洛茨基摆在第一位\把托洛茨基摆在首要地位’”【17】），和后来人互为矛盾的说辞（例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第一章》中曾称，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托洛茨基的批评甚于对斯大林的批评”【18】。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说，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唯独没对斯大林说一句好话”【19】。莫洛托夫说，“遗嘱里批评了所有人，连他认为突出的人都在内”【20】。一位叫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所写的《斯大林传》中则说，“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显得比任何人好的是……斯大林！’【21】”。而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一句“‘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则又被一些人认为是“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斯大林说得‘好话’【22】”；又如：后来，有些——拥托的——人认为，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就是要让托洛茨基在“集体领导”中当领导【23】。但是，另一些——反托的——人则认为，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被拥托的人歪曲了【24】。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并没有“规定谁来接班”，也并不认为自己——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举的那些人——包括托洛茨基——能当“领导”。所以，列宁的“潜台词”是布尔什维克的“老近卫军”阶层应该自己选出一个“集体领导”来【25】。还有一些人，虽然也觉得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被拥托的人歪曲了，但还是愣得出一个“除了斯大林，没有一个——包括年轻的——马克思门徒注——人列宁可以信赖，让其担任党的领袖的人”【26】）与（这种）彻底的否定（分为两类：一类，以一个叫格雷弗·弗——Grover Furr——的美国教授写的一本中文译名为《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的书——中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列宁最后的几封信，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列宁的‘遗嘱’。故弄玄虚的原因相当清楚：赫鲁晓夫的‘列宁遗嘱’用词，是从列·达·托洛茨基那里照搬过来的”【27】——为代表；另一类，则以那位叫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所写的《斯大林传》中说得“列宁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不会不明白，他的这类信可能根本就到不了党那里。他对所有接班人如此慷慨地分别发表致命的评价，使得这些人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隐瞒这封信。事实果然如此。当美国共产党人伊斯门谈到《给代表大会的信》后，托洛茨基马上宣称：不存在这封‘信’”【28】的话为代表）等等。
不过，（要我说）这些各式各样的解读，都没有注意到（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产生出来的）以下的四个问题，即：
（1）从列宁“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中的话来看，列宁的话是呈“层层递进”（“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形态的。那，这个形态（“层层递进”）中是如何形成的（或曰：既然，“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那为什么——过去忍屎忍尿都可以忍，怎么现在——“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呢？
同时，列宁虽然（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一样都）曾说过“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29】）这样的话，但据斯大林（后来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曾经的秘书（或许是之一的）巴让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的说法，“总书记”这个职位（所在的“书记处”在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内只是一个下级机关，至于“书记处的任务是处理一般性重要问题，或为组织局和政治局处理重要问题作好准备”\“书记处应解决的是一些不特别重要的问题，或者为组织局和政治局处理更重大的问题作些准备工作”【30】。
所以，有一个时期，连在“总书记”这个职位上的斯大林自己也自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秘书’”【31】）在当时的“权力”并不是接近于“无限”，那既然这个后来拥有“无限的权力”的“总书记”的“权力”在当时并不接近于“无限”，那后来“总书记”的“无限的权力”，又到底是怎么得来的（是“斯大林”用自己的“粗暴”弄来的？！还是“总书记”这个职位本身就自带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吗？！并且，从实践上来看，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虽然口口声说，“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这个“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的“无限的权力”怎么就没保住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呢？难道真如子曾经曰过的那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32】吗）呢？
（2）列宁与托洛茨基过去也不是没有争过，那他们（列宁与托洛茨基）争的时候，“白卫”们也不是没有想过乘虚而入（1921年1月25日，列宁在名著《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中的一段话——“据传说，外界把中央内部的分歧说得非常离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已经聚集到（显然现在还在继续聚集到）反对派的周围，他们到处造谣生事，散布极其恶毒的言论，制造流言蜚语，千方百计地诬蔑党，诽谤党，加深党内冲突，破坏党的工作。这是资产阶级（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的政治手法，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怀着强烈的仇恨，而且由于十分明白的原因也不能不怀着这种仇恨。每一个有觉悟的党员，都熟悉资产阶级的这一套政治手法，并且了解它的真正的价值”【33】——就是明证），那怎么到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的“分裂”）这里（列宁）反而要指出“‘白卫’们趁虚而入”（“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的问题呢？
（3）很多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列宁对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等的评价上（这一点，刚才我也多少提到了）。但如果仔细去看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1923年3月）的话，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被很多人忽略了，什么“重要的细节”？有人问。这个“重要的细节”就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而且，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还给这“50人”或“100人”定了标准：“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不要小看了这个“重要的细节”）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一个“串珠子的线”（换句话说，这“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的方案将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整个所有内容——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未来可能的“分裂”，到改组“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和“工农检查院”——给撑了起来）。
不过，也正因为列宁的这个“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方案将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整个（所有）内容（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未来可能的“分裂”，到改组“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和“工农检查院”）给撑了起来，一个问题就来了！那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列宁不像）后来（的）斯大林（那样）弄了个百八十万（1924年5月23日—31日，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结论——5月27日——中称，“学生青年似乎是最可靠的晴雨表。在这个问题上谁是对的呢？似乎又不是反对派。如果看一看我们党在这期间的发展，看一看接收了二十万新党员的事实，那就可以得出结论：晴雨表不应当在学生青年中间寻找，而应当在无产阶级中间寻找；党不应当指靠学生青年，而应当指靠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二十万新党员——这就是晴雨表。反对派在这里又错了”【34】；1927年11月2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党和反对派》——中曾说，“根据统计数字：现在拥护党、拥护党中央的同志有五十七万二千人，拥护反对派的只有三千多人”【35】；1937年3月3—5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和结束语——《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中亦曾说，“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在我们党内从来就不是大的力量。请回想一下1927年我们党内最后的一次争论。这是一次真正的全党投票。当时我们党内共有854000党员，参加表决的有73万党员，其中表决赞成布尔什维克、赞成党中央委员会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党员，共有724000人，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有4000人，即占0.5%左右，弃权的有2600人。没有参加表决的党员123000人。他们所以没有参加表决，或者是因为在旅途中，或者是因为调动工作。如果给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4000票里加上所有弃权的票数（假定他们也是同情托洛茨基分子的），此外再加上没有参加表决的票数（假定不是援例按0.5%计算，而不是按5%计算，就是说，大约有6000党员），那末，这样或那样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总共不过12000党员。你们看，这就是托洛茨基分子老爷们的全部力量”【36】）来给自己“撑门面”呢！？
（4）斯大林虽然自我辩护说，“‘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但当时这“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又是什么呢（不要给我用一些“大词”——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等——来掩盖这个问题）！？
同时，既然（斯大林说，）“‘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那为什么后来斯大林（自己）却在（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1937年2月11日——记载，斯大林在谈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反托洛茨基运动的决定”的时候，斯大林自己曾（总结出五点“决定”，那在这五点“决定”中）“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有一点恰恰就是）说“不要让‘欧洲工人’知道‘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吵’是‘因为斯大林脾气不好’”（“你们不要总结说，欧洲工人以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吵，因为斯大林脾气不好”）【37】呢？
那么，怎么来解释这四个问题呢？有人问，对此，我说，要想解读这四个问题，说起来也容易。就先从“斯大林太粗暴”的成因与表现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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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自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言的“斯大林太粗暴”之后，关于“斯大林太粗暴”的成因与表现的各式各样的解读也是层出不穷（例如：布哈林的老婆后来写回忆录说，布哈林说过斯大林“嫉妒心很强，报复心理也很强”【38】；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说，斯大林曾在“1927年一个夏夜”亲口对“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说过所谓的“复仇快感”。然后，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又将这一点化为“斯大林之所以决定剪除老布尔什维克。其恶根在于……他要报他们不趋附他的政治路线之仇，要报他们坚持执行列宁遗嘱之仇，因为遗嘱建议撤销斯大林的党中央总书记之职”的话【39】；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说，斯大林的“残忍并不总是意味着他对那些他粗暴对待的人怀有恶意”【40】以及斯大林——后来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曾经的——或许是之一的——秘书巴让诺夫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得“斯大林的粗暴是一种天性，是出自文化低下”\“谈谈斯大林的粗暴。它是一种自然的表现，源出于他的文化水平低”【41】的话）。
但是，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1927年10月23日）中针对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段著名的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而为自己辩护的话（“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让这些解读都变得暗淡无光了。
不过，我后来发现，要破斯大林的这个逻辑（“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也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听到斯大林这话的时候）发现，（我首先想到的便是）三国时蜀汉所遇到的一些内部状况，什么意思？有人问。对此，我说，（虽然，现在的后世人中有将刘备发动夷陵之战的理由——为“关羽报仇”——“初，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先主既即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42】——解释为就只是一个“理由”【43】，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刘备发动这个被后来人——易中天先生——评为是“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兵败，地动山摇”【44】的夷陵之战前关、张的先后身死——关：“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45】；张：“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疆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46】——与“粗暴”——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关、张时说，‘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47】——引起的内讧也是有关的——甚至，同一时期出现的刘封与孟达之间的争斗——“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48】，以及——特别是——后来杨仪与魏延的内讧——“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49】——导致的这两个人先后的身死【50】——杨仪与魏延分别被《三国志》评价为“‘仪性狷狭’【51】和‘延……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52】——看起来也有点这个意思。因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如若）说，（“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蜀汉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可以用诸葛亮的“汉室可兴”——《隆中对》——或“兴复汉室”——《出师表》——【53】来形容的话）。（我们要看到）但“粗暴”却的的确确的妨碍到了蜀汉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可以用诸葛亮的“汉室可兴”——《隆中对》——或“兴复汉室”——《出师表》——来形容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在来细品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段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或许就有一番别样的滋味了（换句话说，不管——由于，这其中牵扯到一系列的哲学问题——例如：理论与实践——故对——它斯大林当时到底抱持一个什么样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在这里无法详细论述，但以后我们还是会详细论述到的，“粗暴”都是斯大林——并且是一个能够对“政治路线或立场”产生影响——的“缺点”——实际上，后来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已经将这一点说得——“列宁在其‘遗嘱’中强调指出，斯大林的诸多缺点中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粗暴。这一断定是不无根据的。粗暴的确是斯大林内在的本质特点。他不仅对人粗暴，而且把这一恶习贯穿到一切行为之中。甚至那些从政治角度来看对国家是合理和必要的政策，经他一执行，也会由于他的粗暴而变得弊多于利”【54】的话——再清楚不过——而且，从这“清楚”中——不但可以听到子曾经曰过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可以听到我之前引用的韩非子所言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等等——了）！
当然，这时可能会有人说了，你马克思门徒在这，一会又是引韩（非）子的话，一会又联（想）系三国故事——而且，就算说，韩（非）子的话是（并且，这个）旧时的理论（与旧时政治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演化相关），那你马克思门徒引三国的实践（故事），好像也有点（至于，什么）问题（虽说不上来，但还是怪怪的）吗！对此，我说，要是有人真这么觉得，那我也没办法！但有些事却未必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对此，我觉得，列宁当时所写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且听下回分解。
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典型的俄罗斯官僚”
首先，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原文：
续记
1922年12月30日
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
夏天，当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病中，后来，在秋天，我寄极大希望于自己的康复和十月全会和十二月全会使我有可能来过问这个问题。然而，不论十月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还是十二月全会，我都没能出席，因而这个问题几乎完全绕过了我。
我只是同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过一次话，他从高加索回来，向我谈了这个问题在格鲁吉亚的情况。我还同季诺维也夫同志交谈了几句，向他表示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忧虑。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他是中央委员会派去“调查”格鲁吉亚事件的委员会的领导人）说的情况，我只能感到莫大的忧虑。如果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这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告诉我的，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可见，整个这个“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象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
有人出来为这种措施辩护，说直接涉及民族心理、民族教育的人民委员部都已划出去了。但是，这就出现两个问题：是否能把这些人民委员部完全划出去；其次，我们是否已经关怀备至地采取措施来真正保护异族人免遭真正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之流侵害呢？我认为，我们并没有采取这些措施，虽然我们是能够而且应该采取这些措施的。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我还担心，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他的整个委员会是否不偏不倚，这在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说明。我想，这种俄罗斯式的动手打人行为是不能用受到任何挑衅甚至侮辱作辩解的，而捷尔任斯基同志无法补救的过错就在于他对这种动手打人行为采取了轻率的态度。
奥尔忠尼启则对于高加索的其余所有公民就是权力。奥尔忠尼启则无权发怒，尽管他和捷尔任斯基借口说是被别人激怒的。相反，奥尔忠尼启则必须克制自己，而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尤其是一个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普通公民倒不是非克制自己不可的。要知道，从实质上说，社会民族主义分子就是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公民，而且从这种指控的全部情况来看，也只能这样认定。
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怎样理解国际主义？
列宁
1922年12月30日
玛·沃·记录
续记
1922年12月31日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续）
我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指出过，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
对于第二种民族主义，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察觉。只要回忆一下我在伏尔加河流域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人是怎样蔑视异族人的；把波兰人都叫作“波兰佬”，嘲笑鞑靼人为“王爷”，乌克兰人为“一撮毛”，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异族人为“蛮子”。
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只不过是象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
对无产者来说重要的是什么呢？对无产者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为此需要什么呢？为此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为此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
我想，对于布尔什维克，对于共产党人，这是用不着再作详细解释的。我想，这一次在对待格鲁吉亚民族方面，我们有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我们要是以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处理问题，就必须采取非常谨慎、非常客气和让步的态度。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事情的这一方面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地随便给人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那么这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利益，因为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因为“受欺侮”民族的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对破坏这种平等更敏感的了，哪怕是自己的无产者同志出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而破坏这种平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团结以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对待民族问题无论何时都不能拘泥形式，而要时刻考虑到被压迫民族（或小民族）的无产者在对待压迫民族（或大民族）的态度上必然有的差别。
列宁
玛·沃·记录
1922年12月31日
续记
1922年12月31日
在目前形势下应当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呢？
第一，应当保留和巩固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这一措施是不可能有怀疑的。我们需要它，正如全世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需要它来同世界资产阶级作斗争，来防备世界资产阶级的阴谋一样。
第二，就外交机关而言需要保留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顺便指出，这个机关在我们国家机关中是一个特别的机关。我们没有让任何一个在沙皇旧机关里有点影响的人进入这个机关。这个机关里面全部有点权威的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因此，这个机关已经取得（可以这样大胆地说）可靠的共产主义机关的称号。它在极大程度上清除了沙皇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旧机关工作人员，而这是我们在其他各人民委员部中只好凑合利用的那些机关不能相比的。
第三，需要处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以儆效尤（谈到这点时，我深感遗憾，因为我本人是他的朋友，在侨居国外时同他一道工作过），并要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的全部材料，以便纠正其中无疑存在的大量不正确的地方和不公正的判断。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
