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的承继

当一个所谓的保守主义者、一个绝对主义的赞同者、一个想必在伦理上是道义论者……当教皇本笃

与

一个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一个相对主义者的同情者、一个想必在伦理上是目的论、功利论者——主教贝尔格利奥

交谈，

或曰论战，他们的谈话内容堪称经典：

本笃强调界限、传承，贝尔格利奥指出那界限是隔离墙，传承不过是不懂变化的自我辩解；

本笃立刻指出正是墙让建筑坚固，贝尔格利奥反问：基督，他建墙了吗？

这是真正的“棋逢对手”意义上的相称交谈，而这种交谈之不会有结果，在于两者都是善，且都是深思熟虑的善。对一切已经有了答案的人，可不仅仅是贝尔格利奥主教。

所以，客观上，我们的世界其实是站在主教贝尔格利奥这边的，因为无论教皇如何能够证言传统持存的优先价值，他与贝尔格利奥的交谈本身就说明了“相对且都有理的事物”——也就是多样性——成立。

有谁会反对多样性呢？站在主教贝尔格利奥的角度，如果他是一个更尖锐的哲学学者，他就会问，你那种信念难道不是来自于多样性本身的允许吗？

但是我们也大可想象，精到又学究的本笃教皇一定会问主教贝尔格利奥，那么，你对多样性的拥抱为什么也表现为毫不妥协的绝对呢？

相对主义是绝对的吗？绝对教条真的绝对吗？天使不是5世纪才有么？

交谈陷入了僵局，但真正陷入僵局的是两位教宗所表征的善。

到底什么才是善？为什么人们对善的看法如此不统一却又如此坚强？最虔诚的心灵尚且如此，更别说世人在彼此的所处的关系中。

直到我们忏悔。

忏悔中，我们讲述自身的故事，并在故事中找到坚持这种善或者那种善的根由。

故事成为了善的根由，这意味着叙事对于说理的优先性，这其实很符合人生的实际情况，毕竟我们是被随手抛入这个世界的，先是兴于诗，然后才立于礼。

但，我们还有另一种忏悔方式，如果说，开明而自由的贝尔格利奥的忏悔是一个经年的灰暗卷宗，那保守严肃的教皇的忏悔，从根本上则是在光明中的咆哮；如果说，贝尔格利奥主教的忏悔特别容易让人理解——并因此符合他的平民精神的话，那么本笃的忏悔则不那么好懂，因为这个在世间代表上帝的人已经从一些征兆里、从自己的宗教心灵中，再也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了。

因此，本笃对贝尔格利奥的忏悔所进行的宽恕，体现出来的是人类的同情与仁慈，并且在那里，善的根由得以理解，我们由此知道，即便是“相对主义”，但对具体的人来说，相对也是绝对的；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拥有这种同情和仁慈，那么，贝尔格利奥对本笃的忏悔所进行宽恕，是不可能的。因为，本笃的忏悔里蕴藏着本片最大的危机，理念上的危机：是不是上帝已经离我们而去？

让我们再看一下贝尔格利奥当时的眼神。

他其实有点被吓到了，那个时候他甚至连“Im sorry”都说不出来，他只是怔怔地看着教皇。在信仰的核心圣地，贝尔格利奥面对的一个失去了信仰的人，而他是教皇本人。

这当然是最深刻、最高的忏悔，也是交给贝尔格利奥的“考题”，因为表面上是本笃通过这番忏悔向贝尔格利奥发出不能拒绝的邀请，但其实，这是对他的考验。

所幸，本笃继续说了下去，贝尔格利奥的从中立刻找到了善的标记，他凭借这个立刻恢复了他作为牧羊人的自信，恢复了信念的安定。

但切莫认为这个标记就是本笃说他这几天又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这不是善的标记，因为善的标记不在于善的恢复，而在于善的寻求。CS路易斯早就说过，近有两种，一种是离得近，一种是趋近——后者才是动能的，才是永恒的善的标志。所以，本笃是这样讲述的：上帝不是离开了，而是说“去吧……我忠实的仆人。”

这绝非修辞上的差别。

由此，上帝仍然是可理解的上帝，他的权能体现在本笃身上，就在于仅这句话便表达出了本笃的全部生命故事；但，需要留意这个故事不再是叙事式的，而是理念式的：能动性才是善本身，而人的能动性就是带着爱去理解和寻求真相，因此从根本上上来说，人的“目的”原则是善与一切和解的根源。

也许，我们的世界首先是叙事的、是诗的；但最好的故事，最好的诗，是被理念领向高处的。

和解，终于达成——或者说，两位早已年过半世的伟大笃信者，再次从彼此身上确认了自己仍然、以及必将继续走追寻上帝之路的实践。

电影是“哲学与诗的结合”，这部电影名至实归，我们在它的诗意中会心一笑，我们从它的哲理品质里发觉难题与解答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