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呛人生

Beef现象的社会语境

Beef首先是一种食物，是牛肉。对译到法语中是acharné, 词源是char：肉，表示以肉来诱使、挑逗动物（当然也包括人）的发疯。第一集的片头采用的是彼得·阿尔岑（Pieter Aertsen）在1551年创作的大型静物画Butcher's Stall with the Flight into Egypt（下图一）.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隐喻。在西方艺术史上，关于静物（still life）的描绘与时代氛围密不可分，我们对于“物”的观看与思考，实则反映了“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那句名言：“乍一看，商品似乎是一些微不足道、不言而喻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的分析表明，它是一个非常复杂之物，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自16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的艺术家们越来越多地描绘在一个对财产和货币日益开放的商业世界中，积累、交换和购买之物，它们暗含了世界上所有的欲望、幻想和暴力，揭露了诸种生活、状态、信仰和情感。阿尔岑正是在这一时期专注于对静物画和风俗画的创作。二百余年后，我们同样能在西班牙画家戈雅的静物画《羊头》（下图二）中找到类似的表现主题。戈雅创作时正值19世纪西班牙独立战争，他流亡法国波尔多，饱受战乱的侵扰，看透人类的脆弱。他笔下的羊头尸身似乎暗讽了近代世界的欲望与虚空，它同阿尔岑屠夫货摊中的动物尸首构成了某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两幅画中的兽头注视着观众，绝望的形象在提醒着我们，这是一场杀戮的暴力，等待我们的不再是同情与怜悯，而是同样的命运。就像Beef第一集的标题：鸟儿不再歌唱，它们在痛苦中尖叫。归根结底，Amy和Danny都受迫于某种成功学叙事的东亚文化与社会标定，而二人在路怒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泄愤中以各种极端手段的“相互杀戮”，也就暗含了Beef一词所指的原初含义，它影射了某种共通的人性，更准确地说，是兽性，是近现代社会中，战争、资本、权力与既定话语的轮番压迫下的本性昭彰。

图一

图二

Danny的人生之井

第二集中，Paul在酒吧里对哥哥信奉的价值体系大加指责：“你花了太多时间遵守那些专横的规矩：'我必须先成就事业，再组建家庭，我得听爸妈的话，娶一个韩国裔好女孩回家'，哥，你能不能……好好过自己的日子？”短短三句话，影射了东亚人生的全部束缚。当Danny回复说“我在过日子”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真的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还是用社会赋权的人生轨迹为自己的一事无成找寻逃避的借口。Danny一生都想掌控弟弟的人生，每日早出晚归，看似忙碌，却处处碰壁。他完美地复刻了父母对自己的压迫，他丢掉了弟弟的大学申请书，嫁祸表兄Isaac为自己背锅，甚至将自己在装修新房时的排线过失归咎于Amy. 自始至终，Danny愈加无法直视自己失败的人生，只因他从未真正地过好属于“自己的日子”，就像倒数第二集中“井”的隐喻：Danny和Paul被困在Jordan豪宅庭院的围壁之中，但他最终选择向弟弟坦诚一切，并放手let him go, 他不再靠掌控和贬斥他人来达成自己内心那虚假的安慰感（见不得别人好的攀比心也是东亚人的特征之一），不再让弟弟和自己“保持一致”，而是直面自己的不完美与缺陷，让本就比自己能力出色的弟弟去找寻自己的轨迹。他独自留在深井中的背影，或许也是他人生中最为勇敢的时刻。其实，Beef和《瞬息全宇宙》为我们展示了东亚社会对于个人成长的两种压迫方式：当强大且超稳定的父权结构不敢直面时代的变迁与自我恐惧时，Danny选择“拖弟弟下水，为自己垫底”，在掌控他人的过程中卑微而虚伪地自我安慰；另一方面，Evelyn选择将自己的失败转嫁为对于女儿的“殷殷期望”，而期望却化作枷锁，适得其反地将女儿推向Jobu Tupaki和虚无主义的罪恶根源。

Amy路怒前的犹豫：我确信我即将发飙

在全剧的末尾，达成和解的Amy守在Danny的病床前，回顾所经历的一切，一个细节值得我们回味：在路怒事件中，当Amy停下SUV后，愤怒的她其实并没有立刻将手伸出窗外，如观众以为的那样（第一集的呈现效果）下意识地比出中指，而是在坐定后，犹豫了几秒，随后有意识地、确信地开始发泄情绪。此刻坐在病床前的Amy当然是后悔万分，但导演对于这一细节的呈现，揭示了Amy内心深处的微妙变化，以及她在那一时刻复杂的情绪，这也是Beef最触动我的地方。一方面，Amy在怒与不怒之间的纠结，正是她在本性释放与道德规约之间的徘徊。企业家Amy与放纵者Amy不断地调换角色，这一张力说明了即便Amy在释放自我的瞬间，也依旧被某种道德话语和社会标定所限制，至少会在头脑中隐隐作现。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自己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社会所强加的价值观念，而基于此，我们又当如何行动；另一方面，这一犹豫恰恰彰显了Amy“失常”的路怒是她“正常”思考的结果，她非常清楚在那一刻，自己正在以及将要做什么，这也印证了我们对于人类历史上暴力行径这一或个体、或集体心态的判断。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中认为，宗教暴力不是“群体无意识”，1572年发生在巴黎的针对胡格诺新教徒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也不是社会病体的产物。暴力不应该用人群的疯狂、饥饿或性压抑来解释（即便它们会呈现出这种特点），而应当根据其行动目标、行为方式及其文化所允许的角色来解释。宗教暴力牵涉更多的是正常因素，而非病态因素，因为变化的只是暴力的表现形式，但社会中的矛盾则是永恒的。即便在极端宗教暴力事件中，人群也不是毫无理智的。某种程度上，他们知道自己的什么做法是正当的，而事件的发生场合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为其行为动机提供辩护，暴力行为就是奠基于这些动机之上的某种建筑：戏剧和仪式。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Amy还是Danny，ta们在成功叙事与东亚文化的基因下所表现出的怒呛人生，并不像我们在屏幕上所看见得那般肆意放纵，每一次的发泄，ta们都深知自己正在做什么，甚至Danny还会为差点烧死Amy的女儿而感到后怕、悔恨，这才是更为真实而立体的人性。同时，只有理解了ta们在这场路怒事件中的行动目标、泄愤方式以及复仇狂欢中所能获得的心理慰藉，我们才能明白怒呛人生背后的理性与结构性因素。不过，戴维斯也提醒我们，在任何绝对意义上，暴力仪式都不是暴力的许可。如果想减少暴力行为的破坏力和残酷程度，那么我们应该少去想清除“异类”，而多去想如何改变中心价值。在Beef这里，这种中心价值就是“发疯亚裔”背后所折射的，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话语，它是一切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