第四，在加入我们联盟的其他各民族共和国中使用民族语言这个方面应制定极严格的规章，并对这些规章进行非常认真的检查。毫无疑问，在我们的现有机关的情况下，我们这里将有人借口铁路业务统一、国库统一等等而干出大量真正俄罗斯式的胡作非为的事情。同这些胡作非为现象作斗争，必须特别机智，不消说参加这一斗争的人要特别真诚。这里要有一个详细的法典，这个法典只有居住在该共和国内的本民族的人才能够比较成功地拟定出来。而且决不应事先保证，由于做了这些工作，在下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不会退回去，也就是说，只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在其他方面恢复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
应当注意到，拿莫斯科和其他中心城市来说，各人民委员部的分散及其工作不协调的影响，是能够靠党的威信在相当程度上加以克服的，只要十分谨慎和公正地运用这种威信。由于各民族机关和俄罗斯机关没有统一起来而可能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害，比起那种不仅给我们，而且给整个国际、给继我们之后不久即将登上历史前台的亚洲几亿人民造成的损害要小得多。如果在东方登上历史前台的前夜，在它开始觉醒的时候，我们由于对我们本国的异族人采取哪怕极小的粗暴态度和不公正态度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威信，那就是不可宽恕的机会主义。必须团结起来反对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方帝国主义者，这是一回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用说，我是绝对赞成这些措施的。要是我们自己即使在小事情上对被压迫民族采取帝国主义态度，从而完全损害了自己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原则上的真诚性和自己维护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原则态度，那又是一回事。而世界史的明天，将是这样一个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将彻底觉醒，并开始争取自身解放的长期艰苦的决定性的战斗。
列宁
1922年12月31日
玛·沃·记录【55】
当然，这时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列宁当时所写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或许对进一步诠释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到“斯大林太粗暴”的命题（因为，列宁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中说了“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的话）有一定的帮助（而且，后来人中也有人是这样认为的【56】），但对阐述（你马克思门徒所引用的）“三国的实践（故事）”又有什么帮助呢？对此，我说，其实，不管是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还是这篇（列宁当时所写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里面也都有一个相通的“点”存在，什么“点”呢？有人又问。对此，我说，这个“点”就在列宁的这两篇文章（给代表大会的信和《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中提到的“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的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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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1935年，蒋廷黻在赴苏考察期间，与苏联的历史学家有过这样一番对话（被蒋廷黻记载在了自己的回忆录中）：
“[我和苏联历史学家谈过很多次。他们告诉我斯大林对各校所用的历史教科书不满意。他抱怨书中没有内容。年轻的一代，用这种书训练，要他们明了每件事都是资本家压迫工人。为什么拿破仑要进攻俄国？是法国资本家为了要利用俄国的工人，才促使拿破仑进攻的。蒙古人为什么要进攻俄国？是因为蒙古资本家要寻找原料、市场和劳工。罗马人为什么要压迫犹太人？是因为罗马资本家的工厂想要利用犹太的工人。历史课程经过如此教条式的编写，使俄国年轻人对彼得大帝和凯塞琳大帝的成就毫无所知。他们不知道此一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是什么时候、如何建立的。他们告诉我说斯大林对空谈已经感到不耐烦……]”【57】
那对蒋廷黻记载的这番对话（进行讨论之前），我先说一个（关于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问题，那就是列宁在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曾经给“帝国主义的历史内容”下过的这样一段“定义”：
“[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象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就是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58】
当然，这个“定义“还包括列宁在《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和《论修改党纲》（1917年10月19—21日——公历）中给这个“帝国主义的历史内容的定义”增加了的这样两大段“补充”：
“[例如，英法两国为了争夺殖民地打过七年战争，也就是说，进行过帝国主义战争（这种战争无论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和原始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还是在现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可能发生）。法国被打败，并且丧失了自己的一部分殖民地。几年以后，又发生了北美合众国反对英国一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法国和西班牙当时自己仍占据着今天美国的某些部分，但出于对英国的仇恨，也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却同举行起义反对英国的合众国缔结了友好条约。法军同美军一起打英国人。我们看到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竞争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附带因素，这同我们在1914—1916年战争中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奥塞战争中，民族因素同决定一切的帝国主义竞赛相比，没有多大的意义）。……]”【59】
“[表现为生产过剩或‘商品滞销’（如果索·同志硬要不用‘生产过剩’这几个字的话）的危机，仅仅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现象。而战争呢，也是奴隶经济制度和农奴经济制度所固有的现象。帝国主义战争在奴隶制基础上也发生过（罗马同迦太基的战争，从双方来看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在中世纪和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也发生过。凡是交战双方在战争中压迫别的国家或民族，为了分赃、为了‘谁该多压榨一些，或多掠夺一些’而厮杀的战争，都不能不叫作帝国主义战争。
如果我们说，只有最新的资本主义，只有帝国主义才带来帝国主义战争，这就正确了，因为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前一阶段即自由竞争阶段，或者说垄断前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主要是民族战争。但是，说资本主义的前一阶段根本没有帝国主义战争，这就不对了，这样就是忘记了‘殖民战争’，这种战争也是帝国主义战争。这是第一点。]”【60】
那么，当我们对“列宁给帝国主义的的历史内容下的‘定义与补充’”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我想，对苏联“历史课程”中的这个所谓的“教条式的编写”就应该有一定的“同理心”了吧！或者，说得更详细一些，将这些苏联“历史课程”中的（这个）所谓的“教条式的编写”的名词（“资本家”和“工人”）多少去掉一点（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9月23—27日——公历——中——当时对“拿破仑”已经下过结论——说，“18世纪末，法国在物质方面即生产方面的革新是同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革新，同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当时民主派还没有同无产阶级分开，无产阶级几乎还同民主派融合在一起），同向一切反动势力宣布的无情战争联系着的。全体人民，特别是群众即各被压迫阶级，都充满了无限的革命热情；大家都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战争，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革命的法国抵御了反动君主制欧洲的侵犯。不是在1792—1793年，而是过了很多年，在国内反动势力取得胜利以后，拿破仑的反革命专政才把法国进行的战争由防御战争变成了侵略战争”【61】了！故可以不用去掉），换成“地主、奴隶主”和“农奴、奴隶”（对罗马人和犹太人，我虽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来加以佐证，但——对蒙古人——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中对蒙古帝国治下蒙古人的富足状态的描述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
“[成吉思汗出现前，他们没有首领或君王，每一部落或两部落分散生活，彼此没有联合起来，其中时时发生战斗和冲突。他们有些人把抢劫、暴行、淫猥、酒色（fisq va fujūr）看成豪勇和高尚的行为。契丹汗经常向他们强征硬索财物。他们穿的是狗皮和鼠皮，吃的是这些动物的肉和其他死去的东西。他们的酒是马奶，甜食是一种形状似松的树木所结的果实，他们称之为忽速黑（qusuq），在当地，除这种树外，其他结果的树不能生长；它[甚至]长在一些山上，由于气候极冷，那里找不到别的东西。他们当中大异密的标志是：他的马镫是铁制的；从而人们可以想像他们的其他奢侈品是什么样了。他们过着这种贫穷、困苦、不幸的日子，直到成吉思汗的大旗高举，他们才从艰苦转为富强，从地狱入天堂，从不毛的沙漠进入欢乐的宫殿，变长期的苦恼为恬静的愉快。他们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彼等喜爱之山珍海味，彼等选择之果品。’饮的是‘麝香所封之（醇酒）。’所以情况成了这种：眼前的世界正是蒙古人的乐园；因为，西方运来的货物统统送交给他们，在遥远的东方包扎起来的物品一律在他们家中拆卸；行囊和钱袋从他们的库藏中装得满满的，而且他们的日常服饰都镶以宝石，刺以金缕；在他们居住地的市场上，宝石和织品如此之贱，以致把它们送回原产地或产矿，它们反倒能以两倍以上的价格出售，而携带织品到他们的居住地，则有似把香菜子送至起儿漫（Kerman）作礼物，或似把水运到瓮蛮（Oman）作献纳。此外，他们人人都占有土地，处处都指派有耕夫；他们的粮食，同样地，丰足富余，他们的饮料犹如乌浒水般奔流。
经过这种日益幸运的显赫局面，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威风凛凛的庇护下，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丰衣足食。至于别的部落，他们的事情也得到妥善安排，他们的命运也牢牢确定。凡是[从前]购置不起一张棉絮床的人，今天可以一次跟他们做三、五万金巴里失（balish）或银巴里失的生意。现在，巴里失值五十个金的或银的密思合勒（misqal），约等于七十五个鲁克尼（rukni）的那（dinar），其金位为三分之二。]”【62】——ps：志费尼的这段话多少让我联想起托洛茨基的名著《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六章》中评价英国资本主义的一段话——“英国至少有好几个世纪让自己支配。它是资产阶级文明的先驱。它没有处在外族的压迫之下，相反它把越来越多的其他民族置于自己的压迫之下，它剥削整个世界。这种境况缓和了国内矛盾，滋长了保守主义，促使大量脂肪以大地主寄生阶层、君主政体、上院与国家教会的形式稳定地沉积下来了。由于英国资产阶级发展与众不同的历史特权，因此与弹性结合起来的保守主义也就从制度发展成了风尚”【63】——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在这里不能将托洛茨基这段话说得更详细，只能指出这样一点，即：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公认“‘英国资产阶级的历史特权’已经转到了美帝的手里”，那这就是“启下”。那，这么说来，则“英国资产阶级的”这个“历史特权”也就有了“承上”的可能，那这个“上”到底是谁呢？）也是可以的。
自然，这时有人可能会问了，这与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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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中说：
“[……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64】
那对斯大林这话，起初我（才疏学浅的时候）一读到，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来当我（后来）又重读了一遍（斯大林的这段话）之后，（我）却越来越觉得（这其中有些个）不对味！怎么个不对味呢？有人问。对此，我说，我为什么会觉得越来越不对味呢！我想，我就是不说，很多人应该也明白（或者，我就是说，也要用袁崇焕反驳皇太极所引努尔哈赤“七大恨”的话——“往事七宗，大王所抱为长恨者，不佞宁忍听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穷究根因，我之边境细人与大王之不良部落，口舌争竞，致起祸端；作孽之人，即逭人刑，难逃天怒。不佞不必枚举，而大王亦所必知者也。今欲一一辨晰，恐难问之九京。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大王并忘之也。然大王十年苦战，皆为此七宗；不佞可无一言乎！今哈达、叶赫安在？辽河东西死者宁止十人，仳离者宁止一老女；辽沈界内之人民已不能保，宁问田禾！是大王之怨已雪，而意得志满之日也，惟我朝难消受耳”【65】——来形容）！
当然，说到这，我想，很多人应该也看出来了，斯大林的此种说法（“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分明是在“美化、淡化”沙俄封建制度造成的灾难（特别是日俄战争，列宁在《五一节》——1904年4月15日——公历——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的人民在自己的国家里正在遭受穷困和大批地饿死，而有人却驱使他们进行一场毁灭性的毫无意义的战争，以掠夺几千里以外别国人居住的土地。我们的人民正在遭受政治奴役，而有人却驱使他们进行战争，以奴役其他民族。我们的人民要求改造国内的政治制度，而有人却用世界另一端的隆隆炮声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沙皇政府还在野心勃勃地进行赌博，罪恶地耗费人民的财产，把大批青年送到太平洋岸边去当炮灰”【66】），而（斯大林）这种对沙俄封建制度和对沙俄封建制度造成的灾难的“美化、淡化”（其实，后来到了1941年11月7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检阅红军时的演说的最后说得这样一段话：
“[……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67】
那，每当我读到斯大林的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在想了！这些沙俄的封建的王公贵族与官僚将领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在1941年11月7日全都——在“鼓舞”莫斯科红场上的苏联红军的情况下——“集结”在了“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下，难道这列宁当时就是个“幡”！而它斯大林——当时的——现在也正在“打幡”？或者，难不成这就是斯大林——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说的——所谓的“列宁是整个大海、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68】！）恰恰是（斯大林）对列宁主义（思想）的反动，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从（斯大林1931年2月4日说的话与）列宁（1914年12月12日——公历）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中说得三段话（有冲突）就（能看出来）是明证：
“[我们大俄罗斯的觉悟的无产者是不是没有民族自豪感呢？当然不是的！我们酷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竭尽全力把祖国的劳动群众（即占祖国人口十分之九的人）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自觉生活的程度。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丽的祖国而感到无限的痛心。我们感到自豪，因为这些暴行在我们人民中间、在大俄罗斯人民中间引起了反抗，因为这些人民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七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因为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1905年创立了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因为大俄罗斯农夫当时已开始成为民主主义者，开始打倒神甫和地主。
我们记得，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个世纪以前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大俄罗斯人中的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奴隶（沙皇君主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想起这些话的。然而我们认为这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当时这种革命性是没有的。现在这种革命性虽然还少，但是已经有了。我们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产生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给人类做出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而不只是大规模的蹂躏，大批的绞架和拷问室，普遍的饥荒，以及对神甫、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献媚的极端奴才相。
我们满怀着民族自豪感，正因为这样，我们特别痛恨自己奴隶般的过去（当时地主贵族为了扼杀匈牙利、波兰、波斯和中国的自由，经常驱使农夫去打仗）和自己奴隶般的现在，因为现在这些地主在资本家协助下又驱使我们去打仗，去征服波兰和乌克兰，镇压波斯和中国的民主运动，加强那败坏我们大俄罗斯民族声誉的罗曼诺夫、鲍勃凌斯基和普利什凯维奇匪帮的势力。一个人决不因为生下来就是奴隶而有任何罪过；但是，如果身为奴隶，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还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辩护和粉饰（例如，把压迫波兰和乌克兰等等的行为称作大俄罗斯人的‘保卫祖国’），那就是理应受到憎恨、鄙视和厌弃的下贱奴才了。]”【69】
不过，（我发现）“斯大林对列宁主义（思想）的反动”还只是（斯大林）在这方面（对沙俄封建制度和对沙俄封建制度造成的灾难的“美化、淡化”）最轻的“罪”行，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像列宁（1914年12月12日——公历）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中说得三段话所言的那样（例如：“我们记得，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个世纪以前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大俄罗斯人中的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奴隶（沙皇君主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想起这些话的。然而我们认为这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当时这种革命性是没有的。现在这种革命性虽然还少，但是已经有了。我们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产生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给人类做出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而不只是大规模的蹂躏，大批的绞架和拷问室，普遍的饥荒，以及对神甫、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献媚的极端奴才相”），这个问题与阶级斗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斯大林的此种行为（对沙俄封建制度和对沙俄封建制度造成的灾难的“美化、淡化”）就不仅仅只是在给“列宁主义（思想）抹黑”。而且，还是在变相的消灭（当然，这得——斯大林——那时）苏联（还有）“革命阶级”的“革命性”，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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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也就是在八月风暴行动（1945年8月9日—9月2日【70】）行将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在《告人民书》中说：
“[……1904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71】
那（对斯大林这话——按说过去列宁已经给沙皇俄国定过性——“军事封建帝国主义”【72】——了，但偏偏斯大林要在这里“捋着胡子坐摇篮\小蝌蚪找妈妈围着甲鱼转——装王八孙子！”），我们要问了，在布尔什维克的“老一辈”中是谁！把“1904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当成“一个污点”呢！是列宁吗！？好像（刚才已经证明根本）不是！为什么？因为，1905年4月12日（公历），列宁在《法国和俄国的“贿赂”之风》一文中曾说：
“[……俄国官僚在日俄战争中‘赚’了多少钱，——单是在德国把远洋轮船卖给俄国这项交易中，就有多少钱落入了彼得堡各部官员们的腰包！人民的灾难就是军火商人和贪官污吏的金窖。]”【73】
啊哈！（放大一点看）原来，在沙俄的“老一辈”中，（我想）也就只有沙俄的“军火商人和贪官污吏”们（说不定）会将“那次失败”当成是一个“污点”（我现在找到的一些沙俄贵族地主阶级对日俄战争的看法有些自相矛盾——例如：维特伯爵写回忆录说，普通群众并不支持发动这场战争【74】。而玛丽亚·帕芙洛娃公主的回忆录则说，普通群众起初支持发动这场战争到沙俄内部出——还不是1905年革命的那种乱子，而更多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那种——乱子的地步【75】。不过，考虑到后来库罗巴特金对维特的指责【76】，则它们——沙俄贵族地主阶级——之间的推诿扯皮还是很明显的）了！
不过，这时有人可能会说了，在沙俄的“老一辈”中除了“军火商人和贪官污吏”之外，也有普通群众（例如：叶廖缅科夫元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说，“不久前结束的俄日战争使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和愤怒。马尔科夫卡有许多不同年龄的男子被征去当兵。每个家庭都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有关自己亲人命运的消息。并不是所有人都回了家。但那些回来的人大部分都已经残废，意志消沉。他们对战争的叙述引起了人们对沙皇的愤怒和仇视”【77】）和普通军官（例如：前苏联驻我国大使的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自己的回忆录中回忆自己的老子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一个中级军官家庭的“小儿子”【78】——的时候，曾说，“父亲参加过多次战斗。他目睹了战争的恐怖。他特别心痛地看到士兵和军官的英雄主义无法挽回由于指挥无能、火力薄弱和弹药与粮食等等的不足而失去的一切。对父亲来说，这是他参加的第一次战争”【79】）会把“那次失败”当成是一个“污点”。所以，斯大林当时的这些话的确是说给苏联的的军队或苏联的普通群众听的。对此，我说，的确，从浅层次看，（我刚才所列举的）斯大林当时的这些话的确是说给苏联的的军队或苏联的普通群众听的。但是，这个普通群众和这个普通军官都是些什么人（或阶级）呢！显然，一个是农民，一个则是后来政治上的“两面人”（前苏联驻我国大使的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自己的回忆录中回忆自己的老子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的时候，还曾说“自己的老子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起初入的是布尔什维克，后来因为与列宁的政见、理念不和，于是就退出了布尔什维克，加入了孟什维克。不过， 1923年则又重回了布尔什维克”【80】），那这两种（或阶级）人就很值得说道说道了：
首先，我刚才（之前）所列举的也只是斯大林自己在主观上（在这方面——“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些自供。而当时（一些）人（在主观上形成的客观上）观察到的斯大林自己在这方面（“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行为的材料（例如：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红色的战略·中国红军和苏维埃战略》中曾问，“关于中国新疆的问题怎样呢？苏联是否准备并入这个区域作为缓冲国，象收回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的以前帝俄部分的土地一样呢？”【81】。而埃德加·斯诺的朋友、法国记者K·S·卡罗尔在《毛泽东的中国·中国与世界·中央帝国的边界》中则更是一针见血的说，“1941年，当斯大林突然之间要利用俄罗斯的爱国主义（看来不是苏联的爱国主义）时，当他开始赞扬沙皇将军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丰功伟绩时，他等于在心里承认了：在德国的入侵面前，俄罗斯民族主义似乎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更有用。这一转变后来使俄国（还有外国）共产党人在信仰面前出现了麻烦，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即使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斯大林也不认为有必要回到从前的理论上去。他在1949年5月克里姆林宫宴会上那篇著名的祝酒词中说：‘为大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和光荣干杯’，这就引起一场新的歌颂俄罗斯文治武功的运动，它使苏联的少数民族感到不快，也使人民民主国家感到不满。譬如你如果要求波兰人纪念一位屠杀华沙条约的苏沃洛夫式的俄国将军，那会真正是强人所难”【82】）虽也有不少，但那个“不少”中有些就有点转向“对（苏联）内”（例如：指出“将列宁遗体弄成木乃伊是封建俄罗斯的文化传统”的并非只有托洛茨基与布哈林【83】，还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第一章》中所言“将列宁遗体弄成木乃伊是封建俄罗斯的文化传统”的逻辑却是“大部分人仍旧是农民的俄国人民会被一个圣所和‘有着永不败坏的肉体的圣人’所感动”【84】；纳粹特工舒伦堡在同两个——“一个是参谋部军官，另一个是班长。他们两个人都来自莫斯科，一个是职业军人，另一个在当兵以前是水利工程师”——“一九四一年八月被俘”于“布良斯克”的苏联战俘进行“一次活泼而有趣的谈话”的时候，并且，据舒伦堡后来子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这两个俄国人区别很大。那个军官是一个有训练的辩论家，一个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另一个只受到了俄国制度的普通影响，以一种健康的现实主义承认它有许多缺点”——那个“想法比较淳朴”的苏联战俘——对舒伦堡——说，“俄国全国当时正在掀起一阵民族感情的浪潮，《库图佐夫》、《伊万·苏萨宁》和《伊戈尔王子》这样的剧本已经在莫斯科重新上演，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85】——ps：这里有一个旁证，那就是哈罗德·麦克米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刊载的“1932年访苏期间，在哈罗德·麦克米伦与其母的通信中”的“1932年9月6日寄自伏尔加河上（在萨马拉和萨拉托夫之间）”【86】的信中记载的访苏游历列宁格勒的时候，哈罗德·麦克米伦的一次观摩“歌剧《伊戈尔王子》”的经历——“八点我们去看歌剧《伊戈尔王子》。这出戏演得非常好，尽管还没有（我相信）达到莫斯科的水平。据我看来管弦乐队是很好的，舞台布景好极了。歌剧院是一所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当然是旧政权时代的），其大小和英国特鲁利街的剧院差不多。……剧院挤得满满的。我们坐在正厅后座上。观众中似乎有一半是无产阶级，一半是政府工作人员或技术工人。他们聚精会神，似乎认真地欣赏这次歌剧的演出。我想工会是买的集体票，他们的票价特别便宜，其他的票价为三卢布到十二卢布”【87】；托洛茨基在名著《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四章》中评价“尼古拉二世的用人方法”时曾称，“尼古拉总是怀着敌意防备一切有才能的和影响大的人物。只有在置身一群十足无能与弱智的人当中，在伪君子与大脑有缺陷的人当中，他才会感觉良好，因为在这种场合，他无须仰视他们”【88】。而尼古拉二世的这个“用人方法”就恰恰被苏联官僚——斯大林——给继承了，何以见得呢？安德烈·纪德在《答客难·九》中说，团结在斯大林周围的“不是有价值的人，而是那些吮痈舔痔者流”【89】；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在斯大林的政治局中，几乎全是些文化不高又缺乏教养的平庸之辈”【90】；美国当代职业外交官查尔斯·波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继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的才智急遽下降”【91】；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贝利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有人正确指出：几十年来苏联领导人的智能潜力一直在下降。这是真实的。今天将斯大林与赫鲁晓夫、契尔年科或戈尔巴乔夫等人相比也许有些可笑”【92】；那四个留苏学生在《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第六章》中也说，“斯大林没有培养革命的接班人”【93】）了！所以，也无怪乎！美国职业外交官查尔斯·波伦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斯大林的大清洗”时说：
