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有着各类头衔：电影天才、善于调教演员的导演、纵情声色者、告密求自保者、创作上毫不妥协的艺术家，以及三届奥斯卡得奖者。不管你对他的品格性情，或对他的抉择抱着何种态度，鉴于他的作品和传记中所散发出的焦虑、矛盾的天性，美利坚民众义无反顾地将他推上神坛，他大概是那个时代最具美国范的导演。在1957年辛辣的讽刺剧情片《登龙一梦》中，卡赞和编剧巴德·舒尔伯格（Budd Schulberg）刻画了一个魅力四射又将美国人民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人物形象，以及民众对他的爱恨交加。小镇骗子揽得大权，妄图左右整个国家，这正是一个关于美利坚的寓言：狂热病、心血来潮，不惜牺牲灵魂以求取遥不可及的真。时至今日，尽管某些讽刺的幽默片段让影片变得有些浮夸，但当我们发现现实生活中假民粹主义煽动者们四处摇旗呐喊时，影片内核所传达的信息依旧是逆耳忠言。
《登龙一梦》不仅预言了电视将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还发出警告：在未来，二道贩子们将会涌入这一新兴媒介，尽管人们尝试抵抗，但面对他们的花言巧语时可能毫无招架之力。在电视年代来临之前，消费者被坑骗早已有之；只要骗子们倾注心力，美国人民总会乐于上钩。人们将“自力更生”给神话到一定高度：对于自我推销所付出的纯粹努力怀有一种赞赏；可能是因为这个国度的历史是一场漫长的骗局，仅需丁点月费，虚无缥缈的希望便可交付使用。但随着电视的出现，人们的家门大开，街头骗子们登堂入室；1950年只有12%的家庭拥有电视机，而到1957年已经飙升到80%，卡赞和舒尔伯格发觉这一事实相当有趣但让人极为困扰。
1953年，舒尔伯格发表了《登龙一梦》的原著短篇小说《阿肯色浪游者》（Your Arkansas Traveler），比他和卡赞的首次合作《码头风云》（Onthe Waterfront）还早了一年。舒尔伯格在小说中给读者展现了Lonesome Rhodes的鲜活形象，当地电台制作兼主持人Marcia Coulihan发掘了Lonesome，用她的话来说，这个卑微的浪游者所拥有的操纵人心的能力日渐显露出来：
“他浑身散发着来自西部的气息，身材魁梧，就像一名中断训练三年之后体格依旧的足球后卫。面如重枣，喜形于色，笑声爽朗（the haw-haw kind）。尽管已经步入而立，但仍是个大男孩。他穿着一套发皱的棕色西装和一双牛仔靴站在那儿，双脚不停交换着地，有点羞怯的样子，打心底里我就觉得他是一块未经打磨的璞玉。”
在电影中，舒尔伯格将Rhodes设定为一个自诩为“浪荡子”（tumbleweed boy），夜宿监狱，带着“吉他情人”（Mama Guitar）前往南方的痞子。小说中的他是一个说书人，弹奏着雪茄盒钢琴线吉他（cigar-box-and-piano-wire guitar），而电影中的Lonesome则能够激情四射地演奏蓝调乐曲——这是导演卡赞为演员安迪·格里菲斯（Andy Griffith）施展他音乐才华所创造的空间。
在攻读了音乐学位，出演戏剧和音乐剧之后，Griffith迎来了他的银幕首秀。舞台上的从容自若并非他仅有的Rhodes式特质。Griffith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生涯起步时，他凭借自己朴实又平易近人的表达才能，成为一名喜剧独白演员。1953年他以Deacon Andy Griffith的名字录制了名为《此乃榄球》（What It Was, Was Football）的喜剧专辑，销量甚佳，讲述了一个曲折的良善故事，一位乡村牧师因一场大学橄榄球赛而心生疑窦；他时而生动风趣，时而离题万里，就像Rhodes在向听众娓娓道来。在《登龙一梦》中，当Griffith从一个奇闻轶事无缝衔接到另外一个，在无比谦卑和惆怅的牛仔智慧之间切换时，你会认定这个角色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
扮演这个角色对Griffith来说也并非轻而易举，卡赞经常给他布置“家庭作业”。“我得早起然后做功课”，1986年Griffith在面对记者Ray Bennett采访时说道。“开拍前我已经对剧本烂熟于心；条件允许的话我会尽我所能做到这一点。起床后我会尝试去猜测（卡赞）想要哪种颜色，然而他想要的总会超乎我想象。他会向我提要求，然后说‘马上去准备吧’”。Griffith发现，随着角色在影片中越来越不可一世，必要的准备工作成倍增加。在拍摄最后片段，Rhodes完全变成了一个怒吼的疯子时，卡赞遭遇困境，他不得不跳脱出来另辟蹊径。1974年卡赞接受Michel Ciment采访时提到“在最后的场景中我要求他喝个大醉，这是让他变得暴虐的唯一方法。日常生活中他总想着能跟所有人打成一片”。
