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伊斯坦布尔

（本文首发幕味儿微信公众号）“她蒙住的只是她的头发，而你却蒙住了你的心。”不脱离人的现实存在而谈女性，对女性的欲望与挣扎做实实在在的描绘。因为诚恳，所以感人。

《相遇伊斯坦布尔》奉献了2020年最好的女性群像：给人做钟点工的虔诚穆斯林Meryem（她的名字即来自圣母之名）；Meryem的嫂子，罹患抑郁症而几次自杀的Ruhiye；Meryem的心理咨询师、出身优渥的独身中产女性Peri；Peri的朋友兼心理咨询师（是的，讽刺的是，心理咨询师也需要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出身库尔德家庭但无信仰的另一位独身中产女性Gülbin，等等。

这简短的介绍已隐约可见分裂、冲突之处：传统与现代之争，信仰与世俗之争，贫穷和富有的阶级对立，心理咨询师所代表的科学和阿訇所代表的宗教慰藉之争，等等。

而《相遇伊斯坦布尔》的可贵之处在于，各种声音在这短短8集中里都有一席之地，绝不偏狭——

出身于世俗家庭的高知女性Peri无法理解戴头巾的Meryem，她感到愤怒：她那么美，为什么她却戴着头巾？借Peri之口，导演似乎说出土耳其近年来的一种变化趋势：戴头巾的人越来越多。而这让Peri感到她成为了相对的异类，正像水族箱里的鱼，供人观看。

专业素养帮助她冷静地倾听Meryem的讲述，却不断需要通过向Gülbin倾诉她们的咨询内容（而这本该是绝对保密的）来排解。最终，在Meryem不断的来访和讲述里，Peri“破防”了。她哭花了眼影，大喊：我受够了一个人醒来，受够了健康饮食、坚持锻炼来延缓衰老。显然，问题不在于健康饮食和坚持锻炼，而在于这样“现代”的、“科学”的甚至流行的生活方式并不能给她的生命带来意义。

这一痛苦由Gülbin一句话点明：“她（Meryem）蒙住的只是她的头发，而你却蒙住了你的心”。Meryem是天真懵懂的，可能也没接受过良好教育，但她总能自得其乐。她兴致勃勃地炒肉沫做蛋糕送给只吃素食的Peri。她津津乐道地讲她对咖啡机的偏好。她似乎对做钟点工的那位男性有些情意，却不因遥不可及而神伤。仿佛只要哥哥嫂嫂侄儿幸福，她就也心满意足，充满感激。本剧结束在她收到戒指的那一刻，仿佛在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活会给出答案。

但本剧并不倡导盲信。

相反，本剧同样以Gülbin 家庭的遭遇探讨了宗教中经典的神正论问题：如果存在神，为何神对于人们现世遭受的苦难和不幸无动于衷？Gülbin无信仰，而她的妹妹却戴着头巾。Gülbin主张用科学给弟弟治病，妹妹却半信半疑。在激烈的冲突中，Gülbin哭喊，如果有神，为何“即使容貌和名字有所改变，不幸却在延续”？如果有神，难道正是“真主让我们这样互相厌恶”？

在第一集里，阿訇告诉Meryem，有一种生活就像假花，做得十分逼真，还带着露珠，但依然是虚假的；而真实的生活就像真实的花，是无与伦比的。但是，我们要问，这“真假”之别的标准何在？这种标准是否也是一种生产？即使我们接受这样一种教诲，于我们的生活又有何意义？——

在本剧里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真诚地、用力地生活，我们不能说任何一个人在追求一种“虚假”的生活。但无奈的是，每个人也都深陷自己的苦海之中——阿訇虔诚多年，却在受困时，连个帮手都没有，深陷妻子去世的痛苦之中。阿訇的女儿隐藏了自己的同性取向，整日在头巾之外戴着耳机，用音乐把自己与世界隔开，会在父母出门后，放西方流行乐纵情跳舞。Meryem的嫂子Ruhiye因为童年时被性侵的遭遇而郁郁寡欢，却在性侵者跪倒在自己面前请求她结束他生命时，一言不发地离开。