“斯大林的清洗几乎将共产党内继承列宁传统的、具有西方文化基础的知识分子消灭殆尽。目前莫斯科政权几乎百分之百地扎根于俄罗斯传统”【94】。
不过，也因为美国职业外交官查尔斯·波伦这么一说，一个问题就产生了，那就是“斯大林的清洗”的确“几乎将共产党内继承列宁传统的、具有西方文化基础的知识分子消灭殆尽”（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中，斯大林——就曾称，“我们党内在国外侨居过的人已经剩下很少了。这样的人在二百万党员中只占一二百人。在七十个中央委员中几乎只有三四个人是在国外侨居过的”【95】。那，要“清洗”这“一二百人”——这“一二百人”中就已经包含了这“三四个人”——还不是小菜一碟！），但为什么斯大林在大清洗的前后却又对“西方文化”崇拜之极（1924年的4月与5月，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曾宣称，“列宁主义的作风就是”把“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在工作中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的”【96】，而到了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中不但又重复了一遍——当然，这个逻辑——稍稍有些变形，但也没——变——太多的——形——“我们尊重美国在各方面——在工业、技术、文学和生活方面的求实精神”、“虽然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但是那里工业中的风气和生产中的习惯有一些民主主义的东西” 【97】）呢？
其次，苏德战争初期，（按纳粹德军下层士兵的回忆）苏联的普通老百姓中（有人）曾对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军队摆出过“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礼”【98】。不过，可能由于纳粹德军上、下层之间有“温差”。所以，纳粹德军上层的回忆（例如：古德里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苏联人民对德军的态度”的时候，引用了一个“古德里安自己在奥廖尔时遇见的一位沙皇时代的老将军的话”——“假如你们早来20年，我们一定会热情欢迎你们，但是现在已太迟了。现在我们刚刚站稳脚根，而你们来了，你们要让我们倒退20年，于是我们一切又要从头开始。现在我们是为了俄罗斯而战，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才会团结一致”【99】。而艾哈德·劳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直接了当的说，“在撤退的时候苏联人毫不犹豫地焚毁了城市和村镇，看起来我军在这些地方搞不到一点东西（这也就是斯大林宣称的‘焦土’政策）。我军一路所过之地看到的只有焦土和废墟，所以很多时候大一点的司令部实在找不到可以落脚的地方”【100】）就与纳粹德军下层有所不同了。不过，不管纳粹德军上、下层之间是否真的有“温差”，也不管纳粹德军上、下层（后来）说得（这些）是不是真的。但是，有（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解套了），我们还是要记住的，那就是斯大林在苏德战争爆发初期在莫斯科市发布的第130号国防人民委员命令（1942年5月1日）中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有人说，德国法西斯分子是欧洲文化的代表者，他们进行战争是为了把这种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去。这当然是谎话。……]”【101】
当然，（如若从纳粹德国——希特勒——的事——史——实——例如：犹太人大屠杀——来看，则）在苏联，有这种思想倾向（“德国法西斯分子是欧洲文化的代表者”）的“人”的确是在说“谎话”（不过，如若考虑到，在苏联，有这种思想倾向——“德国法西斯分子是欧洲文化的代表者”——的“人”若是与纳粹德国——希特勒——“臭味相投”——例如：埃德加·斯诺在《复始之旅·大河彼岸·亲爱的总统先生》——将记述有“1944年访苏经过”的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信——中说得“苏联的‘反犹太主义情绪有了蔓延。就在一年以前，还很少听到有人发表反犹太言论，我也不曾听见过犹太人抱怨种族歧视。现在这样的现象却比比皆是。有的人担心，在大学、科学界和各种专业中正在恢复沙皇时代那种老的限额制之类的东西。我听到一些俄罗斯人说，犹太人总是找种种借口逃避上前线，当俄罗斯人在前方打仗的时候，犹太人却留在后方搞投机，说犹太人奸诈狡猾，等等。他们居然对一个外国人说这些话，这说明了他们是多么地当真。人们认为这是希特勒在俄国沦陷区所进行的宣传的影响，还有战争时期的民族主义，使得俄国人的种族意识比俄国革命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102】——的话，或与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中所言的——“美国是一个没有地主、没有贵族的‘自由移民者’国家。因此，美国在生产中的风气是健全的和比较朴实的。我们的工人和经济工作人员到了美国，立刻就看出了这个特点。他们带着某种愉快而惊奇的心情说，在美国，在生产过程中很难从外表上把工程师和工人区别开来。这当然使他们很高兴”【103】——那样——ps：哈罗德·麦克米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刊载的“1932年访苏期间，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与其母的通信中”的“1932年9月3日寄自‘合作号’客轮”的信中记载“看到俄国人从德国大量购买钢铁和机器设备，使我感到烦恼。德国正借给俄国我们所拒绝的比较长期的信贷”【104】，则这个“谎话”对这些“人”——或阶级——来说，就未必是个“谎话”了！）。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要问了，在苏联，到底是什么“人”（或阶级）在“传播”这样的“谎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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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中在回答埃米尔·路德维希提出的“列宁在国外侨居过多年。你在国外住的时间却很短。你是不是认为这是你的缺陷？你认为给革命带来更多利益的是那些侨居国外并且有可能认真研究欧洲，但是和人民没有直接联系的人呢，还是那些在俄国工作并且了解人民情绪，但是不大知道欧洲的革命者？”【105】的问题的时候，（斯大林自己）曾承认“自己只在‘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去‘国外’见过列宁【106】”。
那，通过这一点（“斯大林承认自己只在‘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去‘国外’见过列宁”）来看，斯大林在大清洗的前后对“西方文化”的崇拜（1924年的4月与5月，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曾宣称，“列宁主义的作风就是”把“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在工作中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的”，而到了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中不但又重复了一遍——当然，这个逻辑——稍稍有些变形，但也没——变——太多的——形——“我们尊重美国在各方面——在工业、技术、文学和生活方面的求实精神”、“虽然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但是那里工业中的风气和生产中的习惯有一些民主主义的东西” ），则（我们只能得出一个）“斯大林在大清洗前后对‘西方文化’的崇拜显得异常的可笑！”（的结论），我为什么这么说？毕竟，你想呀！一个很少去国外（根本就没有去过美国）的人（斯大林），一个一句外语也不会的人（罗曼·罗兰在自己的《莫斯科日记》中观察到“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亚诺维奇连‘法语’都不会讲，‘苏联境外的任何一种语言’就更无从谈起了【107】”），竟然会说“列宁主义的作风”中既有“俄国人的革命胆略”，也有“美国人在工作中的求实精神”，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所以，也难怪托洛茨基会在名著《我的生平》中评价，斯大林“的编篡抄袭之作《列宁主义基础》，本想为党的理论传统作出贡献，但其中错误百出。因为他不懂外语，他要了解外国的政治生活只能靠别人介绍”【108】（斯大林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中说得“美国是一个没有地主、没有贵族的‘自由移民者’国家。因此，美国在生产中的风气是健全的和比较朴实的。我们的工人和经济工作人员到了美国，立刻就看出了这个特点。他们带着某种愉快而惊奇的心情说，在美国，在生产过程中很难从外表上把工程师和工人区别开来。这当然使他们很高兴”的话，或许就是托洛茨基这段话的明证吗）了！
当然，这时可能有人会问了，这与我之前提到的两个问题（为什么斯大林在大清洗的前后对“西方文化”崇拜之极——1924年的4月与5月，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曾宣称，“列宁主义的作风就是”把“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在工作中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的”，而到了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中不但又重复了一遍——当然，这个逻辑——稍稍有些变形，但也没——变——太多的——形——“我们尊重美国在各方面——在工业、技术、文学和生活方面的求实精神”、“虽然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但是那里工业中的风气和生产中的习惯有一些民主主义的东西” ——呢？在苏联，到底是什么“人”或阶级在“传播引狼入室”的“谎话”呢？）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此，我说，这个关系（其实）起自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什么意思？有人又问。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第五章》中（谈到苏联大清洗的时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说：“当我常常是从近在咫尺的地方听着被告的发言时，过去的革命领袖转变为叛徒的过程，对我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起初怀疑苏联人民没有外力帮助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是在一九二四—二七年期间公开辩论过的。由于看到俄国的缺乏效率同德国人的有效率的组织之间的对比，他们的怀疑加深了。俄国的缺乏效率甚至造成了一九三二年的全国饥荒，而德国人的效率则是他们早已知道的。不难相信，俄国要是有了德国人那种用铁蹄强加的纪律，那就可以得到好处，在那些日子里，很多恼怒的人都说过这样的话”【109】。然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不难相信，俄国要是有了德国人那种用铁蹄强加的纪律，那就可以得到好处，在那些日子里，很多恼怒的人都说过这样的话”这段话）的下面加了这样一小段注释：
“[我在高加索听到一个发怒的农村妇女对一个官员叫嚷说：‘让英国人来吧。让德国人来吧。让任何人来整顿一下这个该死的国家吧。’她没有被捕；那个官员设法平息她的气忿。如果一个城里的知识分子说了同样的话，他也许会被逮捕。]”【110】
那么，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加的这段注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本人在《斯大林时代》中对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还是此赞扬立场的【111】）来看，很明显，苏联的农民阶级和苏联“城里的知识分子”是“传播此种引狼入室”的“谎话”的“主力”！
但是，也正因为苏联的农民阶级和苏联“城里的知识分子”是“传播此种引狼入室”的“谎话”的“主力”，便让另一个问题暴露了出来，什么问题呢？有人问。对此，我说，若说“在‘传播’此种引狼入室‘谎话’”的“主力”中有苏联“城里的知识分子”，那这多少算是合理！毕竟，人家“近水楼台先得月”（斯大林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中说得“美国是一个没有地主、没有贵族的‘自由移民者’国家。因此，美国在生产中的风气是健全的和比较朴实的。我们的工人和经济工作人员到了美国，立刻就看出了这个特点。他们带着某种愉快而惊奇的心情说，在美国，在生产过程中很难从外表上把工程师和工人区别开来。这当然使他们很高兴”就是明证），但苏联的农民阶级，一个住在幅员辽阔，交通闭塞（苏德战争初期，在纳粹德军下层士兵的回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公路曾有过这样一番描述，“除了主要城镇，几乎没有像样的公路。到处的道路都是破烂不堪”【112】，而希特勒的副官尼·冯·贝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通过访苏期间对苏联公路的观察——则更详细的界定了这个“破烂不堪”的标准：“另一件事是讲雨后无路可走。夏天下了瓢泼大雨，顷刻雨就把路封住了，汽车无法通行。当时我们机场附近，凡是不用石块铺的路面。交通便受阻了。好在夏天路干得快，道路很快可以通行。可是一到9月，道路泥泞的时间要长得多”【113】），信息亦闭塞（列宁早在1921年4月21日，在名著《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中就说：“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伦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那么在俄国所有其余的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乡村同铁路，即同那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结大工业、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往往相隔几十俄里，而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确切些说，是无路可通，到处都是这样。这些地方不也是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114】）的环境下的阶级，它们是怎么——或为什么——（跟着苏联“城里的知识分子”一起）“起的这个哄，架的这个秧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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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6—7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6月13日）中曾说：
“[……俄国农民经过帝国主义战争，经过上百万人在德国当俘虏时对现代先进技术的了解，经过三年内战的艰苦锻炼，已经不是旧日的农民了。……]”【115】
那，列宁的这段话中的说法（“俄国农民经过帝国主义战争，经过上百万人在德国当俘虏时对现代先进技术的了解，经过三年内战的艰苦锻炼，已经不是旧日的农民了”），当时有没有事（史）实的依据，（怪我才疏学浅！）我不得而知。但是，后来纳粹特工舒伦堡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恰恰说过，纳粹德国（希特勒）对苏联战俘中有一技之长（“比较有技术的俄国技术人员”）者“以心理控制方式为基础” （“按照他们的资格和能力，给他们分别负担电气工业，化学工业和钢业生产等工作的机会。因为这样的做法，他们的疑念消除了！于是他们组织起若干讨论会和研究社，逐渐能接受德国专家的言论”）进行了“合作”【116】，而这种所谓的“合作”与列宁当时的这个说法（“俄国农民经过帝国主义战争，经过上百万人在德国当俘虏时对现代先进技术的了解”）多少有些类似了！
当然，我们不是只为了说相似才引用了列宁这段话（“俄国农民经过帝国主义战争，经过上百万人在德国当俘虏时对现代先进技术的了解”）的。毕竟，通过列宁这段话（“俄国农民经过帝国主义战争，经过上百万人在德国当俘虏时对现代先进技术的了解”，在结合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12月22日——中说得“不久以前，有人告诉我们，在下诺夫哥罗德省阿尔扎马斯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有一位非党农民谈到租让问题时说：‘同志们，我们派遣你们去参加全俄代表大会，同时我们声明，我们农民愿意再受三年饥寒，再承担三年义务，只是你们不要用租让的办法出卖我们的俄罗斯母亲。’”【117】的话）来看，苏俄农民阶级在这方面的“精分”就有所（实际上，我在列宁的《论革命的两条路线》——1915年11月20日——公历——中找到的一段话——“在俄国，占人口多数的仍旧是小资产阶级群众，主要是农民……在政治上，他们有的人还处于沉睡状态，有的人则动摇于沙文主义（‘战胜德国’、‘保卫祖国’）和革命之间。这些群众——和这种动摇——在政治上的代表，一方面是民粹主义者（劳动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我们的事业》杂志、普列汉诺夫、齐赫泽党团、组织委员会）”【118】——或许说明这个）本（能被追得更远）了！
不过，总的说起来，“帝国主义战争”应该算是（包括：）苏俄农民阶级（在这方面的“精分”和“与苏联“城里的知识分子”一起“起哄架秧子”）的一个因素。并且，要是考虑到后来“苏联官僚（斯大林）接受了美国的援助”（1941年11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以及莫斯科市党组织和社会团体庆祝大会上的报告——《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中曾说，“不久以前，有英国代表比维布鲁克和美国代表哈里曼先生参加的三大国莫斯科会议，决定不断地支援我国坦克和飞机。大家都知道，根据这个决定我们已经开始得到坦克和飞机。更早以前，英国就供应我国像铝、铅、锡、镍、橡胶这类缺乏的物资。如果再加上美国最近决定给苏联10亿美元贷款这一事实，那可以肯定地说，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同盟是可以实现的事业，（热烈鼓掌。）它正在为我们共同的解放事业的利益发展着并将继续发展下去”【119】，而纳粹德国——希特勒——的西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中将则算过一笔更明细的账：“据可靠数字披露，美国向苏联提供的物质有：一万七千架飞机，五万一千辆吉普车，四十万辆卡车，一万两千辆装甲战斗车，八千门高射炮，一百零五艘潜水艇，一百九十七艘鱼雷艇，五万吨皮革制品，一千五百万双靴子，三百七十万条轮胎，二百八十万吨钢，八十万吨化学制品，三十四万吨炸药，二百六十万吨石油制品，四百七十万吨食品，八万一千吨橡胶”【120】。当然，后来安东尼·萨顿算过一笔更详细的帐——1941—1946【121】。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在这详细展开了）这一点，则“帝国主义战争”这个因素并没有（因为苏联官僚——斯大林——在苏德战争中的胜利而）“消失”（反）而（是）——用本山大叔的话说——“转移”（纳粹德国——希特勒——的西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中将在算过那本“明细账”之后，就此得出了一个“没有美国这么大量的支援，俄国很难在1943年发起进攻，这样说丝毫也不夸大”【122】的结论——并且，自西格弗里德·韦斯特法尔中将之后，此种说法在后世亦有人认同【123】。
可是，考虑到早在1945年7月5日，“顾维钧乘‘伊丽莎白皇后号’轮船去伦敦时，与约瑟夫·戴维斯——可能指约瑟夫·爱德华·戴维斯\Joseph E.Davies【124】——马克思门徒注——作过两次有意思的谈话”的时候，在“第二次谈话”【125】的最后，戴维斯就认为“俄国的生产力使得美国租借法案的供应品仅占它本国所生产的百分之五”【126】这一点，则苏联的美援还是有“夸大”的可能。
不过，要是在考虑到约瑟夫·爱德华·戴维斯——按欧文·拉铁摩尔自己回忆录中的说法——曾受到了苏联官僚——斯大林——的赏识——“罗斯福撤回布利特，代之以一位百万富翁，此人自己赚了大钱，并同一位继承了财产的妇女结婚。苏联人说：‘哎呀！这是个赚了钱又跟钱结婚的人。这是真正掌握美国的人，他们不是时髦的激进派。’此人——约瑟夫·戴维斯（Joseph Davies）——是一位非常成功的驻莫斯科大使”【127】，则到底是“苏联的美援被‘夸大’？”，还是“苏联的美援被‘缩小’？”，就又是一个问题了！
当然，要是硬掰“苏联在二战中的工业能力是西方之前几十年的‘技术输入’的结果【128】”，则这类“争议”说不定还得继续争下去——例如：我原来一直觉得“橡胶”这项——斯大林谓之——“缺乏的物资”或许能成为解决这个——争议——的证据——毕竟，制造“天然橡胶”的橡胶树只能生长在热带，但后来我得知除了橡胶树之外，还有橡胶草也可以制造“天然橡胶”。同时，就更别提那些“合成橡胶”【129】了。但是，从战后 “苏联官僚——斯大林——援助我国发展橡胶事业”【130】这一点来看，事情好像又不完全是如此！
自然，抛开这些不论，苏联所接受的美援在政治层面的影响却是实打实的——埃德加·斯诺在《复始之旅·大河彼岸·乌克兰交响团》中“1944年以个人身份访问苏联”时记载了一个乌克兰交响团团长的话——“美国人在乌克兰是受欢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你们用粮食帮助我们度过了饥荒。美国的工程师曾帮助我们建设工业。现在，美国又给我们送来食物和衣服。你们送来武器帮助我们打希特勒”【131】——和埃德加·斯诺在《复始之旅·大河彼岸·亲爱的总统先生》中将记述有“1944年访苏经过”的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信的一段话——“我发现，俄国的老百姓现在愿意承认美国援助的重要意义，甚至加以夸大。他们看到美国的商品陈列在商店里，美国的小汽车和大卡车行驶在街道上，从战区逃来的难民穿着美国的衣服，到处发放美国的救济食品。我遇见过的一些俄国人对我说，他们认为红军的补给品百分之八九十是从美国来的——对这种印象，我都不想费心加以纠正！”【132】——就是明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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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到这，我就要“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了！什么意思？有人问。对此，我说，这“两朵”源自于当时西方（有人）观察到的与我刚才所言的“苏联“城里的知识分子”和苏联农民阶级的这种‘精分’中引狼入室的‘谎言’的那部分”有关：
首先，我必须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当时苏联内部“城里的知识分子”和苏俄农民阶级对“西方的崇拜”还缺一个“环节”，什么“环节”呢？有人又问。对此，我说，这个“环节”就是美国当代职业外交官查尔斯·波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的苏芬战争时期，苏联内部的一个情况：
“[俄国所受的影响是很深的，苏联的统治者一定忧虑重重地注意到这种影响。当苏联吃败仗的传闻逐渐渗透到居民中的时候，老百姓普遍为一种束手无策的情绪所笼罩。列宁格勒各医院里充塞着负伤和四肢冻坏的士兵的消息也传遍各地。我们的厨师克劳季娅反映市场和商店里的闲谈，跟我们讲起人们是多么懊丧。虽然苏联人从来不承认吃过败仗，官方公报的调子在对这方面素有经验的人听来却清楚地说明仗打得非常糟糕。收听伦敦英国广播电台播音的俄国人（在那些日子里，谁也没有想到要干扰广播）听到了整师整师的苏联军队在冰天雪地里被打得落花流水的骇人听闻的报道。这些报道被认为是可信的，因为多年来英国广播电台不是以宣传而是以报道翔实而声誉卓著的。]”【133】
当然，（查尔斯·波伦所言的手法——“干扰广播”。后来，有一位叫原田幸夫的留苏学生在《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第二章》中也提到了过。不过，在留苏学生原田幸夫看来苏联官僚——勃列日涅夫——的“干扰广播”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的广播，而不是西方的广播【134】）对这个“环节”，我无意勾连到现在西方的舆论宣传领域（当然，有谁，要勾连，我也不会反对！毕竟，前几天发生的悲剧，已经证明了西方舆论的进一步——第一步来自于“川鳖冻蒜”——破产【135】），但列宁（在普列斯尼亚区非党工人和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月24日——中）曾经说过的话（：“白卫分子在他们所有的宣传品上都说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工作很成功，说布尔什维克在鼓动工作上是不惜花钱的。但是，人民听过各种各样的鼓动，听过白卫分子的，也听过立宪会议派的。如果认为人民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较为巧妙，那就可笑了。不是的，那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说实话”【136】），我们不能不听！
所以，苏联官僚（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当时到底是怎么落入到这个“塔西陀陷阱”里的（埃德加·斯诺的朋友、法国记者k·s·卡罗尔曾说，“斯大林时代的‘整个苏联境内有个小道消息传播网，专门传播非官方消息’”【137】，而到了在《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第四章》中有个叫足立成男的留苏学生对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官僚——勃列日涅夫——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下台原因的公告以及苏联普通老百姓对苏联官僚——勃列日涅夫——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下台原因的公告反应则有过这样一段简述与评论：
“[作为苏共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突然之间被免职下台，原因是所谓‘年老和健康上的理由’，任何人都知道这种说法是虚伪的。这自然给人以非常阴森可怖的印象。因此，一般苏联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漠然无动于衷，一方面由于他们对政治抱有恐惧感，一方面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苏修中央委员会的话。这种政治上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他们对官方的一切公报，都采取冷漠的态度。只要是以党中央名义发布的东西，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即使和现实完全不符，他们也绝不提出疑问，也不去深入思考。他们害怕与政治问题搭上关系，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情。
这种情形，和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人对待大本营发表的公报一样，谁也不信那些公报。即使知道公报里有些事实大有疑问，也不去追问。因为那是一般人不应该知道的。这就造成人民大众对政治普遍不关心。相反，谣言、内幕消息流行起来，带有讽刺性的政治笑话广泛传播，这是人民表现出来的一种反抗。]”【138】）？我看，是应该好好讨论讨论的！
其次，《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之一J·B·鲍威尔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25年》）中记载的“1935年10月（J·B·鲍威尔）初到苏联”时候，J·B·鲍威尔曾观察到这样一个情况：
“[抵达莫斯科后没几天，我在一家旧书店里找到一本小册子，内容是几篇斯大林的早期演讲，已翻译成英文。说起来，能找到这本小册子，真是幸运极了，因为当我仔细读完全书后，几乎可以完全知道最近苏联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我对斯大林严厉抨击托洛茨基及其门徒——‘托派’，印象极深。斯大林对他从前的这位政敌及其‘国际主义’理论的憎恨，似乎远远超过他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仇视。因为在若干章节里，斯大林对美国工业建设的有效组织和严密管理，表现出他的钦佩；而且他的演说词中也曾一再引用那些苏联工程师从美国带回来的有关故事。]”【139】
