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子于归

2019年4月27日，大学教师、独立电影导演杨弋枢在南京举办了她的第四部长片《之子于归》的小范围学术放映。前来观影的大多是杨弋枢多年来关系比较亲密的师友，以高校学者、影评人和资深影迷为主，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对本片给予了高度评价。

7月份，《之子于归》在上海艺术电影联盟院线和南京和平影城进行了小规模的专线放映。仅以南京为例，从周一到周五上午的“垃圾”档期，到在周末每天连排三场，尽管其票房从电影工业的角度来说，近乎可忽略不计，但用导演的话来说，影片还是最大程度地到达了它想到达的观众。

7月13日和14日两天，以南京为大本营的国内知名艺术电影放映推广组织——“后窗”策划组织了杨弋枢导演的作品回顾展。

杨弋枢执导的两部纪录片——《浩然是谁》（2006）和《路上》（2010），两部剧情长片——《一个夏天》（2014）和《之子于归》（2018）悉数得到放映，《之子于归》是这四部长片里，最后一部放映的作品。

通过这样系统的放映，在座的观众，得以在把握了杨弋枢导演的影像创作生涯脉络之后，更好地读懂《之子于归》里的丰富意蕴。

以上三场放映，笔者均在现场，仔细观摩。杨弋枢导演之于我，既是海安老乡，又是老师（笔者是中国独立影像展2012年策划举办的第二届青年电影讲习班的学员，杨老师是讲习班的授课老师之一）；是笔者个人第一部论著《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的访谈对象，又是笔者仰慕的横跨学术研究和电影创作这两大丰富领域的成功者。《之子于归》小范围公映的前后，杨老师告别了工作了十二年之久的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与影视文学系，前往上海大学任教。这一次，笔者或许就借助于此次评论的机会，祝愿杨弋枢老师在上海的学术研究和电影创作之旅一切顺利。

要读懂《之子于归》，首先就要了解杨弋枢导演这个人，以及其影像创作的内在追求线索。杨弋枢拥有电影学博士学位，到南京大学工作后，又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经历过社会学博士后的修习经历。作为在江苏沿海小镇——海安县大公镇长大的知识女性，杨弋枢一方面对于其影像表达，有着本能的学术自觉和社会关注；另一方面由于其自身来自于“乡土中国”（费孝通先生语）的大环境，因此其影像创作，一直根植于其生活和体验的社会环境之中。其两部纪录片作品，均展现家乡海安的人、事与社会变迁；而《一个夏天》和《之子于归》这两部剧情片作品，则讲述导演自己每天体验和面对的知识女性群体的日常生活。基于导演的纪录片创作经验，再加上其讲述自己熟悉的社会生活的创作导向，《一个夏天》和《之子于归》，均采取了女主角使用职业女演员，而其他所有角色，均采用非职业演员，而且这些非职业演员，往往是学者扮演学者、律师扮演律师的本色出演方式。这样的处理方式，明显增强了影片的现实感和自然性。

之子于归

一个夏天

《之子于归》是杨弋枢导演“知识女性三部曲”创作计划中的第二部作品，跟第一部作品《一个夏天》类似，她仍然选择把女主角放置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大背景之下，选择跟其职业对应的典型性矛盾冲突事件，来展现女主角的精神困境与生存境遇。在《一个夏天》中，女主角遭遇的是爱人失踪、突然之间要独立支撑家庭与工作的艰难处境。而在这一极具冲突感的事件背后，导演不厌其烦地平静展现女主角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照顾女儿时的笨拙和力不从心，到解救爱人时与诈骗、冷漠、权力交易等社会阴暗面一一相遇。杨弋枢的电影里，除了故事引子的极具矛盾张力之外，剩下的诸多镜头，无不是每一位观众所无比熟悉的日常生活，然而在这些生活化的镜头之中，女主角的彷徨、焦虑和绝望，却时时通过影像镜头和盘托出，让人感受到那些平静之中的巨大伤害力。

左图：影片中妻子探望爱人失望而归

右图：影片中女儿走失在人群中……

到了《之子于归》里，就连爱人失踪这样的冲突性事件，也消逝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女主角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时的导师老陆，突然跳江自杀。而在老陆自杀之后，他所负责的社会新闻部，在报社里也逐渐式微，直至部门被取消。这样的典型性事件背后，是整个中国纸质媒体生存艰难的社会现实背景。受过社会学训练的杨弋枢，深谙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论的训练，将当下中国社会现实中的重要议题，深度浓缩于影片中身为纸媒记者的女主角的精神困境之中，让拥有相关社会生活阅历的观众，能够为之深深共鸣。