每个人都深陷于自己的苦海还有另一重含义，即沟通是艰难而无果的。Ruhiye的丈夫只会用拳头为妻子复仇，却无法理解妻子的抑郁。他无法自制地对妻子和妹妹大吼大叫，事后又在阿訇面前忏悔自己的恶念。

Gülbin有一个英俊而富有的情人，只是两人都丧失了爱的能力。他一次又一次地问道Gülbin是否要过夜，答案都是否，于是只能独自在沙发上睡觉。这种约会（dating）而不排他（exclusive）的关系，正是当代西方世界最流行的关系。但这种自由的联结，相比与宗教相连的婚姻的契约和承诺，是否真能让我们更加幸福？

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土耳其社会独有的。相反，不只笔者极感熟悉和共情，imdb上的几个靠前评论也都提到“我是加拿大人/美国人/……但我共鸣了……”在表层的社会矛盾之下，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的困境——

觅渡，觅渡，渡何处？在这琐碎的、潦草的痛苦中，死亡是唯一的常数。“时间消逝，在你理解它的意义前就消逝了。”于是我们看到，作为神的代理人的阿訇（字幕翻译为“智者”）反而是苍老脆弱的老人，反而需要不断逃离。

而Meryem这样平凡、卑微、未“悟道”的人，却成为Peri生活转折点和启示者，而Ruhiye这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却斩钉截铁带着儿子离家出走，回归故乡，回归过去，直面自己抑郁的根源，在自救后拯救了整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她们的力量也是女性的力量。

这种力量甚至与宗教和科学无关（Meryem的问题很难说是被宗教或心理咨询改善的），而是作为人出于本能与他人建立联系而爆发出的。

本剧耐心地描摹了这些联系，这些沟通的时刻，尽管它们在那个当下显得无力：Meryem向Peri絮絮叨叨着各种琐事，Peri向Gülbin絮絮叨叨着咨询的细节，这些时刻镜头往往定格在聆听者的面部特写，还带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缓慢。

这些时刻，具体倾诉的内容不再重要，“有人在听”这件事才是最要紧的。而精英女性Peri从钟点工Meryem那里学习到的，也正是一种看似平庸的“生活智慧”——走出自己的孤岛，打开自己，向外伸展。正如本剧中借两人之口两次点出的那样：被压抑的情感将如同水流寻找石头的缝隙般寻找生命的缝隙。因此沟通和释放将成为唯一可能的救赎。在重重割裂（宗教的、阶级的、性别的、族群的……这些本剧都或明或暗地点出过）中，人们必须跨过隔阂，人们将不得不跨过隔阂。这种跨越究竟有多大效果，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我们必须首先跨越。

于是，在本剧的结尾，我们并没有看到“成长”电影里经典的“与过去挥手作别”的象征性时刻，Meryem依然戴着头巾，阿訇的女儿也依然戴着头巾，但她们显然更有力量地进入了新的征程。她们是失声的（Ruhiye几乎不说话，每当说话也会被丈夫大吼；而阿訇之女，泪水是她唯一的表达），孤独的，孤立无援的，却也是自由的、自省的、自助的。

她们丰富的情感在沉默中流过8集，终于倾泻而下。当坐在离家大巴上的阿訇之女含笑望向邻座，镜头缓缓揭露出那是她的同性恋人时，我几乎高兴到尖叫。导演显然是慈悲的，他在真诚地描绘了如此深沉的矛盾、冲突和痛苦后，依然把希望留在未来。

在剧情之外，本剧在美学上的把控也令人心醉神迷。那油画般的构图和色调，那无声却惊心动魄的面部特写，那缓慢而举重若轻的推镜，那仿佛上帝之窥的空镜，都让人想到土耳其最为我们熟知的电影大师锡兰。

这些镜头对人物有一种虔诚的敬意。在这样的敬意中，女性角色的法令纹、雀斑和哭红的鼻头，都染上了神性。而她们的痛苦和挣扎，都显得如此高贵。本剧给人的美感，大概正是“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