那么，通过J·B·鲍威尔观察到的这个情况。我想，人们应该（可以发现，“苏联“城里的知识分子”和苏联农民阶级的这种‘精分’中引狼入室的‘谎言’的那部分”恰是“由内而外”与“由外而内”的。还）可以发现，“苏联“城里的知识分子”和苏联农民阶级的这种‘精分’中引狼入室的‘谎言’的那部分”恰引出了一些“别的东西”，什么“别的东西”呢？有人问。对此，我说，总结起来就是托洛茨基那句“斯大林的官僚政制，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复辞的第一阶级”【140】，而细分起来则是……且听下回分解。
注解一：什么是“苏联之友”以及它们如何攻击托洛茨基与托洛茨基派（内圣外王一）！
1936年12月24日，“在新闻记者传统地在橄榄球俱乐部为总统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苏联大使”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和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过一次简短的交谈，而这次简短的交谈则被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自己的儿子前苏联驻我国大使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记载在了自己的回忆录中【141】：
“[……在橄榄球俱乐部，罗斯福向父亲问到列宁和斯大林的演说才能。他说，他自己在讲演中力求通俗易懂，很少使用源自罗马的词汇，而更多地使用带有盎格鲁撒克逊词根的词汇。他还提到，他在竞选演说中从来不提对手的名字。他说，‘为什么要给他做广告呢。’然后他又说托洛茨基是个夸夸其谈的人。父亲表示希望，托洛茨基的夸夸其谈不会在美国土地上听到。罗斯福对此表示肯定，又补充说，在他看来，墨西哥政府在本国领土上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地是犯了错误。]”【142】
那，对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逻辑（“托洛茨基是个夸夸其谈的人”、“托洛茨基的夸夸其谈不会在美国土地上听到”），我们一会在来细说，但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所透露出来的“墨西哥政府在本国领土上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地是犯了错误”则必须要引起我们重视，为什么？事情起自这样一件小事：
1955年，当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要“申请一张美国护照”的时候，（据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拒绝发给护照”。
于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开始和（当时的）别人（“美国的许多知名人士，如保罗·罗伯逊，罗克威尔·肯特和其他许多人，都被拒绝发给护照，他们已经为取得护照而进行诉讼了”）一样加入了打官司（的律师找的是”华盛顿特区法院执业”的“莱因·福来尔”）的“行列”，而打官司的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就是）去“第一次拒绝申请”的“美国国务院的护照处”，进行“第一次申诉”（的流程则是“申请人必须亲自到华盛顿去面对着护照处官员组成的委员会”进行“一次讯问会”）。
然后，在“经过了好几个星期” 之后，“在有关官员”有“空闲的”的情况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允许举行这么一次讯问会”（的整个过程开始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从加利福尼亚到华盛顿，面见护照处的——由福来尔先生陪着的——官员”）。
不过，这次“讯问”虽说是在“护照处官员”有“空闲的时候”组织的，但从“有关的官员”的行为（“这些官员查问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活动。他们要证明我在美国的活动，显示出允许我到国外去旅行是不符合美国政府政策的利益。他们的问题，很多都是平常的细小事情，也有一些则是意外的严重，常常是一些我简直都已记不得的事情，但是美国国务院却有材料来自在国内外的特务人员”）来看，（“有关的官员”）却也是有备而来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说法）弄到最后连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自己都觉得“所有他们问我的事情，都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知道美国国务院是怎样来解释我的这些活动的，而我自己原来的看法则同他们的很不一样”【143】。
自然，说到这，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言的）其（“给我上了一课”）中的枝枝节节（“很多都是平常的细小事情，也有一些则是意外的严重，常常是一些我简直都已记不得的事情，但是美国国务院却有材料来自在国内外的特务人员”），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但是，有一个与（我刚才引用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言论（“墨西哥政府在本国领土上为托洛茨基提供避难地是犯了错误”）有关的事，我还是要指出的，那就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的）“护照处的官员们突然象扔出一颗炸弹似的问我，是不是有一年，我从莫斯科回到美国，担负着为苏联搞间谍活动的任务。圣路易斯某报的记者曾写过文章说，托洛茨基逃亡在墨西哥时，他的一个秘书曾经这样告诉过他。我当然要愤怒地否认了这种最荒唐无稽的谣言。不过，我觉察到我面对着的官老爷们，他们并不对事实有兴趣，而是对编造一个什么报告来证明一个人的罪名有兴趣”【144】。
同时，需要补充的是，在当时，这样的事也不只发生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个人身上，欧文·拉铁摩尔也曾遇见过类似这样的事（“一个最荒谬的报告是由另一名妇女提供的。她两次向联邦调查局报告说，大约在1940年，她曾去过墨西哥，并在狱中会见了杀害托洛茨基的刺客。据她称，刺客认为自己不会被绞死，因为他有个强有力的保护人，此人在华盛顿地位坚固。这人是谁呢？就是拉铁摩尔！这个故事是如此的荒谬，甚至联邦调查局也不把它当回事”【145】——ps：1）关于“欧文·拉铁摩尔的案子是虚构”这一点，不仅仅只有欧文·拉铁摩尔自己，联调局探员威廉·沙利文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指此为“虚构”【146】；2）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贝利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刺杀的整个过程有关论述，其中就包括刺客后来的去向【147】）。
那么，现在！在通过，这一“正”（欧文·拉铁摩尔）一“反”（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遭遇之后，我想，人们应该也都看出来，资本主义国家（在这里更确切说是美帝的官僚）对Fake news的利用并非仅仅只是现在的事（其实，托洛茨基在《俄国局势的真相和共产党的任务·第五章》中就已经点明了这一点：“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机构，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总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培养互相忠诚，在群众中间有计划地散布恐惧和对统治阶级的服从心理，用这样的方法来使自己骑在人民头上和巩固自己的统治”【148】）。不过，若是仅仅只是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在这里更确切说是美帝的官僚）对Fake news的利用”的话，那，可就太肤浅（特别是在欧文·拉铁摩尔没有因为Fake news而获罪的情况下）了（毕竟，联调局探员威廉·沙利文后来在回忆录中略微谈到“战后，联调局、中情局各自在墨西哥的间谍活动——‘我们要调查墨西哥的共产主义，中央情报局也要调查墨西哥的共产主义，而美国纳税人则要为这种重叠的调查负担费用’【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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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U.S. Congress通过了个叫《史密斯法案》的玩意【150】。而这个法案，据那个（后来）著名的水门事件的揭露人马克·费尔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的说法，（这个法案）是个“禁止教唆和鼓吹通过武力或暴力或阴谋来颠覆或破坏美国政府或州、领地政府或其他实体”【151】（依我之见，说白了就是一个和现在U.S. government通过的《爱国者法案》相似度极高——因为，不管是《史密斯法案》，还是《爱国者法案》都赋予了资产阶级政治国家的侦察机关以极大的权力——按马克·费尔特在自己回忆录中的说法，包括《史密斯法案》在内的——“其他的一些法规扩大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权限”【152】。而U.S. government几年前签署的《爱国者法案》也同样扩大了美国警察等的权限【153】）的玩意。
那么，对（美帝）的这个玩意（《史密斯法案》），（很久之前的）起初，我也没多在意（毕竟，我才疏学浅）！不过，后来当我在威廉·福斯特的《美国共产党史·第三十五章》中找到了这样一段话（：“1948年7月20日，共产党全国政治局委员12人被捕并且被控违反1940年外侨登记法，也就是史密斯法。这12人是全国主席福斯特、总书记丹尼斯、组织书记温斯顿、劳工书记威廉逊、教育书记斯塔徹、纽约区主席汤普逊、纽约市参议员戴维斯、工人日报编辑盖茨、皮毛工人工会联合理事会干事鲍塔希、伊利诺伊州区主席吉伯特·格林、密执安州区主席温特、俄亥俄州区主席霍尔”【154】）之后，我便又对这个玩意（《史密斯法案》）开始在意起来了，为什么呢？
因为，按威廉·福斯特的说法，美共是1948年才被美帝“放倒拿下”的！而《史密斯法案》是1940年通过的。那，这就有了八年的时间差！那，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那就是，在这之前的八年（1940—1948）里，《史密斯法案》（不可能是被“晾在一边”的！那，当时这《史密斯法案》）又先被用来针对了谁呢？或者，谁有（美共显然是没有）“资格”第一个 “享受”了《史密斯法案》的“照顾”（毕竟，在厄尔·白劳德的领导下，美共跪舔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到了解散美共的地步【155】）呢！？
当然，这个问题也好解释，毕竟，马克·费尔特在自己回忆录中就说过“《史密斯法案》（1940）的条款首先被用于打击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托派分子）”【156】（这样）的话（或许给我们提供了答案——马克·费尔特所言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也就Socialist Workers Party【157】，而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领导人之一詹姆斯·坎农所写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一个参加者的报告）》中的一段话“1928年10月，我们在共产党的政治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罪而受审。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这是我们十三年后在明尼阿波利斯根据‘史密斯法’受审的一次预演。在两次审讯中，所谓的罪行和起诉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在两次审讯中，加在我们头上的罪名都不是说我们有公开的行为，而是说我们‘阴谋鼓吹’某些犯禁的思想”【158】的话则与马克·费尔特的话互为印证）。
只是，这样一来，可就要苦了美共了！为什么呢？因为，用马克·费尔特的这段话来说，当时的Socialist Workers Party（按《史密斯法案》的逻辑）恰恰是在“教唆和鼓吹通过武力或暴力或阴谋来颠覆或破坏美国政府或州、领地政府或其他实体”（或者，说的更直白一些当时的Socialist Workers Party正在执行列宁所言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再版序言》——1917年9月底—10月14日——公历）“在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口号只能有一个：破坏这个国家”的最高指示【159】）！
那，光是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美共的行为（美共跪舔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富兰克林·罗斯福到了解散美共的地步）恰是十足的背叛（事实也的确是如此，美共所犯之“罪”乃类似于马丁·尼莫拉的“起初他们……，我保持沉默，——我不是……”【160】之“罪”——1956年3月9日，Socialist Workers Party领导人之一的詹姆斯·坎农在洛杉矶“星期五夜讲坛”上的演说——《对斯大林迷信的终结》——中就说，“他们没有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同苏联结盟的斯大林主义政党所采取的社会爱国主义政策。根据这项政策，我国无耻的斯大林分子投拜在帝国主义老爷门下，成为保证不罢工的主要鼓吹者和最积极的破坏罢工者。他们为斯大林效劳，对我们1943年在明尼阿波利斯受控（这是第一宗根据‘史密斯法’提出的起诉）而欢呼喝彩，并且吁请工会不要资助我们诉讼所需的经费”【161】）！
注解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一个有点“本本”的问答（内圣外王）
首先，约翰·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第二章》中曾这样描述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的内部斗争：
“[彼得格勒苏维埃确实并没有下令举行示威游行。不过，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正在考虑武装起义的问题。10月23日他们通宵达旦地在开会。全党的知识分子，领袖人物，以及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的代表都出席了。在那些知识分子当中，独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赞成武装起义。甚至连军人都表示反对。投票的结果，主张武装起义的议案竟被否决！
于是有一个粗鲁的工人站起来说话，他的脸愤怒得发抖。他用严厉的口吻说道：‘我代表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发言，我们是赞成武装起义的。你们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吧！不过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让苏维埃被摧毁掉，那末我们就和你们一刀两断！’有些士兵附和他的意见。之后他们重新投票表决，主张武装起义的议案被通过了。]”【162】
可是，也不知道斯大林到底是哪根筋（据斯大林——后来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曾经的秘书——之一——的巴让诺夫说，斯大林恰恰是靠“收集列宁的话”来攻击对手的【163】）搭错（可列宁恰是给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写过序的：“我以极大的兴趣全神贯注地读完了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由衷地把这部著作推荐给各国工人。我希望这本书能发行千百万册，译成各种文字，因为它真实地、异常生动地记述了那些对于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这些问题现在正得到广泛的讨论，但是在决定接受或拒绝这些思想以前，必须了解所作的决定的全部意义。约翰·里德的这本书无疑有助于阐明这个问题，而这正是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164】）了，它非要在1924年11月19日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中称约翰·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中的这段描述是“谣言”：
“[首先来谈谈十月起义。有人在党员中间散布谣言，说整个中央委员会曾经反对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举行起义。他们老是说，十月十日，当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组织起义的决议的时候，大多数中央委员最初反对起义，就在这个时候似乎有一个工人闯进中央委员会的会场说：‘你们决定反对起义，但是我告诉你们，不管怎么样，起义终究是要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受到这样的威胁以后似乎害怕了，于是重新提出了起义问题，通过了关于组织起义的决议。
同志们，这不单是谣言。有名的约翰·里德在他的《十日》一书中就写到这件事。约翰·里德离我们党很远，当然不会知道我们十月十日秘密会议的经过，因而就上了苏汉诺夫之流的先生们编造的谣言的当。这个故事后来在托洛茨基分子所写的许多小册子中传述和重复着，最近出版的塞尔金所写的论述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便是其中的一本。这些谣言在托洛茨基最近的一些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165】
而且，还通过所谓“我们党中央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二十三日）的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科隆泰、布勃诺夫、索柯里尼柯夫和洛莫夫。讨论关于目前形势和起义的问题。讨论以后列宁同志提出的关于起义的决议。决议以十票对两票的多数通过。看来很清楚：中央委员会是以十票对两票的多数决定立即转入组织起义的实际工作的。就在这个会议上，中央委员会选出了名为政治局的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其成员如下：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166】得出结论称：
“[这些记录一下就揭破了某些奇谈。这些记录揭破了说大多数中央委员似乎反对起义的那种奇谈。这些记录也揭破了说中央委员会在起义问题上似乎面临分裂的那种奇谈。从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赞成起义的同志一样参加了起义的政治领导关。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分裂。
托洛茨基肯定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时是我们党内的右翼，差不多是社会民主党人。只是令人不能理解：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没有发生分裂；我们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意见分歧怎么只继续了几天；既然有意见分歧，这些同志怎么还是被党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还是被选进了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等等？……]”【167】
但是，我不知道，（按——我刚才提到的——理来说）斯大林知不\应该是知道，早在1917年11月1日（公历）的时候，列宁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就称：
“[……季诺维也夫居然厚颜无耻地说：‘没有向全党征求意见’，这样的问题‘不是10个人所能决定的’。真令人难以想象。所有的中央委员都知道，出席这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不止10个中央委员，全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加米涅夫本人在这次会议上还说过：‘这次会议是有决定意义的。’至于没有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大家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大多数都不同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见。在加米涅夫本人也承认有决定意义的会议上中央作出了决定以后，这位中央委员竟然恬不知耻地说：‘没有向全党征求意见’，‘这样的问题不是10个人所能决定的’……]”【168】
那，从列宁当时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所谓的约翰·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中的这段描述是“谣言”的说辞在间接上也就不攻自破了（实际上，早有人指，10月23日——公历——的会议由于有列宁出席，因此会议过程是“十分保密的”【169】，只有少数人——准确说就是斯大林所言的那12个人——知道，像约翰·里德这样的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但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不仅在10月23日——公历——开了一次会，还在一个星期之后的10月29日——公历——又开了一次会【170】。而10月29日——公历——的会议就不止这12个人参加了——也就是列宁在11月1日——公历——的信中说得，“出席这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不止10个中央委员，全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所以，这些人认为，约翰·里德把10月29日——公历——的那次会议被误记在了10月23日——公历——上【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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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斯大林的“谣言”在间接上不攻自破还是个小事，真正的大事则是斯大林所谓的“十票”，为什么呢？因为，“十票”虽然存在，但并不为列宁所重（“出席这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不止10个中央委员，全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亦不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所重（“不是10个人所能决定的”）。所以，我到现在都始终想不明白，斯大林所谓“十票辩护”的意义又在何处（拍马蹄子上了）！
自然，这时又有人会说，这种事其实也不用想得太明白。毕竟，苏联官僚（斯大林）最后不还是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给 “清洗”了吗！对此，我说，的确，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确被“清洗”。但（反过来看）也正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被“清洗”，让斯大林这所谓“十票辩护”的意义就显得更加的耐人寻味了，难道真的仅仅只是因为短暂的（按后来有些人的说法，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4月17日—25日——上作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的结论——4月19日——中说得“同志们，我不能不理会奥新斯基对季诺维也夫的攻击。他称赞斯大林同志，称赞加米涅夫，但他侮辱季诺维也夫，他认为目前只要除掉一个人就够了，以后再挨次除掉其他的人。他采取的方针是先瓦解那个经过多年工作而在中央内部形成的核心，然后再一步一步地逐渐瓦解一切。如果奥新斯基真想追求这样的目的，如果他真想这样来攻击我们中央委员会核心中的某个成员，那我必须警告他，他一定会碰壁的，而且我怕他会碰得头破血流”【172】的话是）“三驾马车”（这个说法之始【173】）的关系才使得斯大林用了这“十票辩护”的手法吗？
实际上，如果考虑到“斯大林在这个短暂的‘十票辩护’之后，用（包括了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来‘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这个疮疤’”这一点【174】，那事情看起来，也并非那么的简单，什么意思？有人问。对此，我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1917年10月30日（公历），为什么？因为，列宁在这一天，在给同志们的信中谈到10月24日（公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背叛行为的时候，（列宁）曾说：
“[……10月16日（此处为俄历——马克思门徒注）星期一的早晨，我才遇到了一位前一天在彼得格勒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的同志，他把讨论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我。会议讨论的就是星期日各派报纸也都在讨论的起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首都布尔什维克各工作部门的所有的最有威信的代表。会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总共只有两个同志抱否定态度。这两个同志所持的理由毫无力量，鲜明地反映出他们张皇失措、惊恐万状，布尔什维主义和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在他们身上已丧失殆尽，因此很难为这么可耻的动摇找到辩解。……]”【175】
那从列宁给的这段话来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起来是“极少数的人”，但从约翰·里德的描述（“全党的知识分子，领袖人物，以及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的代表都出席了。在那些知识分子当中，独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赞成武装起义。甚至连军人都表示反对。投票的结果，主张武装起义的议案竟被否决！”）来看，则列宁当时反倒是“极少数的人”。
那么，当时的列宁到底是“极少数”，还是“大多数”呢？有人问。对此，我说，从当时列宁留下的话来看，当时的列宁的确是处在了“极少数”，只不过这个“极少数”是相对于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上层（例如：1917年9月底—10月初，列宁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10月8日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中说，“在党的上层领导人员中显然有动摇，似乎‘害怕’夺取政权的斗争，倾向于用决议、抗议和代表大会来代替这一斗争”【176】；1917年10月5—7日——公历，列宁在《政论家札记·我们党的错误》中说，“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的‘上层分子’中，显然存在着动摇的现象。这种动摇可能会招致灭亡，因为斗争正在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机，动摇会把事业葬送掉。现在还不晚，应当拿出全部力量来进行斗争，捍卫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路线”【177】；1917年10月12日——公历，列宁在《危机成熟了》中说，“应当老实承认：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上层分子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或意见”【178】；1917年10月21日——公历，列宁在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中说，“显然，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没有理会到我们一致公认、一再重复的那个口号的特殊意义。这个口号就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179】）来说的（所以， 1917年10月12日——公历——列宁才会在《危机成熟了》的最后说，“我不得不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在此我提出这一请求，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180】——列宁的这一行为，我们以后还会再次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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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斯大林的这个“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疮疤’”的手法，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拙劣，为什么？因为，斯大林抓住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不是偶然的”的说法来咬文嚼字式（例如：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中说，“决不能信任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因为他们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们会重犯而且必定会重犯这些错误”【181】）的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是，如若仔细分析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的话，便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即：
