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

卡斯帕尔·豪泽尔和一个未经世事的婴儿有什么区别呢？

也许区别在于，婴儿的生理心理都还未发育完全，是一张真正的白纸，社会规定了在这张白纸上作画的全部过程，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他最终一定会长成一个被社会所接受的人，就算有点叛逆，也是可预期的叛逆。但16岁的卡斯帕尔已经具备一个几近成年的灵魂，他前16年的生命未经社会化的过程，之后也无法补足一个循规蹈矩的童年，他是未被文化所建构的人，注定是彻底的异类，再也无法融入社会。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未经雕琢的生命被19世纪虚伪、世俗的市民社会所扼杀的故事，在一个维度上，也是人的自然性被科学扼杀的故事。

1828年，故事发生时的欧洲，启蒙思想已经占据重要地位。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摆脱咎由自身的不成熟状态的过程。个人的启蒙，指的是对人的规定性的认识；公民的启蒙，指一种职业性的、社会地位性的学习。在这样一个理性的时代，卡斯帕尔就是一个相违的极端——他毫无规定性可言，从未经过学习，是个大写的“不成熟状态”。

启蒙运动让欧洲从传统权威与政治专制里睁开眼，以为已经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却不知又陷入了科学的话语里。后人评价这一时期是“西方文明发展最形式化的阶段”，充斥着“建立在特权与等级制度基础上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肆无忌惮的利己主义”。

非常明显的一次表现是关于真话村和谎言村的对谈，电影中的哲学家通过逻辑的双重否定来判断此人是否说谎，而卡斯帕尔则用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得出了答案。恼羞成怒的哲学家坚称这不是逻辑。女仆说她可以理解帕斯卡尔的方式，而哲学家拼命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尊严——明白是次要的，推理才是最重要的。这代表了启蒙运动之后的一种共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可靠的，其根源在于心灵理性（哲学家）；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不可靠的，其根源在于感性知觉（女仆、卡斯帕尔）。” 但后现代的研究认为，科学的合法化过程其实是悖论。就是说，为了让人承认并且接受它，科学天生就需要某种形而上的预设来充当其真理前提，并据此形成合法化叙事。卡斯帕尔用一种原始朴素的直觉看穿了其中的悖论，这激怒了当时的主流学者，却与70年代的后现代批判不谋而合。

另一方面，后现代理论认为，科学知识仅仅关注真理的选择、限定与求证，且仅使用 “指示性陈述”这一种语言游戏。这种知识凭借它的真理价值，一般会被人们无条件地加以接受。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无视其中的伦理与公正。这同样在卡斯帕尔的经历中得到验证：专家们在他面前做试图伤害他的动作来验证他是否对危险有所感知、在卡斯帕尔死后解剖他的尸体来寻找他格格不入的原因……在专家眼中，他只是一个具有研究意义的身体，而不在乎他的情感需求。这其实是一种否认叙事知识的“文化帝国主义逻辑”，与上一段阐释的合法化危机相照应。

卡斯帕尔在电影中其实在引导我们进行一种陌生化的审视，用外部视角照见“现代性”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