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

这是一部旅行影片。旅行有各种各样的，有惊险的、反映风土人情的、探险的、猎奇的、科学考察的、抒情的、感伤的、富有幽默感的……

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旅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从地球这一端到那一端，速度之快，令人感到地球非常拥挤。旅行的快速使旅行的乐趣丧失殆尽。

具有魅力的旅行是缓慢的旅行，甚至慢到使旅行者感到烦闷，这种旅行不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种旅行是在人的心灵深处进行的。

谢·邦达尔丘克早就想拍契诃夫的《草原》了，50年代，这篇小说已经在他的写字桌上放着了，60年代，文学剧本也已写好。邦达尔丘克在多次接受访问时，记者问起他的创作计划，他都说：下一部影片准备拍《草原》。这部小说，不同时代的人读起来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代读它，每一次也会有新的体会。邦达尔丘克在改编名著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如《战争与和平》，他能运用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更充分地表现出作家想要表现的东西。

如果导演的趣味、理解和美学观点都是现时代的，那么，他把经典作品呈现给观众的时候，也一定会是具有现时代精神的。

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世纪，人特别需要和大自然接触。《草原》的剧情就是在天与地之间展开的。景色在这部影片中有很重要的意义。摄影师列昂尼德·卡拉什尼柯夫把宽阔的草原和一些富有表现力的细枝末节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了这部影片的独特、和谐和富有感染力的造型感和绘画感。契诃夫笔下的草原，有时很单调沉寂，使人忧郁烦闷，使人感到孤独，想到了死亡；有时又充满生机，具有青春的活力和美，令人预感到幸福的降临。契诃夫的这篇小说通过景色的结构反映出来的人的心灵的变化和情绪的转换，在影片的造型结构中很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应该说，摄影师的镜头捕捉到了流泻在大地上的阳光；被太阳烤得发烫的空气的流动；雷电的闪光；在云层中浮动的月亮，这些景色都被拍摄得令人振奋。

在夜晚的那几场戏中，更令人感到宇宙的伟大和人对宇宙的依附。夜阑人静时，大地上的景物几乎已看不见，只剩下了人面对着深不可测的黑漆漆的苍穹。云消散了，星星闪烁着，一长列的载货大车变成了一个个小黑点，似乎紧挨着天空在挪动。画面外响起了契诃夫的话：“当你久久地、不眨眼地望着深邃的天空时，不知为什么，思想和心灵融合成了一种孤独感的意识。你开始感到自己非常孤独，从前使你感到亲切的一切，现在都变得无比地遥远和没有价值……”

在话语、画面、情绪的统一中，使人领悟到了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持久的主题：意识到大自然的和谐时，对自己深感不满。人在宇宙面前感到自己非常孤独，人非常想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影片表现出了人想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渴望。这种融合不是田园诗式的，而是具有充满戏剧性的变化过程的，因为小说中对大自然的描绘也远不是田园诗式的：“……在唧唧的虫声中，在魑魅的各种形体和坟丘上，在蔚蓝的天空中，在月光里，在夜鸟的飞翔中，在你看见和听见的一切中，开始呈现出令人喜悦的美、青春、充沛的力量、对生命的热切渴望。心灵对美丽而庄严的故土作出了反应：想要随同夜鸟在草原上翱翔。在那令人喜悦的美中，在那醉人的幸福中，你还感受到了惊恐和烦闷，仿佛草原知道自己是孤独的，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在这个世界上都泯灭了。”小说中的这段描绘在影片中表现得非常准确。尤其是午夜在篝火旁那场戏：马车夫们听窦莫夫讲述了割草人杀死商人的可怕故事；还听了夜来的不速之客康斯坦丁的自白。当故事讲完，康斯坦丁在陌生人面前把他心灵深处的感情倾诉出来之后，篝火渐渐熄灭了，于是笼罩着一片令人聚精会神地思索的静寂。这时，叶麦利扬说：“弟兄们，让我们来唱个圣歌吧！”他连说了两遍，他在恳求大家，他用手拊着心，眼中含着泪。车夫们默默地拒绝了他，康斯坦丁礼貌地、带点歉意地说他不会唱。于是，叶麦利扬一个人唱了起来，像往常一样，他唱不出声音来，就像契诃夫所描绘的，他“用胳臂，用头，用眼睛唱着”。扮演叶麦利扬的谢·邦达尔丘克明白：他的主人公在这一时刻已经不在篝火旁，不在这些生活命运坎坷的人们中间，而是在很远的地方，他看到的是美好的、崇高的另一个世界，他听到的也不是人间的歌曲，而是某种非常和谐的音乐。这音乐使人的心灵远离平凡的日常生活，升腾在大地之上。