为什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呢？
对此，我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好回答，为什么？因为，早在1917年10月31日（公历）的时候，列宁在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中的一句“让季诺维也夫先生和加米涅夫先生同几十个惊慌失措的分子或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去建立自己的政党吧”【182】的话，就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从列宁的这个话来看，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的确不是他们的个人行为，而是“几十个人”的共同行为，他们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顶多算挑头的，那挑头的“罪过”虽不是“偶然的”，但也大不过——“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而应该归于——那“几十个”——怂恿教唆的“罪过”——用我们“更听得懂的语言”说，就是当时没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个人，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会有别的什么人出来搞这个事的）。不过，这样一来，就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
这“几十个人”到底是为了什么（才）导致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呢？
对此，我觉得，表面上看，应该是和列宁当时提出的方案（“列宁同志提出的关于起义的决议”；“在党的上层领导人员中显然有动摇，似乎‘害怕’夺取政权的斗争”）有关，可若是（从列宁的话中）细看的话，则这个事情好像也与苏维埃（“显然，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没有理会到我们一致公认、一再重复的那个口号的特殊意义。这个口号就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立宪会议（列宁在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1917年10月31日——公历——中的那句“让季诺维也夫先生和加米涅夫先生同几十个惊慌失措的分子或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去建立自己的政党吧”还不算是最劲爆的，列宁在1917年9月30日和10月6日——公历——之间写得《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中的“布尔什维克在革命的（不是‘立宪的’）紧要关头，对议会活动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183】和列宁在《危机成熟了》——1917年10月12日——公历——中的“要是布尔什维克落入立宪幻想的圈套，落入‘相信’苏维埃代表大会、‘相信’立宪会议的召开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的圈套，——毫无疑问，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的叛徒”【184】才算是最劲爆的——之所以这么说，我们以后会提到）有关。但是，这样一来，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即：
为什么这个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会与苏维埃和立宪会议都有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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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2月24日或25日（公历），列宁在《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中曾说：
“[……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通常那种戴有立宪会议花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185】
然后，考茨基据此在它那篇臭名昭著的《无产阶级专政》中称，“未免遗憾的是，他们直到在立宪会议中居于少数之后，才具有这种信念的。从前谁也没有像列宁那样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186】。当然，也“未免遗憾的是”，列宁在名著《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中据理反驳了考茨基的此种观点：
“[这真是妙论！只有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才能这样伪造事实，使读者得到一种印象，好象布尔什维克关于更高类型的国家的一切议论，都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编出来的！！只有卖身给资产阶级或者（这完全是一样的）信赖帕·阿克雪里罗得而又把自己的情报员隐瞒不说的混蛋，才能说出这种卑鄙的谎话。
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回到俄国的第一天，即1917年4月4日，就当众宣读了我的提纲，指出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优越。后来我又屡次在出版物中，例如在论各政党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1918年1月刊载于美国纽约《晚邮报》）中，谈到这一点。不仅如此，1917年4月底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我党不能以后者为满足，党纲应该作相应的修改。
既然如此，那么考茨基向德国读者断言，我曾激烈要求召集立宪会议，只是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成了少数之后我才‘贬低’立宪会议的荣誉和声望，——考茨基的这一花招该叫作什么呢？根据什么理由可以原谅这种行为呢？是考茨基不知道事实吗？真是这样，他为什么又要写到这些事实呢？他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说：我考茨基是根据孟什维克施泰因和帕·阿克雪里罗得这帮人的情报写的呢？考茨基是想佯装客观以掩盖他给那些不甘心于失败的孟什维克充当奴仆的事实。]”【187】
但是，近来，我就在想了，就算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说过“苏维埃（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是比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优越”这样的话，那难道就能否认“列宁也曾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这一点吗？显然，不能！为什么呢？下面我就来列举当时列宁的（部分）几段话来作为例证：
1917年7月18日和8月8日（公历）之间，列宁在《论立宪幻想》中曾说，“在7月4日以后，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献媚和胆怯使反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言语报》就露出了一句简短而又妙不可言的话：召开立宪会议‘过于急促’！！7月16日，《人民意志报》和《俄罗斯意志报》发表短评，说立宪民主党人借口立宪会议‘不可能’在这样‘短促的’期间内召开，要求推迟开会日期，而且据这篇短评说，向反革命摇尾乞怜的孟什维克策列铁里已经同意延期到11月20日召开！”【188】；
1917年9月底—10月初，列宁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10月8日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中说，“中央委员会公布的候选人名单拟得令人不能容忍，必须对此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因为在农民的立宪会议里必须有多3倍或4倍的工人，只有他们才能密切联系农民代表。同样完全不能容忍的是，经受考验很少、不久前才加入我们党的人（如拉林）被提为候选人的过多。中央委员会把这些本来应该先在党内工作相当时间的人列入名单，这就为追名逐利，为追求立宪会议席位敞开大门。必须刻不容缓地重新审议和修改名单”【189】；
1917年10月10日（公历），列宁给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主席伊·捷·斯米尔加的信中说，“其次，无论水兵或者士兵，当然都有休假。应当把到农村作短期休假的人组成鼓动队，让他们有计划地走访各省，在农村进行一般的以及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您的地位非常优越，因为您能马上开始实现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只有这个联盟能使我们在俄国建立巩固的政权，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趁那里事情还没有头绪，立即在你们那里结成这样的联盟，组织印制传单的工作（请说明，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为了把传单运到俄国来，哪些技术工作你们是可以做到的），务必使每一个农村鼓动组至少有两个人：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目前社会革命党人的‘招牌’在农村里很吃香，因此，应当利用你们的好机会（你们那里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利用这块招牌，在农村中实现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使农民同工人而不是同资本家结成联盟”【190】。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列宁从语言（相对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到实践（“水兵或者士兵，当然都有休假。应当把到农村作短期休假的人组成鼓动队，让他们有计划地走访各省，在农村进行一般的以及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都显示出（连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候选人名单”都要从严把关，这还不是）——实际上，早在列宁的名著《四月提纲》（《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17日和18日——公历）中——“列宁（就已经在）恰恰是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了——“有人硬把一个观点加在我的头上，说我反对尽快召开立宪会议！！！”、“我抨击临时政府，是因为它不但没有确定近期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甚至根本没有确定召开的日期，只是用些诺言来搪塞。我曾一再说明，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立宪会议的召开是没有保证的，是不可能成功的”【191】）吗！
实际上，当时认为“列宁是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也并非考茨基一人，罗莎·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也（曾称）是这么认为的（“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直到十月胜利以前都激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192】）。当然，罗莎·卢森堡这么一认为，也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有人问。对此，我说，这个好处就是，可以堵住某些现在的宵小之徒将我刚才提到的“列宁是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逻辑歪曲成“错在列宁”的说辞，为什么呢？因为，在罗莎·卢森堡的认为中，“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并不仅仅只是列宁一个人，还有 “他的”所谓的“同志们”。但是，列宁当时的所谓“同志们”（大部分）到底是个什么鬼样，从我之前引用的列宁的话中，人们应该也能看出来（ps：1917年10月12日——公历——列宁在《危机成熟了》中的“鉴于中央委员会甚至迄今没有答复我自民主会议开幕以来所坚持的上述精神（指灭掉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马克思门徒注）的主张，鉴于中央机关报删掉了我的文章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作出参加预备议会的可耻决定，把苏维埃主席团的席位让给孟什维克等等，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几段话，我不能不认为这是‘微妙地’暗示中央委员会甚至不愿意讨论这一问题，‘微妙地’暗示要封住我的嘴，并且要我引退”【193】的话其实更加劲爆）。
那，既然人们能看出来这一点。那，我想人们应该也能明白，“当时的列宁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布尔什维克内部的‘上层分子’绑架来‘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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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1月1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中引用了托洛茨基的一份（在7月的）声明【194】中的一段话：
“[的确，在《十月革命的教训》里，我曾把政策上的机会主义的变动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中央委员会里的思想斗争的经验证明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犯这个错误的原因是那时我没有可能观察七人团内部的思想斗争，并及时判明机会主义的变动是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集团所引起的。]”【195】
然后，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中就此评论称，“这就是说，托洛茨基公开背弃了他的喧嚣一时的《十月革命的教训》，借此‘大赦’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报答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给他的‘大赦’”【196】。
但是，对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的评论，我觉得要是不考虑我之前提到的1924年11月19日（斯大林）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中的那些“斯大林放的谣言”和斯大林那段“五十步笑百步”的话（“托洛茨基肯定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时是我们党内的右翼，差不多是社会民主党人。只是令人不能理解：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没有发生分裂；我们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意见分歧怎么只继续了几天；既然有意见分歧，这些同志怎么还是被党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还是被选进了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等等？”）的话，那事情看起来还真是没什么！
不过，托洛茨基这段话中提到的“七人团内部的思想斗争”和“机会主义的变动是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集团所引起的”还是让我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流传下来的史料（早在1917年11月4日或5日——公历——的时候，列宁在给雅·米·斯米尔德洛夫的信中曾说，“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事件上，如果你们（+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捷尔任斯基）要求妥协，就请提出不同意我的意见的建议——把这一事件提交党的法庭审理（事实很清楚，季诺维也夫也蓄意破坏过）：这样做将是拖延时日”【197】）与托洛茨基的这个说法（“七人团内部的思想斗争”和“机会主义的变动是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集团所引起的”）还是相矛盾（结合着1917年10月31日——公历——列宁在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中的——“让季诺维也夫先生和加米涅夫先生同几十个惊慌失措的分子或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去建立自己的政党吧”——的话、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声明——《论时局》——中的一些话——“我党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胜的机会很大”、“我们可以在立宪会议上获得三分之一或更多席位”、“立宪会议加上苏维埃，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争取的混合型的国家机构。在这一政策基础上，我们党具有取得真正胜利的巨大可能性”【198】和斯大林在《论俄国革命胜利的条件》——1917年3月18日——中的另一些话——“必须尽速召开立宪会议，因为这个立宪会议在社会各阶层中是唯一有威信的机关，它能够使革命事业完成，从而把振翅欲飞的反革命的翅膀一刀砍断”、“迅速召开立宪会议，——这就是革命胜利的第三个条件”【199】来分析，列宁在给雅·米·斯米尔德洛夫的信中提到的“斯大林所谓的‘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事件上要求的妥协’”则这个事只会显得有些奇怪）的。
所以，这到底是真有其事（“七人团内部的思想斗争”和“机会主义的变动是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集团所引起的”）呢？还是托洛茨基在唬烂（难道真的仅仅只是为了“拉帮结派”——这一点，不仅是我刚才提到的斯大林，后来的有些人都在这么说【200】）？甚至，会不会像后来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产生的（这一）问题一样是（按现在一些人的说法，在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产生的问题时，托洛茨基在斯大林的压力下【201】违心的说了一些）“虚词”（我们以后会提到）？
对此，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一些这方面的蛛丝马迹，我还是能踅摸到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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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1月13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2日—12月16日）上的报告（《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12月7日）的结论（12月13日）中，斯大林在针对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中的“斯大林同志在二月革命后执行了错误策略（‘真理报’上的文章和关于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的决议中），列宁称之为考茨基主义倾向的”【202】（ps：托洛茨基本人后来对这一点有过详细的论述【203】，而后人中亦有人对这一点也有过详细的描述【204】）之语进行辩解的时候，（斯大林）曾说过“同志们，这是不真实的。这是诽谤。斯大林没有‘宣传过’任何考茨基倾向。我流放回来后有过一些动摇，这一点我并没有隐瞒，而且亲自写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那本小册子里了。但是，我们中间谁没有过一瞬间的动摇呢？【205】”这样的话。
那斯大林的这话一方面（将我刚才提到的1917年10月5—7日——公历——列宁在《政论家札记·我们党的错误》中说过的“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的‘上层分子’中，显然存在着动摇的现象。这种动摇可能会招致灭亡，因为斗争正在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机，动摇会把事业葬送掉”的话与斯大林在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结论中的话结合起来看，则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上层“中间”根本不是什么“一瞬间的动摇”，而是“可能会招致灭亡”的“动摇”，那斯大林在这里的轻描淡写——“我们中间谁没有过一瞬间的动摇”——看似是“邀买人心”，但实则是）强行绑架了当时的“老布尔什维克”来为己所用【206】，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当时布尔什维克内部（上层）“可能会招致灭亡”的“一瞬间的动摇”与“考茨基倾向”有关，但（列宁所称的）当时的这个“考茨基倾向”到底都有些什么内容呢？有人问。
对此，我说，从列宁在名著《国家与革命·第六章》（1917年8—9月）中谈到潘涅库克与考茨基的斗争的时候，曾引用的一段潘涅库克斗考茨基的内容（“潘涅库克在一篇谈到了国家问题的文章《群众行动与革命》（《新时代》第30年卷（1912）第2册）里，说考茨基的立场是‘消极的激进主义’立场，是‘毫无作为的等待论’。‘考茨基不愿看到革命的过程。’（第616页）”【207】）来看，（列宁所称的）当时的这个“考茨基倾向”应该就是指（列宁引用的潘涅库克的话中那句）“毫无作为的等待论”，为什么呢？因为，列宁在《危机成熟了》（1917年10月12日——公历）中所指的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上层的行为的“罪过”恰恰就是“毫无作为的等待”（“要是布尔什维克落入立宪幻想的圈套，落入‘相信’苏维埃代表大会、‘相信’立宪会议的召开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的圈套，——毫无疑问，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可耻的叛徒”、“应当老实承认：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上层分子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或意见”）。
当然，要是将考茨基的臭名昭著的《新策略》中的话（“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但是，不是破坏国家政权”【208】）也一并考虑进去的话，则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上层的“考茨基倾向”就会显得更为严重，为什么？因为，早在1917年9月25—27日（公历）的时候，列宁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的信（《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中就曾称的，“等待布尔什维克得到‘形式上的’大多数，这是天真的想法，没有一次革命这样等待过”【209】（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一会还会提及）。
自然，说到这，我相信，这时会有（现在的）斯大林主义者从阴暗的角落里跳出来说，你马克思门徒说的这些（例如：“毫无作为的等待论”），就算是能加在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上层头上，也加不到斯大林的头上，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早在1917年4月14日在《给农民土地》这篇这《真理报》的署名社论中就已经在说“不要‘等待’立宪会议”（“我们号召他们立刻做这件事情，不要等待立宪会议，不要理会阻碍革命前进的部长们的反动禁令”【210】、“等待和拖延到立宪会议再作处理的政策，民粹派分子、劳动团分子和孟什维克所推行的‘暂时’不没收土地的政策，在各个阶级之间随风转舵（千万不要得罪人！）和可耻的裹足不前的政策，并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211】）这样的话了。
对此，我说，的确，但斯大林的“嫌疑”仍在，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的“嫌疑”的这个“点”正在列宁在给雅·米·斯米尔德洛夫的信中（1917年11月4日或5日——公历）那句话（“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事件上，如果你们（+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捷尔任斯基）要求妥协”）中的“要求妥协”（更确切些说，在当时的“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事件上”斯大林为什么能够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达成“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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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将事情往后推，往后推到什么时候呢！有人问。推到列宁后来写了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1920年4—5月，为什么呢？有人又问。因为，列宁在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针对立宪会议问题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9—11月间，岂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国的共产党人都更有理由认为议会制在俄国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当然是这样，因为问题不在于资产阶级议会存在时间长短，而在于广大劳动群众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解散（或容许解散）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准备（思想上、政治上、实践上），达到了什么程度。至于1917年9—11月间，由于种种特殊条件，俄国的城市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对于采用苏维埃制度和解散当时最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还是没有抵制立宪会议，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都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212】
那列宁的这段话，在斯大林后来给自己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所写的序言《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4年12月17日）中也曾引用（原文有出入）【213】。并且，斯大林在引用列宁的这段话之后，还据此攻击托洛茨基称：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特点，把立宪会议和苏维埃配合的‘理论’看做希法亭主义而嗤之以鼻。
他不了解，在举行起义的口号下，在苏维埃可能胜利的条件下，容许这种配合而召开立宪会议是唯一革命的策略，和把苏维埃变成立宪会议附属品的希法亭主义策略毫无共同之点；某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并不能使他有理由指责列宁和党主张在一定条件下成立‘配合国体’的那个完全正确的立场。（参看《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七〇页）
他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对立宪会议采取这种特殊政策，就不能把千百万人民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而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把千百万人民群众争取过来，就不能把十月起义变为深入的人民革命。