《之子于归》的女主角，选择的是国内拥有“文艺片女王”称号的职业演员黄璐。黄璐的形象气质温婉柔和，但看似波澜不惊的外表背后，却足以通过肢体语言和细微的表情变化，让观众感受到其内心世界的跌宕起伏。黄璐的表演特点，恰应了《之子于归》这部电影的整体气质，即影像外表所呈现出来的内容，仅仅只是一座冰山在海平面之上的一角而已，而其海平面以下的巨大部分，则需要调动观众的艺术体悟力和社会生活经验，才能够完全理解。

以片尾部分的内容为例，女主角想回到镇上，却陷入一片荆棘之中，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始终会回到原点，无法走出这样的怪圈。拥有一定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学术素养的观众，看到这样极具艺术化、又极具隐喻色彩的影像内容，自然会心一笑。

如果说社会学的学术背景对杨弋枢导演的影响，体现在其始终用影像语言，表达其对于社会现实的观察与思考的话，那么《之子于归》中，对于社会学学术内容的多处表达，则体现了杨弋枢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把社会学的学术研究，看作一个需要被审视的客体，进而传递其对于当下中国学术研究弊病的思考。这也是杨弋枢在影像创作的角色当中，自觉关照自己作为高校学者的另一个社会角色责任的产物。在《之子于归》中，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资深学者，津津乐道特色小镇的开发，其学术研究，完全附庸于主流政治需求而存在；女主角的爱人——已经成为青年长江学者的学术新锐，在家中跟女研究生们大谈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理论，可就在同样的家庭空间里，他却视妻子的宠物和私人物品为累赘和负担，恨不得早点清除而后快，也就是说：一个高谈空间正义的青年学者，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却丝毫不顾及他人，哪怕是自己妻子的空间正义伦理。学术的修辞化、庸俗化、实用化，在这些举重若轻的影像画面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多年之前，杨弋枢老师曾经出版过一本学术论著《电影中的电影：元电影研究》。而在《之子于归》中，对于元电影语言和意象的征引，同样随处可见。在影片后半段，女主角与小女孩相会于苏中平原乡间的一颗大树之下。这样的大树，自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布景道具而已，跟出自《诗经》的片名“之子于归”相对应，多少还寄托了导演对于乡间景象与生活的理想和愿望。尽管跟影片前半部分的城市相对应的乡间，已经是被污染、被扭曲的乡间，但透过这颗大树，我们仍然可以跟导演一起，对于乡间的未来，抱有几分美好的期待。而这样的大树意象，在伊朗导演阿巴斯的名作《樱桃的滋味》里出现过，在去年戛纳电影节的参展影片《冷战》里也出现过，其于这两部电影，都是极其重要的核心意象。因此尽管杨弋枢说设计这一符号元素时，没有参考《樱桃的滋味》和《冷战》，但这样的不谋而合，应该还是跟杨弋枢对于元电影作品的大量观看和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

《之子于归》剧照

在影片的最后，女主角选择丢弃了自己婚前的私人物品，跟深谙世事的丈夫取得了表面上的和解，甚至计划重新怀孕，看似已经与自己的爱人、自己的现实生活完全和解。然而仿照鲁迅先生近百年之前发出的“娜拉走后，该怎么办”的追问，笔者在这里也要发出追问：

“娜拉”留下之后，该怎么办？这样一个曾经践行新闻理想、有着自己独特的主体性意识的知识女性，选择留下之后，她真的能让自己的内心释然吗？她真的能够毫无困惑和茫然地拥抱自己的新生活，新的世俗的、现实的、工具理性导向的生活吗？

杨弋枢导演的新工作和生活地——上海，相比于海安、北京和南京来说，又是一座气质独特、社会生活多元的国际化大都市。希望杨弋枢能够在上海继续用心生活、用心体验，让“知识女性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电影作品，在艺术性和社会性成就上，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也期待杨弋枢的电影作品，能够出现在世界艺术电影的顶级殿堂之中。

2019.7.20上午作于竹林斋

（本文于2019年7月22日在《探索与争鸣》杂志公号“文艺界”专栏刊发，经版权方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