除了这种使人领悟到苍穹的伟大的感觉之外，影片还使人感受到一种肉体上的愉悦，这种愉悦也是在人和大自然的接触中获得的。潘泰莱依喜欢光着脚走路，他时而走在柔软的落满尘土的道路上，时而走在被太阳晒得倒伏的草地上，时而走在坚硬龟裂的土地上；那个躺在大车的庄稼垛上的胖姑娘在酷暑中都有点迷糊了，在烈日下像是陶醉了；基留哈下水游泳，游得河水哗啦啦地响，他像一头巨兽似的直冲着水藻和水草游去，他从水声中获得了一种喧嚣的喜悦；瓦西亚老是充满着生机和兴趣，他的眼睛特别尖，能看到远处的狐狸在玩耍，野兔在用爪子洗脸。

影片中最平凡的物体和动作都能辐射出涵义和情感。如：车轮的吱吱声；水桶的咚咚声；飞向高处的篝火的火花；在石块之间流淌的溪水；闪光的露珠；路边的孤坟；流泻的陨星；照射在草地上的滑动的阳光。

每一个物体都是很醒目的，很有特点的：叶果鲁什卡的红衬衫；潘泰莱依当杯子用的神像前的小绿灯；库兹米乔夫包钱的那块包袱布；遮雨的草帘子；被窦莫夫扔在草地上的叶麦利扬的大勺子。在所有这些物件中，那块赤褐色的蜜糖饼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本身就是一段独自成章的富有戏剧性的情节。莫伊塞的妻子把它看作财富那样的贵重，她把这块饼包在一块绿色的破布中，珍藏在五斗柜里。当她把这块饼送给叶果鲁什卡的时候，她心疼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并悲哀地朝自己的孩子们睡着的方向看了一眼。叶果鲁什卡把它放进大衣口袋之后也忘了它了，直到暴风雨中，这块饼淋湿了，变成了一块深褐色的粘糊糊的东西，最后，它被一条偶然遇见的狗吃掉了。这块饼的形状像人的一颗心，而且也是出于莫伊塞妻子的真心，它被送给了叶果鲁什卡。在影片中，蜜糖饼的故事是一个小小的悲哀的寓言故事，这个真诚的馈赠白费了，莫伊塞的妻子视为珍宝的东西变成了谁都不需要的被扔掉的东西了。蜜糖饼的故事蕴含着影片独特的魅力。

影片中的主人公是一些没有自由的、不幸的人们，他们是奴隶。他们的世界单调狭小，永远是老样子，没有什么变化。他们在道路上来来回回地赶着车，在宇宙间走着，但却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与宇宙的关系。也许，只有一次，在篝火旁，叶麦利扬感觉到了自己与伟大的宇宙的依附关系，他建议：希望大家和他一起唱圣歌。