有趣的是，托洛茨基甚至对那些在布尔什维克的文章中出现的‘人民’、‘革命民主派’等等字眼也嗤之以鼻，认为使用这些字眼是有伤马克思主义者的体面的。
托洛茨基显然忘记了，列宁这位不容置疑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在1917年9月即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前一个月还写道：‘必须使全部政权立即转归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民主派掌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八页）]”【214】
但是，从斯大林（引用完列宁的话之后，据此）攻击托洛茨基的这段话中，多少听出来些让我觉得有点可笑的声音！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拿斯大林引用完列宁的话之后，据此对托洛茨基的攻击中提到的“托洛茨基甚至对那些在布尔什维克的文章中出现的‘人民’、‘革命民主派’等等字眼也嗤之以鼻，认为使用这些字眼是有伤马克思主义者的体面的”来说，列宁虽然当时说过“必须使全部政权立即转归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民主派”（1917年9月26—27日——公历——列宁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马克思主义和起义》——【215】这样的话，但不代表列宁就不对“‘革命民主派’等等字眼也嗤之以鼻”，毕竟这“等等字眼”最喜欢用的人是当时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1917年9月23—27日——公历，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就说，“‘革命民主’一语在我国（特别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里）几乎成了一句口头禅，就象‘感谢上帝’这句话一样，即使不是愚昧到相信上帝的人也常常会说的，或者象‘可敬的公民’这个称呼”、“无论在美国或德国，无论是政府或统治阶级，就我们所知，根本不追求‘革命民主’这个称号，而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追求这个称号（其实是玷污这个称号）”【216】）。
所以，斯大林当时对托洛茨基的攻击，现在看起来多少有些牵强。并且，这种牵强中也透露出斯大林的“考茨基倾向”，何以见得呢？这从斯大林提到的所谓“列宁主张的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成立‘配合国体’”的逻辑（斯大林所谓之“完全正确的立场”）中就能看出（一方面，斯大林的这个逻辑，根本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逻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时发布的声明——《论时局》——中就已经有“配合国体”的表述——“立宪会议加上苏维埃，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争取的混合型的国家机构。在这一政策基础上，我们党具有取得真正胜利的巨大可能性”——所以，斯大林给自己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所写的序言《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4年12月17日——中的这段话，显然又是——当然是——一个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辩护的——暗——例子。另一方面，考茨基说得很清楚“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但是，不是破坏国家政权”）。
自然，这时有人可能会问了，你马克思门徒说了这么半天，不像是在说，斯大林的“考茨基倾向”。倒更像是在说，列宁逻辑上的混乱（例如：“‘革命民主派’等等嗤之以鼻”的“字眼”）。要是有人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不过，正如我之前指出的那样，这并非是什么“列宁的错误”。甚至，（我要指出的是）某些人眼中的这所谓的“列宁的这种‘逻辑上的混乱’”，与其用“混乱”来形容，不如用“策略”来形容，为什么呢？这从我刚才引用的列宁的那些“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部分）的话中的就能看出（列宁当时之所以“激烈地要求召集立宪会议”是为了将“立宪会议”中的俄国农民阶级从“立宪会议”中“吸引出来”——“在农民的立宪会议里必须有多3倍或4倍的工人，只有他们才能密切联系农民代表”、“无论水兵或者士兵，当然都有休假。应当把到农村作短期休假的人组成鼓动队，让他们有计划地走访各省，在农村进行一般的以及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您的地位非常优越，因为您能马上开始实现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只有这个联盟能使我们在俄国建立巩固的政权，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务必使每一个农村鼓动组至少有两个人：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目前社会革命党人的‘招牌’在农村里很吃香，因此，应当利用你们的好机会（你们那里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利用这块招牌，在农村中实现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使农民同工人而不是同资本家结成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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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起来我还是没有将托洛茨基所言的“七人团内部的思想斗争”和“机会主义的变动是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集团所引起的”的话的依据找出来，反而弄了一堆别的东西出来。当然，这堆“别的东西”看起来虽也有点价值，但仍是离题太远！那怎么才算是“离题”更近些呢？有人问。对此，我说，列宁的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1917年11月1日——公历）中找到了（列宁说得）这样一段说：
“[……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支吾搪塞的发言简直卑鄙到极点了，他说同托洛茨基意见完全一致。但是，托洛茨基除已经讲的以外，不能、没有权利、也不应当在敌人面前说得更多了，这难道不容易理解吗？……]”【217】
那么，在列宁的这段话中，列宁对加米涅夫的指责（“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支吾搪塞的发言简直卑鄙到极点”），（起）初看起来（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后来）细究起来！（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即：
为什么（列宁引用）他加米涅夫会认为自己“同托洛茨基意见完全一致”呢？
对此，我觉得，（由于，我的才疏学浅，“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支吾搪塞的发言”，我是找不到了！但）既然（列宁引用的）他加米涅夫认为自己“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支吾搪塞的发言”与“同托洛茨基意见完全一致”！那，只要找到托洛茨基当时的“意见”的内容，说不定也就（部分的）能搞懂“为什么（列宁引用的）他加米涅夫会认为自己‘同托洛茨基意见完全一致’”（的问题）了！
那，当时“托洛茨基”的“意见”又是什么呢？有人问。对此，我（又）觉得，我在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第二章》中找到的（当时）托洛茨基说得一段话或许解答了这个问题：
“[10月30日的夜晚，彼得格勒苏维埃在斯莫尔尼学院开会。在那次会上，托洛茨基指出：资产阶级的报纸一口咬定说苏维埃想发动武装暴动，那只是‘反动派用来污蔑并破坏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一种手法’。……他宣布：‘彼得格勒苏维埃并没有下令举行任何的发动。但如果有必要，我们是会这样做的，而我们会受到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支持。……他们（临时政府）正在准备来一个反革命，而我们将用一种无情的、具有决定性的攻势来回答。’]”【218】
什么意思？有人又问。对此，我说，很明显呀！（单通过约翰·里德记载的托洛茨基的这段话来看——这托洛茨基当时的这段话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托洛茨基当时的“意见”的，而通过托洛茨基的——约翰·里德记载的——这个“意见”。那，——我们恰恰可以说，这列宁指责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支吾搪塞的发言简直卑鄙到极点”的话——算是说对了。毕竟，）人家托洛茨基是“两头堵”，而你加米涅夫则是“一根筋”，就算是（加米涅夫）想变成“两头堵”也是一件难事（所以，列宁才会说“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是“支吾搪塞”，说“托洛茨基除已经讲的以外，不能、没有权利、也不应当在敌人面前说得更多了”）啊！
当然，说到这，有人可能会问了，你马克思门徒在这，又说了这么多，那，这与托洛茨基所言的“七人团内部的思想斗争”和“机会主义的变动是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集团所引起的”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对此，我说，我后来在托洛茨基的名著《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1928年）中曾找到（了）这样（另）一段（谈1923年德国革命的）话：
“[最近那些将问题说成是，如象我已经放弃了《十月的教训》的观点的企图是完全荒诞无稽的。的确，我已经‘承认’了一个次要的‘错误’。当我在一九二四年夏写《十月的教训》时，我觉得，在一九二三年秋天，斯大林采取的立场似乎比季诺维也夫所采取的立场要更左（即中左）。我不完全了解起着多数派机构秘密核心作用的这个集团的内部生活。这一派别集团分裂以后发表的文件，特别是斯大林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写的彻头彻尾的布兰德勒——我在托洛茨基在名著《德国革命与斯大林官僚集团·第四章》——1932年——中曾找到这样一段话：朗格在其一本关于‘群众罢工’的小册子中写道：‘布兰德勒断言，10月（1923）的斗争将导致彻底的失败，这无非是企图掩饰机会主义的错误和机会主义的不战而降而已。’完全正确【219】——马克思门徒注——型的信件，使我相信，我对这些私人集团的估计是错了。但这与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并无任何关系。这种对个人的看法，即使错误，也不是主要的。确实，中派在绕了一些大弯子以后是十分可能发展成左派的。然而如同季诺维也夫的‘发展’又一次表明的那样，它完全不能有计划地执行一个革命的路线。]”【220】
那，从托洛茨基的这段话，在来看，托洛茨基所言的“七人团内部的思想斗争”和“机会主义的变动是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集团所引起的”的话，则（我们觉得）答案或许已经在“嘴边”了！什么意思？有人问。对此，我说，看托洛茨基的这段话（特别是“中派在绕了一些大弯子以后是十分可能发展成左派的”）的意思，托洛茨基所言的“七人团内部的思想斗争”和“机会主义的变动是斯大林同志领导的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集团所引起的”指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之后，十月革命之前发生的事”（这一时期虽短，但托洛茨基以及一些后人都有谈到【221】。不过，我之前已经把这一时期发生更的事和着二月革命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之前的事情一块谈到了。因此，在这，就不展开了！）。
所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中（所言的“这就是说，托洛茨基公开背弃了他的喧嚣一时的《十月革命的教训》，借此‘大赦’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报答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给他的‘大赦’”）的言论分明是故意混淆布尔什维克当时内部的政治演变（用托洛茨基名著《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1928年——中谈到1923年德国革命的时候说得的话说就是，“一九一七年，在我们党内仅有少数领导人犹豫动摇，由于列宁的巨大的精力，他们的动摇被克服了”【222】）。
头脑风暴一下：
当然，这时我相信有人可能还会“脑洞大开”的认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要求妥协”的斯大林所认为的 “配合国体”（“立宪会议加上苏维埃，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争取的混合型的国家机构。在这一政策基础上，我们党具有取得真正胜利的巨大可能性”）是一种将当时俄国的工人（“苏维埃”）和农民（“立宪会议”）以“平等”的，“内外有别”的，联合在一起的方式（这一点，从我之前引用的列宁在《论立宪幻想》——1917年7月18日和8月8日——公历——和之间——和列宁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10月8日会议上的报告以及决议草案和给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书的提纲——1917年9月底—10月初——两段话中就能引申出来）。所以，要是成功了，怎么着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工农联盟”。不过，我对此却觉得，要是真的按照这个“脑洞大开”的逻辑思考下去，那后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解散立宪会议的行为，不就变成了后来斯大林攻击托洛茨基的“不要农民”的序幕了吗！？然后，我发现，当时的事（史）实，好像真是这样，何以见得呢？且听下回分解。
内圣
1922年1月12日，托洛茨基在自己的名著《1905》的第一版序言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正是在1905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223】
那对托洛茨基所写的这段话，我还能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是在斯大林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4年）中【224】。当然，同时见到的还有斯大林对托洛茨基这段话的（当然，知道苏联官僚——斯大林——与季托联盟之间的政争历史的人应该也都知道，斯大林为什么）攻击（当然，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中对给托洛茨基这段话的攻击——其实斯大林对当时任何人的攻击都——非常的啰嗦，故我在这就只引用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中这段“啰嗦攻击”的最后一段）：
（托洛茨基的这段话中所透露出来的） “‘不断革命论’并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的一种简单的估计不足。‘不断革命论’是对农民运动的一种会导向否定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估计不足”【225】。
但是，我不知道（按——我刚才提到的——理来说）斯大林想没\应该想过，早在1920年的4月底，列宁在同一个叫雅·弗里斯的人的谈话（《俄国的形势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策略》）中，（列宁）就已经阐述了一个与托洛茨基在名著《1905》的第一版序言中的观点相类似的观点：
首先，雅·弗里斯问了列宁一个“大问题”，即：“农民阶层将如何发展？当重新建立贸易关系时，货币是否将重新具有价值？农民中是否又将出现资本主义的兴趣？”
然后，列宁回答说：“当然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因此，我们的政策是尽可能把农民需要的产品集中到国家的手里，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我们征集了粮食。我们第一年征集了3000万普特，第二年征集了1亿普特，现在征集了15000万普特。我们按固定价格向农民收购粮食，但是由于货币没有任何价值，农民卖了粮，实际上一无所得。比如，当我们有食盐时，农民宁愿要盐而不要钱。这势必会给农民造成许多困难。他们积攒了成堆的钞票，这一点对他们是有影响的。因此，他们中有一大部分人拥护孟什维克，他们要求‘自由贸易’。统计表明，城市所需要的粮食，一半由国家供应，另一半则是投机商以高于国家牌价十倍的价格出售的。”
其次，雅·弗里斯接着又问列宁：“那么，是不是打算动用红军来对付这一新的‘内部敌人’呢？”
然后，列宁回答说：“是的，当然要这样做。农民称之为‘天性’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叛国。这是很大的差别。农民有两个灵魂。他看到革命解放了他，他第一次看到一个对富人行使权力的政府。他理解苏维埃制度，并且在这个制度下劳动。他懂得，政府虽然还会犯许多错误，但它的意图是好的。这就是他的一个灵魂。这是我们要加强的。另一个灵魂是私有者的灵魂。这是我们要消灭的。办法是搞宣传、发传单、进行教育，但也要用步枪，运用国家的权力。为了农民，工人什么苦没受过？无产阶级专政给工人带来了什么呢？比过去更严重的饥饿。而农民却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很难吃到肉，然而现在农民自己却能吃上肉了。在沙皇统治下，农民被洗劫一空。现在他们吃饱喝足。工人过去每年平均得到11普特粮食，现在只有7普特。而农民现在每年却有17普特。这最好不过地证明，工人阶级实行专政不是出于一己的私利，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觉悟的工人是懂得这一点的。……”【226】
实际上，就在（1920年4月底的）列宁在同这个叫雅·弗里斯的谈话（《俄国的形势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策略》）之前的（1920年）3月29日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1920年3月—4月）上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3月29日）中也曾说过一段比（列宁）在同这个叫雅·弗里斯的谈话（《俄国的形势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策略》）中的话（另一个方面）更为详尽的话：
“[……不久以前出版了《中央统计局公报》。公报上刊出了一些绝无信仰布尔什维主义嫌疑的统计学家们得出的总结数字。其中有两个有趣的数字：在1918年和1919年，各消费省中每个工人每年领得7普特粮食，而各产粮省中每个农民每年却消费了17普特粮食。在战前，这些农民每年只消费16普特粮食。这两个数字表明了粮食斗争中的阶级对比关系。无产阶级继续作出牺牲。竟有人对暴力大叫大喊！但是无产阶级认为采用这种暴力是正当的、合法的，并且用作出最大牺牲的事实证明了采用这种暴力是正确的。在我们忍饥挨饿的、满目疮痍的俄国，各产粮省的大多数居民即农民，几百年来第一次比在沙皇俄国、资本主义俄国的时代吃得好。但我们要说，在红军获得胜利以前，群众还将挨饿。工人阶级先锋队必须作出这种牺牲。……
……
……我们打赢了火线上的那场战争之后，还要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结果是我们的胜利愈大，像西伯利亚、乌克兰、库班这样的地区也就愈多。那里有富裕农民，那里没有无产者，即使有无产阶级，那也是已经被小资产阶级的习惯腐化了的；并且我们知道，那里凡是有一小块土地的人都说：‘我才不在乎政府呢！我要尽量敲一下饿肚子的人的竹杠，我才不把政府放在眼里呢！’……]”【227】
所以，这样看来，这托洛茨基的话并不能导致斯大林所言的什么“‘不断革命论’并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的一种简单的估计不足。‘不断革命论’是对农民运动的一种会导向否定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估计不足”。相反，这（托洛茨基的话）正是对当时的客观现实（“1918年和1919年，各消费省中每个工人每年领得7普特粮食，而各产粮省中每个农民每年却消费了17普特粮食。在战前，这些农民每年只消费16普特粮食”）的一个最精准的描述（ps：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上作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1920年12月22日——中的一句话——“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把农民当作社会主义者，据此来制定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那就是把这种计划建立在沙滩上，那就是不理解我们的任务，那就是三年来没有学会根据我们所处的困苦的、有时是贫穷的现实，来衡量我们的纲领和进行我们的事业”【228】——更透彻和直白的说明了，斯大林的所谓“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会产生‘否定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估计不足’”的逻辑根本就是放屁）喽！有人问。
对此，我说，的确，但要是仅仅只注意到这一层，那就把这件事的意义看低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为自己的名著《1905》所写的这个第一版序言（1922年1月12日）中的这段话的攻击还没完呢！
外王
1920年，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在自己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第二章》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俄国，无产阶级只占全国的很小的少数，它在那里只能暂时维持自己的统治；一旦全国的农民群众在文化上成熟到足以自行承担统治，无产阶级就一定会重新丧失这种统治。相反，在工业的西方，无产阶级本身已经形成为人民的多数，如果工人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那么只要还存在着阶级，只要还存在着国家，工人阶级就能够持久地统治国家。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少数人的统治，而少数人的统治的法律形式是苏维埃宪法。工业西方的无产阶级的统治将是群众的统治，人民的绝大多数人的统治，而多数人的统治的法律形式是民主制。俄国的人民群众还处于半封建的文化水平，在这个基础上，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在一种专制社会主义中实现。在群众文化水平高得多的工业的西方，无产阶级的统治将在商品生产和商品分配的一切部门的民主自治中得到实现。工业社会主义在农业俄国的暂时统治。只是号召工业的西方的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一个信号。只有当工业西方的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工业社会主义的持久统治才能建立起来。]”【229】
然后，到了1926年（也就是6年之后），也就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4年）中对托洛茨基为自己的名著《1905》所写的这个第一版序言（1922年1月12日）中的那段话的攻击的2年之后，斯大林在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并经代表会议通过和联共（布）中央批准的提纲（《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1926年）中（不但）又引用了一遍托洛茨基为自己的名著《1905》所写的这个第一版序言（1922年1月12日）中的那段话【230】。
（在斯大林引用托洛茨基为自己的名著《1905》所写的这个第一版序言——1922年1月12日——中的那段话的）同时，（斯大林）正式引用了（我刚才提到的）奥托·鲍威尔的这段话（当然，斯大林的引用的可说是非常的难看——起初，引用的都让我怀疑，这是不是奥托·鲍威尔的本意？——说难听点，就像“狗拉屎”一样“东一坨，西一坨”的：“‘在无产阶级仅占人口极少数的俄国，无产阶级只能暂时建立自己的统治’，‘只要全国农民群众在文化方面成熟到足以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无产阶级就必然会重新丧失自己的统治’，‘工业社会主义在农业俄国的暂时统治不过是号召工业西方的无产阶级起来斗争的火焰’，‘只有工业西方的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才能保障工业社会主义’在俄国的‘长期统治’（奥·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德文版）”【231】）并（据此）得出一个“托洛茨基及其同道的这些观点是完全接近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以其目前首领奥托·鲍威尔为代表）的\代表会议认为托洛茨基及其同道的这种观点是我们党内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个基本问题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232】的结论。
当然，在斯大林展开攻击的同时，托洛茨基也没闲着，很快！托洛茨基的反击——1926年11月1日，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批评反对派的决议说，托洛茨基的观点原来很接近鲍威尔的观点，因为鲍威尔说过，‘在无产阶级仅占民族的少数的俄国，无产阶级只能暂时建立自己的统治’，‘当民族中的农民群众在文化方面成熟到足以掌握政权时，无产阶级必然会重新失去统治’。同志们，首先怎么能够设想我们中间谁会想出这样卑鄙的提法？‘当农民群众在文化方面成熟’的提法是什么意思呢？这说什么？‘文化方面’是指什么？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是没有独立的农民文化可言的，农民只能或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或者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在文化方面成熟起来。农民的文化发展只有这两种可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认为，‘文化上成熟的’农民抛开无产阶级，独立掌握政权，这乃是最粗陋、最卑鄙的偏见。我们从列宁分析的两次革命的经验中清楚看到，如果农民与无产阶级发生冲突，推开它的政权，那么农民只能成为（经过波拿巴主义）资产阶级的桥梁。不可能有一种在既非无产阶级、又非资产阶级的新文化的基础上的独立农民国家。因此鲍威尔的全部说法是极可怜的市侩之声”【233】）——就到了！
当然，对托洛茨基展开的反击，斯大林好像并不在意，何以见得？因为，就在这（托洛茨基展开的反击）之后，斯大林继续在《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的结论（1926年11月3日）中又（像“狗拉屎”一样）引了一遍奥托·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第二章》中的这段话（“‘在无产阶级仅占人口极少数的俄国，无产阶级只能暂时建立自己的统治’，‘只要全国农民群众在文化方面成熟到足以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无产阶级就必然会重新丧失自己的统治’，‘工业社会主义在农业俄国的暂时统治不过是号召工业西方的无产阶级起来斗争的火焰’，‘只有工业西方的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才能保障工业社会主义’在俄国的‘长期统治’”【234】）。
然后，斯大林又说了一遍，与（斯大林）在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并经代表会议通过和联共（布）中央批准的提纲（《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中得出的结论（“托洛茨基及其同道的这些观点是完全接近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以其目前首领奥托·鲍威尔为代表）的\代表会议认为托洛茨基及其同道的这种观点是我们党内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个基本问题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相类似的话（“托洛茨基对鲍威尔比对列宁要接近得多，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托洛茨基的立场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立场，托洛茨基实际上否认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难道不对吗？”【235】）。
那么，到这时，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有人问。对此，我说，从我之前引用的罗曼·罗兰在自己的《莫斯科日记》中观察到的“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亚诺维奇连‘法语’都不会讲，‘苏联境外的任何一种语言’就更无从谈起了”的情况来看，（托洛茨基在名著《我的生平》中评价的）“斯大林是‘不懂外语，他要了解外国的政治生活只能靠别人介绍’”（的话）的。那，这斯大林当时到底是怎么知道“奥·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德文版”的这个内容的呢？