与Griffith完成对手戏的，帕德里夏·妮尔（Patricia Neal）所饰演的Marcia Jeffries极具吸引力（名字与原著小说不同）。她在阿肯色东北部一个乡村监狱录制广播节目《人海沉浮录》（A Face in the Crowd）时无意中发掘了Rhodes；时过境迁，她不得不试图力挽狂澜，以免Rhodes在声名大噪时与她玉石俱焚。每当她亲手制造的这个狂笑不止的怪物上演闹剧或暴力的戏码时，Marcia宽容又平和的面孔总能让他平息下来。卡赞巧妙地捕捉到了两人深情对望，彼此寻找着对方身上可以为己所用之处的时刻。她能驯服他，能催化他，最终也成为他的心上人。Marcia的眼睛中泛着希望和魅力，受到盲目的好奇心驱使，她渴望看到这颗随风飘荡的种子能够成长为何等的参天大树。作家Foster Hirsch曾这样对妮尔说，“目之所及，皆是电影”。通过Marcia眼中所看到的Rhodes，观众们第一次爱上了他，也理解了他的暴虐。
妮尔饰演Marcia时三十岁，已经品尝了一遍好莱坞中的酸甜苦辣。作为训练有素，拥有磁性声线，仪态万千的剧场演员，妮尔出生于肯塔基州的一个煤矿小镇，伴随着她的是一种粗犷的气质，这与她早期银幕生涯中所扮演的典型优雅女性角色格格不入；纽约时报的评论家Bosley Crowther甚至一度称她举止“不够得体”。此时的好莱坞还没有一个未经雕饰的女性角色能够配得上她独一无二的才华。1952年，当妮尔带着《儿童时光》（The Children's Hour）回归剧场舞台时，她收获了一片赞誉。在参与卡赞执导的剧作《朱门巧妇》（Cat on a Hot Tin Roof）之后，卡赞盛邀她扮演勇敢无畏风情万种的Marcia。妮尔诠释了一个在男性中间不屈不挠，散发自信的女性形象。影片中的Marcia有时会变得无精打采，姿态不够优雅、不够浪漫，即使在某些场景中她蜷缩身体，她还是银幕上最闪耀的那一位。
《登龙一梦》中的所有表演都贴合真实且别具一格。沃尔特·马修（Walter Matthau）将知识分子式的愤世嫉俗融入到恼怒的、有点书生气的Mel Miller一角中。丽·莱米克（Lee Remick）首次亮相银幕，饰演顽皮又有感染力，挥舞着指挥棒的Betty Lou Fleckum。卡赞运用了深焦镜头拍摄人头攒动的场景，这让背景演员们的表情神态一以贯之，生动清晰。影片中的观众们成为参与者——每次观看电视时，他们都有可能根据同一画面做出不同的选择。完成在阿肯色州Piggott镇（影片中化名为Pickett镇）的外景拍摄之后，当地许多临时演员继续参与拍摄，他们给一些场景赋予了独特的意义和幽默感。
卡赞和舒尔伯格在Piggott镇驻扎了一小段时间进行实地考察，随后扩充了他们的团队：新英格兰人Remick；他们甚至寄宿于当地家庭，以学习南方语言和女指挥的技艺。以至于卡赞后来提到，他和舒尔伯格在那儿诡异地成为影片中所讽刺的那类当地名人，得到社区中某些特权，受到市长和官员的青睐。“在Piggott镇无论我走到哪，人们总跟在我后面。好像我们推翻了戒严令！我们解放了整个镇子！”
卡赞与舒尔伯格的前期调研不只是进行实地考察，还深入调查广告商、艺人和政客之间如何沆瀣一气。他们前往华盛顿，与政界人士讨论电视对于竞选的影响；在麦迪逊大道广告公司旁听了报告立顿企划的创意会议。卡赞还记得他被一大帮广告人争论如何在广告中生动地展示“brisk”这个词给逗乐了。“他们的讨论相当滑稽，你甚至不敢直视他们（怕笑场）。但即便滑稽，你也能感受到他们工作中让人神经紧绷的压力。”调研的结果最终呈现为影片中为Vitajex所制作的广告：一种成分为葡萄糖、阿司匹林和咖啡因的药丸，却美化得像伟哥一样兜售。
在广告中，性感、衣着暴露的女性吟唱着这款药丸的神力；然后，一个美艳照人的女孩坐在床上，将一巨瓶装的Vitajex堆在她丰满的胸前。这款神药以男子气概为卖点，抓住男性的不安全感；而体健如牛的Rhodes则向观众们保证，他本人服用见效。这生动地说明在现代的消费政治图景中的弊端：对自己身份最没有安全感的人最容易被吞噬。（根据2018年纽约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线上搜索“性功能障碍”、“脱发”、“睾丸素”等词汇的男性，与那些投票支持趾高气昂的领导者的选民之间存在关联性。）就像假牛仔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和之前的娱乐界“民间”英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一样，Rhodes卖的不是功效，而是一种虚无的安全感。