影片《草原》也像契诃夫的其他小说一样，没有谁是第一主人公，总的说来，没有主要的主人公。但影片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次离家出门旅行的9岁男孩叶果鲁什卡；商务事缠身的库兹米乔夫；热心肠的、喜欢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的赫里斯托弗尔神父；筛面粉的农妇身边的那个只说了自己的名字的小男孩蒂特；仅仅露了一面的大财主瓦尔拉莫夫；像幻象那样存在于现实与梦幻的边缘上的美人德拉尼茨卡娅伯爵夫人；忙忙碌碌、善于奉迎人的莫伊塞；既是疯子、又是聪明人的莫伊塞的弟弟索罗蒙；单纯而有点孩子气的捷尼斯卡；陶醉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幸福中的康斯坦丁；成为叶果鲁什卡的旅伴的六个性格各异的马车夫：潘泰莱依、叶麦利扬、窦莫夫、瓦西卡、基留哈和斯焦普卡，所有这些人，很难说，谁重要，谁不重要，但是，对于这一旅行故事来说，他们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物。

和小说中一样，影片中观众最早见到的人物是库兹米乔夫和赫里斯托弗尔神父，当然，还有叶果鲁什卡和捷尼斯卡，但捷尼斯卡在赶车，他一直是背对着观众，而叶果鲁什卡几乎就像是一个物件那样被他舅舅和神父带在身边。那么，这次旅行的主人公应该是库兹米乔夫和神父了。库兹米乔夫是个商人，但他的样子更像是官吏，他戴着眼镜，似乎很有学问，不太善于交际，有点干巴巴的，他只关心他的买卖。赫里斯托弗尔神父心地善良、淳朴、喜欢发表滔滔不绝的议论。尼柯拉依·特罗菲莫夫扮演的神父是一个精力充沛的老头，有着一对灵活好奇的圆眼睛，脸上总是带着温厚的微笑，这是一个十足的契诃夫笔下的人物。这些性格独特、外形各异的人物在影片中都出色地表现出来了。

那6个马车夫，乍一看来，外形似乎很相像：都穿着皱巴巴的、洗得褪色的、已经不成形的衣服，头发乱蓬蓬的，脸上无精打采的样子。但事实上，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潘泰莱依老头已经活到了头，他自己说，已经在等待即将来临的死亡了；非常年轻、嘴上还没有长毛的斯焦普卡的生活刚刚开始，但他除了没完没了地跟着货车溜达，已经不期望什么了；过去在火柴厂当过工人的瓦西亚的内心有一个独特的美好天地；有些蠢笨的基留哈当过饲马员，他曾经是最好的三套马车的车夫；不安分的、淘气的大力士窦莫夫有些看不起自己的伙伴们，他认为自己比他们有分量；孤僻的叶麦利扬总觉得自己很不幸，他过去在唱诗班唱赞美诗，现在声音喑哑了。所有这6个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生活在过去的人，他们无视现在，也不期望将来。潘泰莱依由于年岁大，他总认为过去的商人比较慷慨，鱼也很大，而现在，有了火车，赶大车的道路就短了，老百姓更贫困了，粮食也更贵了，他的结论是“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瓦西亚虽然在火柴厂失去了健康，但他想起自己过去的生活总觉得是一段辉煌的历史；叶麦利扬一说话就会提起他过去在唱诗班声音很好，现在嗓音哑了；基留哈老怀念他过去赶车赶得多么快；窦莫夫虽然责怪同伴们“光知道回忆，不懂得抓住眼前的生活”，但他也回忆起自己原是一个富裕农民的儿子，只是严厉的父亲怕把他惯坏了，才打发他去做工。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不幸和愁闷，只是有的人对痛苦的感受突出一些，有的人能忍受一些。

叶麦利扬是一个悲剧型的人物。他的悲剧在于：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但他却无法完成它，他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却又不得不放弃它。当叶麦利扬手持马鞭在货车旁边走着的时候，他的思想似乎不在这里，他像是既没有看见货车，也没有看见他的伙伴，甚至连道路也没有看见。他只听到了响彻在他耳际的音乐，他像是在指挥只有他一个人才听得见的唱诗班，他的脸上总有一种痛苦的表情，眼泪随时都会流下来。当他听到了他想象中的唱诗班的歌声的时候，他的眼神就不再是痛苦的，而是庄严的了。唱歌是叶麦利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法，是他求得心灵和谐的途径。叶麦利扬与别人有些不一样，但他并不轻视自己的工作和伙伴。他感到自己很不幸，连幼小的叶果鲁什卡都知道：这是一个不幸的人。