自然，这时有人可能觉得，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年）中也（仅限于）曾引用和谈到奥托·鲍威尔对民族问题的看法【236】。因此，斯大林要知道“奥·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德文版”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但要我说，就算是不考虑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评传·第五章》中曾说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是列宁教给斯大林的”这一点【237】，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之前和之后）的（除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和两次——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并经代表会议通过和联共（布）中央批准的提纲——《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和《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的结论——如“狗拉屎”一般引用的奥托·鲍威尔的那段话之外）提到奥托·鲍威尔（斯大林引用的列宁的话中提到的奥托·鲍威尔【238】不算）的地方，与其说是“提到”，（还）不如说只是将奥托·鲍威尔的话当成是“装饰品”、“点缀物”而已【239】（甚至，到后来——1938年在奥托·鲍威尔死的时候【240】，斯大林的公开言论中——都不再提及奥托·鲍威尔了！）。所以，“斯大林到底是怎么知道‘奥·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德文版’的这个内容？”的问题实际上是个格外重要的问题！
那，这斯大林当时到底是怎么知道“奥·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德文版”的这个内容的呢？有人问。对此，我说，起初，我也不太清楚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后来，在一次，不经意的探索（我在网上搜“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的时候）之后，我发现，布哈林当时在《论我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在苏联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1926年）中也曾对（引用过）托洛茨基为自己的名著《1905》所写的这个第一版序言（1922年1月12日）中的那段话【241】进行过攻击，而攻击的方式则恰是像斯大林（的“狗拉屎”）那样引用了奥托·鲍威尔的这段话（当然，布哈林所引奥托·鲍威尔的原文与我刚列举之原文有出入：“在俄国，无产阶级只占全国的很小的少数，它在那里只能暂时维持自己的统治；一旦全国的农民群众在文化上成熟到足以自行掌握政权，无产阶级就一定会重新丧失这种统治。”“工业社会主义在农业俄国的暂时统治，只是号召工业西方的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一个信号。只有当工业西方的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工业社会主义的持久统治才能建立起来。”【242】）。并且，布哈林也像斯大林那样得出了一个与斯大林的话（“托洛茨基及其同道的这些观点是完全接近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以其目前首领奥托·鲍威尔为代表）的\代表会议认为托洛茨基及其同道的这种观点是我们党内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个基本问题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托洛茨基对鲍威尔比对列宁要接近得多，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托洛茨基的立场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立场，托洛茨基实际上否认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难道不对吗？”）相同的（当然，布哈林的这个）结论（不但有点长。而且，还比斯大林的那个更丰富）：
“[……如果我们愿意把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所说的同社会民主党人奥·鲍威尔所说的作一对比，那么不由得会发现这些观点非常接近，甚至可以说完全吻合。如果说托洛茨基同志在1922年不否认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那么在狡猾的鲍威尔看来，这个专政也是事实。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说社会民主党教皇的这位狡猾的主教谨慎地提出一个小小的限制：专政虽然是无产阶级的，但是非常非常短促，它的巩固直接取决于西方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那么，革命的雄辩家托洛茨基一点也不落后于鲍威尔：他也（显然是由于害怕陷入民族狭隘性的过错）不容许这样的思想：没有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无产阶级能够保证自己的暂时统治转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
不管怎样耍滑头，兜圈子，相似之处——说得温和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托洛茨基关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或者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这是一样的）的立场不多不少恰好是鲍威尔的社会民主党立场的俄国翻版。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同志在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列宁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中才会同现在臭名远扬的叛徒科尔施及其朋友们沆瀣一气。要知道这位可尊敬的大丈夫为了抵偿自己的共产主义堕落的罪过竟鼓吹对俄国革命发起十字军远征，他也认为，我国革命具有由于考茨基的恩赐而忽然出现的资产阶级农民性质，并且郑重其事地宣告，俄国布尔什维克正在培植新的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幼芽。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既然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那就毫不足怪，无产阶级专政开始变为‘远远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那就毫不足怪，它‘正在脱离’阶级的轨道。要知道这是从鲍威尔—托洛茨基的前提中得出的最起码最普通的结论。]”【243】
当然，说到这，（关于布哈林这段话中透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例如：“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幼芽”的说法，列宁早在1905年4月20日——公历——写得《自由派的土地纲领》中就曾提到过——“土地转到农民手里一点也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的统治，反而会给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以更广泛的基地，会使这种发展从意大利类型转为美国类型”【244】，但很明显列宁所言与布哈林所言显然是不同的！）一些事情就被进一步的证实了（例如：当时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同盟关系，以及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拉”和“打”——当时【245】与后来【246】的很多人也都这么说；又如：斯大林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或许是之一的——秘书巴让诺夫后来写回忆录认为“斯大林‘的演说，内容空洞无物。他讲起话来很吃力，眼睛看着天花板，字斟句酌。实际上，他没有撰写过任何著作。至于他的文集，那是他就某些问题所发表的讲话，让秘书们利用速记稿整理出来的，在文字上再加以润色后而成’\斯大林‘语汇贫乏，也很少写文章。他的著作基本上就是讲话和报告的汇编，它们是秘书们根据速记稿经过文字加工后汇集而成的’”【247】），而另一些问题则被牵涉了进来（例如：斯大林引得如“狗拉屎”一般的奥托·鲍威尔的这段话的逻辑，从理论——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8月——上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发言——7月13日——中——说，“在资本主义时代，在工人群众不断遭受剥削而不能发展人的各种才能的时代，工人政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只能包括本阶级的少数。政党所能吸收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也只占全体工人的少数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只有这觉悟的少数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引导他们前进。如果坦纳同志说他反对政党，但同时又主张由少数最有组织最革命的工人给整个无产阶级指点道路，那我以为，我们之间实际上并没有分歧”【248】——而在名著《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1921年4月21日——中——则说，“先进部队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而无产阶级又只是全体居民群众中的一小部分”【249】、“试问能不能由这种在俄国占优势——指‘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马克思门徒注——的状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呢？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现在我们有了一部业已完成的科学巨著，知道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就是电气化。如果我们能建立起几十座区域电站（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电站可以而且应该在哪里建立以及如何建立），如果我们能把电力从这些电站送到每个村子，如果我们能得到足够数量的电动机及其他机器，那么从宗法制度到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或者几乎不需要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了。我们很清楚，实现这‘一个’条件，单是完成第一批工程，就至少要花上十年工夫，至于缩短这一期限，那只有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德、美这些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250】——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局势的真相和共产党的任务·第七章》中曾说：
“（二）党的领导机关的社会成分的恶化情况更加严重。在县（小区）委员会里，农民（出身）占百分之二十九点五，职员及其它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四；这些委员会成员的百分之八十一点八是各国家机关的雇员。车间工人在这些党的领导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中所占的比数几乎等于零。州和省委员会里，车间工人所占比数为百分之十三点二；在县委员会里为百分之九点八到百分之十六点一。
党本身约有三分之一的党员是产业工人，而在那些党的决策机关里，产业工人只占十分之一。这构成对党的严重危险。工会也是走着同样的道路。这表明来自小资产阶级的‘行政人员’和‘工会官僚’，把我们手里的权力拿去了很大一部份。这是使党‘非无产阶级化’的最可靠的道路”【251】——和实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第二章》中说，“斯大林格勒厂有漂亮的机器，这些机器直接来自美国，但是没有经验的农民把它们毁坏了一半”【252】，在《换了人间·第二十三章》中所记“斯大林格勒南区的党委书记科瓦廖夫”在“对十个走投无路、想要离开集体农庄的农民阐述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时，记载的其中一个——“第三个农民”——的话——“由于我加入集体农庄，我的妻子不想同我过日子了”之后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加的注解中则说，“实际上大部分人都受妻子的影响。他们都希望在附近的拖拉机厂建设工地上干运输的活儿，那里挣钱多”【253】，在《换了人间·第二十八章》中则更直截了当的说，“在三年时间——应该指的是‘一九三〇、一九三一、一九三二’——马克思门徒注——内，苏联对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村地区进行了彻底调整，把一千四百万个私有小农场合并成二十万个由农民集体所有的大型农场。原始的工具迅速地被机器所代替，农民实行了劳动分工。到哪里去为这么多新的大型企业寻找优秀经理呢？由于新的建筑业和新的工业部门在四年内招收了一千一百万工人，而且大部分是农村中最精明能干的人”【254】——两方面看，在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那里不是没有出现过，那既然出现过，托洛茨基所言有为什么是对的呢？）！什么问题？有人问。对此，我说，这些事情与问题，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重点（故我们以后在来详论）。那么，今天到底要讨论什么问题呢？有人又问。对此，我说，托洛茨基在名著《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1928年）中说的一段长话便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的开头）：
……斯大林和布哈林从反对派所写的文件中挑选出和他们自己直到一九二五年以前所说的话（就这些话来看是和列宁完全一致的）绝对相同的一些说法以后，就根据这些引语建立了关于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理论。看来在十月革命和国际革命的关系这个中心问题上，反对派似乎和不承认俄国有建设社会主义可能性的奥托·鲍威尔奉行同样的观点。人们真要以为印刷机是一九二四年才发明的，以为在这以前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注定是要湮没无闻的。全部赌注都押在健忘上了！
然而，在有关十月革命的性质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已经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和奥托·鲍威尔及第二国际的其他市侩算了账。在中央委员会授权我提出的关于新经济政策和世界革命前景的报告中，对奥托·鲍威尔的立场已经以符合我们当时的中央委员会的意见的方式予以评价；在那次代表大会上，这种评价并没有遭到任何反对，我认为它在今天也是完全适合的。就布哈林本人来说，他拒绝澄清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因为“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的许多同志已经论述了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布哈林当时是同意我的演说的。下面就是我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关于奥托·鲍威尔的话：
“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一方面在应景文章中承认资本主义特别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有用了，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示深信苏俄的演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产阶级民主的胜利。这些愚蠢不堪而又自命不凡的胡扯家完全罪有应得地掉进了最可怜、最陈腐的矛盾。新经济政策是为了适应某些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条件而制定的。这是生存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肯定指望欧洲的革命发展的工人国家使用的一种策略……在政治计算中不能不考虑时间这样一个因素。如果我们承认资本主义真正能够在欧洲继续存在一个或半个世纪，承认苏俄将不得不在经济政策方面适应这个局面，那末问题就自相解决了。因为，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是预先假定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将要垮台，假定将出现一个资本主义复兴的新时代。这种看法有什么根据呢？如果奥托·鲍威尔在今天奥地利的生活中发现了任何奇迹似的资本主义复活的迹象，那末就只能说俄国的命运已经预先注定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奇迹，也不相信有什么奇迹。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如果欧洲资产阶级能把自己的权力继续维持几十年，那在目前的世界条件下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新繁荣，而意味着欧洲的经济停滞和文化衰落。一般说来，不能否认这样一个过程有可能使苏俄掉进深渊。至于苏俄那时是否不得不经历一个‘民主’阶段，或者遭到某种其他形式的毁灭，则是次要的问题。但是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采取斯本格勒的哲学。我们肯定指望欧洲的革命发展。新经济政策只是适应这种发展速度的一种办法。”
这样提出问题就使我们回到了我们评价纲领草案的出发点：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方式来考虑一个国家的命运，而必须以世界发展的整个趋势作为出发点；一个国家不管具有什么民族特点，都是包括在这个整体以内并且从属于这个整体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把苏联排除在世界整体以外，排除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外；他们把苏联看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用经济“成熟性”这个孤零零的尺度来衡量它；他们宣称苏联独立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尚未成熟，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工人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资本主义的蜕化。
纲领草案的作者们采用了同样的理论根据，把社会民主党那些理论家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全盘接收过来。他们也从世界整体和帝国主义时代“脱身而出”。他们从孤立发展的幻想出发，用孤零零的经济尺度来衡量世界革命的民族方面。但是他们作出的“判决”是不同的。草案作者的“左倾”在于把社会民主党人的评价翻了一个面。但是，无论你如何重新装扮它，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立场仍然一钱不值。大家必须采取列宁的立场，也就是把鲍威尔的估计和预测仅仅当作幼儿园的游戏而一笔勾销。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情况就是如此。应当认为和鲍威尔有联系的不是我们，而是草案的作者们自己。【255】
马克思门徒
2019年5月28日——2019年12月12日
注释：
【1】《中华要藉集释丛书·韩非子新校注（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939—946页。
【2】《中国哲学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78年10月第1版第149页、《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39页、《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宁夏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第一版第90—91页、《先秦法家人物介绍》河南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65页、《秦始皇》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20页、《<学点历史>丛书·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人民出版社1974年8月第1版第97页、《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儒法斗争史——批林批孔文选（三）》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第一版第139页。
【3】《二十二子详注全译·韩非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139页。
【4】《二十二子详注全译·韩非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792页。
【5】《二十二子详注全译·韩非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710页。
【6】《二十二子详注全译·韩非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47页。
【7】《二十二子详注全译·韩非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674—675页。
【8】《二十二子详注全译·韩非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706页。
【9】《二十二子详注全译·韩非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674—675页。
【10】《二十二子详注全译·韩非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706页。
【11】《二十二子详注全译·韩非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353页。
【12】《二十二子详注全译·韩非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6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1页。
【14】均取自《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版第743—749页。
【15】《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153页。
【16】均取自《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2月第1版第418页。
【17】均取自《我曾是斯大林的秘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37页\《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41页。
【18】《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12页。
【19】《斯大林肃反秘史（全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294页。
【20】《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第279页。
【21】《叱咤风云——斯大林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第157页。
【22】《托洛茨基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377页、《锡兰共产党文件选编》第268页、《先知三部曲——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234页\《斯大林政治传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第一版第282、283页。
【23】《先知三部曲——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77页。
【24】《托洛茨基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380页。
【25】均取自《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158—159页。
【26】均取自《大元帅斯大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第26—27页。
【27】《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9页。
【28】《叱咤风云——斯大林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第156—157页。
【29】《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429页。
【30】《我曾是斯大林的秘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27页\《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30页。
【31】《我曾是斯大林的秘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95页\《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53页。
【32】《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105页。
【3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04页。
【34】《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197页。
【35】《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214页。
【36】《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第149页。
【37】均取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53页。
【38】《血泪难忘——布哈林夫人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6月第一版第283页。
【39】均取自《斯大林肃反秘史（全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25页。
【40】《赫鲁晓夫回忆录（上下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272页。
【41】均取自《我曾是斯大林的秘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111页\《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154页。
【42】均取自《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第二册》第568、611页。
【43】《三国史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第75页、《品三国·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104页。
【44】《品三国·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139页。
【45】《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第二册》第599页。
【46】《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第二册》第601页。
【47】《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第二册》第604页。
【48】《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第二册》第633页。
【49】《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第二册》第643页。
【50】《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第二册》第644、645—646页。
【51】《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第二册》第645页。
【52】《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第二册》第643页。
【53】《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第二册》第584、588页。
【54】《斯大林肃反秘史（全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98页。
【55】均取自《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版第755—761页。
【56】《斯大林政治传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第一版第284—286页。
【57】《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9月第1版第162—163页。
【58】《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第2版第246—247页。
【59】《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6—7页。
【60】《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355页。
【61】《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222页。
【62】《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一版第23—24页。
【63】《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113页。
【64】《斯大林全集·第十三集》第37页。
【65】《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61）·满洲秘档选辑》第17页。
【66】《列宁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195页。
【67】《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第286页。
【68】均取自《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94页。
【69】《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第1版第610—611页。
【70】《维基百科·[苏日战争]》。
【71】《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 第438—439页。
【72】《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第1版第674页。
【73】《列宁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30页。
【74】《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第233页、
【75】《公主回忆录》金城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第54页。
【76】《日俄战争——库罗巴特金、利涅维奇日记摘编》商务印书馆1976年11月第1版第15页。
【77】《叶廖缅科夫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9页。
【78】《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1页。
【79】《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6页。
【80】均取自《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4—32页。
【81】《斯诺文集·第三卷》第248页。
【82】《毛泽东的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390页。
【83】人民网《[是尊敬还是侮辱 谁是保存列宁遗体的始作俑者？]》。
【84】《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14页。
【85】均取自《舒伦堡回忆录——纳粹德国的谍报工作》群众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第274—275页。
【86】均取自《麦克米伦回忆录（一）·风云变幻（1914—1939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第1版第335页。
【87】《麦克米伦回忆录（一）·风云变幻（1914—1939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第1版第337—338页。
【88】《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67页。
【89】《从苏联归来——附：答客难》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21页。
【90】《斯大林肃反秘史（全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162页。
【91】《历史的见证（1929—1969年）》商务印书馆1975年12月初版第72页。
【92】《我的父亲贝利亚》新华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第49页。
【93】《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香港三联书店1969年12月版第180—184页。
【94】《历史的见证（1929—1969年）》商务印书馆1975年12月初版第72页。
【95】《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107页。
【96】均取自《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163页。
【97】均取自《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101页。
【98】《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场回忆录》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8—9页。
【99】均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古德里安亲历记》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第160—161页。
【100】《装甲司令：艾哈德·劳斯大将东线回忆录》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第40页。
【101】《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第298页。
【102】《斯诺文集·第一卷》第358页。
【103】《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102页。
【104】《麦克米伦回忆录（一）·风云变幻（1914—1939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第1版第334页。
【105】《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106页。
【106】均取自《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107页。
【107】《莫斯科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81页。
【108】《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2月第1版第441页。
【109】《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84页。
【110】《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84页。
【111】《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40—58页。
【112】《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场回忆录》新华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第9页。
【113】《希特勒副官的回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第43页。
【114】《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16页。
【115】《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8页。
【116】均取自《舒伦堡回忆录——纳粹德国的谍报工作》群众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第280页。
【117】《列宁全集·第四十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135页。
【118】《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第2版第96页。
【119】《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 第281页。
【120】《纳粹将领的自述——命运攸关的决定》商务印书馆1982年2月第1版第81页。
【121】《悄悄的自杀——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59—62页。
【122】《纳粹将领的自述——命运攸关的决定》商务印书馆1982年2月第1版第81页。
【123】凤凰网《[二战西方对苏联的援助 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腾讯网《[美国对苏联卫国战争到底有多大帮助？没有美援，苏联会战败]》。
【124】《维基百科（英文）·[Joseph E.Davies]》。
【125】均取自《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1987年2月第1版第546页。
【126】均取自《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1987年2月第1版第548页。
【127】《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87页。
【128】《悄悄的自杀——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18—19、45—48页。
【129】《维基百科·[天然橡胶]、[合成橡胶]、[橡胶树]、[橡胶草]》。
【130】腾讯网《[藏身徐闻丛林里“专家楼”，见证了橡胶开垦的岁月]》。
【131】《斯诺文集·第一卷》第343页。
【132】《斯诺文集·第一卷》第356—357页。
【133】《历史的见证（1929—1969年）》商务印书馆1975年12月初版第117页。
【134】《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香港三联书店1969年12月版第24页。
【135】人民网《[国际观察：特朗普与美国媒体之间的恩怨]》、凤凰网《[39名遇害者全部来自越南，CNN去哪了？]》。
【136】《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77页。
【137】《毛泽东的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24页。
【138】《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香港三联书店1969年12月版第97页。
【139】《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226页。
【140】《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603页。
【141】均取自《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65页。
【142】《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65页。
【143】《斯特朗文集·第二卷》第442—443页。
【144】《斯特朗文集·第二卷》第445页。
【145】《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216页。
【146】《调查局——我在联邦调查局的三十年》新华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第40—41页。
【147】《我的父亲贝利亚》新华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第373—374页。
【148】《俄国局势真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第60页。
【149】《调查局——我在联邦调查局的三十年》新华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第36页。
【150】《维基百科（英文）·[Smith Act]》。
【151】《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第110页。
【152】《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第110页。
【153】《维基百科·[美国爱国者法案]》。
【154】《美国共产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11月第1版第547页。
【155】《维基百科·[厄尔·白劳德]》。
【156】《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第110页。
【157】《维基百科（英文）·[Socialist Workers Party（United States）]》。
【158】《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商务印书馆1963年12月初版第238—239页。
【159】《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310页。
【160】《维基百科·[马丁·尼莫拉]、[起初他们]》。
【161】《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三缉》商务印书馆1964年7月初版第21页。
【162】《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56页。
【163】《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86—88页\《我曾是斯大林的秘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69—70页。
【164】《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60页。
【165】《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81—282页。
【166】均取自《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82—283页。
【167】《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283页。
【168】《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416页。
【169】《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335页。
【170】这两次会议列宁的发言在《列宁全集》中均有记载（参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383—385页和《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386—389页——ps：10月29日的会议由于参加人数众多无法保住秘密的，故列宁的补救方法便是在公开的言论中不承认参加了这次会议——参见列宁1917年10月30日——公历——发表的《给同志们的信》，《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390页）。
【171】《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335—337页。
【172】《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第184页。
【173】《先知三部曲——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89页\《斯大林政治传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第一版第258页。
【174】《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321页、《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96页、《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71、126页、《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153、164、167页。
【175】《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390页。
【176】《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336页。
【177】《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257页。
【178】《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276页。
【179】《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379页。
【180】《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278页。
【181】《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153页。
【182】《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412页。
【183】《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247页。
【184】《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274页。
【185】《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163页。
【186】《无产阶级专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7月第1版第38页。
【187】《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266—267页。
【188】《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20页。
【189】《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338页。
【190】《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260—261页。
【191】《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117页。
【192】《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494页。
【193】《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278页。
【194】《关于个人问题的声明。1926年7月14日—23日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第4版第103页。
【195】《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209页、《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第93页。
【196】《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209页。
【197】《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429页。
【198】均取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8辑》第275—276页。
【199】均取自《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16页。
【200】例如：《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第93页、《托洛茨基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405页。
【201】《托洛茨基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394页、《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第100页。
【202】《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24—1927年）》第275页。
【203】《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上下册）》第509—515页。
【204】《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第19—24页、《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59、79页。
【205】《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59页。
【206】《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547页。
【207】《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107页。
【208】《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反动言论》人民出版社1964年11月第1版第14页。
【209】《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234页。
【210】《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34页。
【211】《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35页。
【212】《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9页。
【213】《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40—341页。
【214】《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41—342页。
【215】《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239页。
【216】均取自《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193页。
【217】《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415页。
【218】《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55页。
【219】《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第127页。
【220】《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12月第1版第81页。
【221】《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上下册）》第512—515页、《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第22—24页、《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79页。
【222】《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12月第1版第83页。
【223】《托洛茨基文选》第66页。
【224】《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17—318页。
【225】《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19页。
【226】均取自《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64—365页。
【227】《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84—285页。
【228】《列宁全集·第四十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144页。
【229】《鲍威尔文选》第207页。
【230】《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94页。
【231】《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95页。
【232】《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95页。
【233】《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1924—1927年）》第202—203页。
【234】《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309页。
【235】《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309页。
【236】《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95—330页。
【237】《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222—226页。
【238】《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273页
【239】《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50页、《斯大林全集·第四卷》第48、314、327—328页、《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第43、45页、《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4、314页、《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40页、《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211页。
【240】《维基百科（英文）·[Otto Bauer]》。
【241】《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第154页。
【242】《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第147—148页。
【243】《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第155—156页。
【244】《列宁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45页。
【245】《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171页\《我曾是斯大林的秘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124页、《斯大林肃反秘史（全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293页。
【246】《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第101页、《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322页、《斯大林传》华文出版社2014年年2月第1版第198、216页、《先知三部曲——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297页\《斯大林政治传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第一版第342—343页。
【247】《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150页\《我曾是斯大林的秘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108页。
【248】《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24页。
【249】《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16页。
【250】《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16—217页。
【251】《俄国局势真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第70页。
【252】《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31页。
【253】均取自《斯特朗文集·第一卷》第321页。
【254】《斯特朗文集·第一卷》第389—390页。
【255】《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12月第1版第3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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