瓦西亚性格温顺、善良，当他看到窦莫夫无缘无故打死一条草蛇时，他骂窦莫夫：“你这囚犯！你干什么打死草蛇？它碍了你什么事？你这该死的。”瓦西亚和窦莫夫是对比度很大的两种俄罗斯性格，窦莫夫强壮有力，像个勇士，他有力气没处使，所以总喜欢顽皮地惹是生非。潘泰莱依人生阅历丰富，命途多舛，但沉重的生活压力没有扼杀他的一颗善良的心，所以，叶果鲁什卡愿意呆在他身边。

影片中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不幸和烦恼的事情，只有循着篝火的火光来到马车夫们身边的康斯坦丁感到自己无比的幸福。从黑暗中走来的康斯坦丁穿着白衣服，手中拎着一只白色的大鸟，脸上的神情开朗，嘴角带着微笑，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幸福。他主动地、滔滔不绝地向大家讲述了他如何得以和他的心爱的姑娘结合的故事。他的幸福令人难以置信，使人担心这幸福会不会像他的白色身影那样的在黑暗中消失？

摄影师列·卡拉什尼柯夫的工作非常出色，他把景色拍活了，拍得传神，拍出了景色的细微变化。

敢于把《草原》这样一部散文作品搬上银幕，谢·邦达尔丘克的勇气非常可嘉。契诃夫出生在亚速海岸边的塔甘罗格，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在那里读完了中学，从那里去了莫斯科，他曾多次地到过亚速海附近的和顿河的草原。当他写《草原》这篇小说的时候，他又重返故乡的草原，重温童年时草原留给他的感受。影片的外景也是在小说中描绘的那些地方拍摄的，是在塔甘罗格附近，在新切尔卡斯克那一带，在亚速海附近的和顿河的草原上拍摄的。观众在银幕上所看到的服装、日常生活方面的习俗完全和小说中所叙述的那个时代相吻合。谢·邦达尔丘克对契诃夫的作品很有研究，他曾在银幕上出色地扮演过契诃夫作品中的人物，如：《跳来跳去的女人》（1955）中的窦莫夫医生；《万尼亚舅舅》（1971）中的阿斯特洛夫。还有一个有意思情况是：邦达尔丘克的童年也是在塔甘罗格度过的，他在那里上的小学，在那里第一次登上舞台演戏。在那些年代他经常到郊外的草原上去。不知为什么，邦达尔丘克很想知道天的边缘在什么地方，他上了草原上的一个古老的坟丘，但看不到天的边缘，他又继续向前走，上了另一个更高的坟丘，但仍然看不到这个边缘。相反地，他上的坟丘越高，所看到的草原就越宽阔，地平线也就离他更远了，他感到心情激动，有一种屏声息气的感觉。当时，他还不太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后来，当他重新阅读契诃夫的《草原》时，他才明白：一个孩子的心，在面对伟大的大自然，面对大地的迷人的美和魅力时，无法保持平静。草原像是有生命的，它早上苏醒过来，夜里沉沉地睡觉，它也有欢乐和忧郁，也会因备受酷暑的折磨而喘不过气来，它还能预感到不幸的逼近。草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人，小说和影片都表现了草原和草原上的性格丰富多彩的人。

影片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人在大地上的位置，人和他的周围世界，人和大自然，人和故土。人为什么出生，是为欢乐还是为痛苦？为伟大的事业还是为贫困的生活而出生？为什么一个人想要得到幸福如此艰难？

《草原》一直被认为是“非电影化”的小说，契诃夫的有些小说曾多次被搬上银幕，但很少有人想改编《草原》。邦达尔丘克也迟迟不敢动手拍摄，虽然影片的文学剧本早在影片拍摄前十年就写好了。1977年，《草原》终于被成功地搬上了银幕，影片生动地向观众展现了草原和草原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