关于Rhodes的人物形象，舒尔伯格的灵感来源于像休伊·朗（Huey Long）、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这类朴素政客和娱乐圈人士，尤其是电台电视双栖主持人阿瑟·戈弗雷（Arthur Godfrey）。作为一名完美的推销员，戈弗雷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达到生涯巅峰。行销时他即兴发挥、侃侃而谈又讨人欢心；他向听者展现推心置腹的形象，让听者确信他们能够十足地信任他。（循环往复向听者讲述自己的主张就能说服他们，这一策略效果拔群，太让人惊讶了。）
舒尔伯格很崇拜Godfrey，尽管Godfrey由于荧幕内外的一系列劣迹而形象崩塌，但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延续下来。沃尔特·马修所饰演的Mel Miller一定程度上是舒尔伯格的化身，在影片结尾他借Mel之口表达出他对Rhodes这样一类人的态度：他承认Rhodes在被拥趸抛弃只是一时的，最终他可能还会重返电视荧幕。“大众的记忆极为短暂”，Mel如此说道。美国人民热衷于见证东山再起的戏码，这也许是影片所传达出最深刻的洞见。这也有助于解释一个毫无建树的商人如何能够摇身一变，成为电视真人秀明星，向观众传授成功经验；或者是像萨拉·佩林（Sarah Palin）如此疯狂的前副总统候选人如何能够走出泥潭，声名鹊起；又或者是某男性艺人如何能够在骚扰女性长达数十年，终于身败名裂，销声匿迹几个月后便开始在专栏上为自己百般辩白。大众渴望听到咸鱼翻身的故事啊。
人们不禁会好奇，卡赞和舒尔伯格在制作本片时是否会反观自身，毕竟他们也曾名声滑坡。两人都曾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舒尔伯格在1951年，卡赞在1952年）面前供出朋友、前同事中参与***活动者的名单，因此两人的名声、人际关系俱损。过去共事的人们对他们避而远之，他们富有创造力的合作是在痛苦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卡赞向舒尔伯格投去橄榄枝，两人的合作开始于舒尔伯格讲述纽约码头工人故事的剧本，对《登龙一梦》进行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他们找到一名码头工人，此人曾反抗控制码头工人及工会的黑帮，并在调查码头腐败的委员会面前作证指认。这就是《码头风云》中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角色的故事原型；编剧和导演找到了一种通过电影将自由亲民，同时反对腐败、反对袖手缄默的理念传达出来的方法。人们也自然而然会把电影解读为这是两人为他们在调查委员会中作证所进行的自我辩护。
从某种意义上讲，《登龙一梦》或许是一次少了挑衅意味的自白，至少是一份关于个体生活是如何深受电视影响的阐述——正是通过电视这种媒介，Rhodes肆无忌惮地释放自我；也正是通过电视，参议员Joseph McCarthy加剧了***恐惧，也彻底改变了卡赞和舒尔伯格的人生（也波及到许多人）。这部电影几无赞誉，妮尔后来提到，她觉得人们并非不喜欢这部影片，而是他们不想看到卡赞和舒尔伯格获得成功。尽管影片具有夸张讽刺等元素，如今许多评论家都认为这是卡赞最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之一。正因为它精准地切中了美利坚国家基因中的缺陷，它可能是卡赞作品序列中最为美国范的一部，甚至比《美国，美国》（America America 1963）、《最后大亨》（The Last Tycoon 1976）范儿更足。前者讲述一名梦想移民美国的希腊可怜人的故事；后者是导演的收官之作，改编自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末代大亨的情缘》（The Love of the Last Tycoon），一部充满好莱坞内幕的剧情片。有趣的是，卡赞后来说他发现他们把Rhodes塑造得过于滑稽过于邪恶了，这个住在豪华顶层公寓狂妄自大的家伙要在虚拟的热烈掌声中才能安然入睡。
用“具有先见之明”来形容《登龙一梦》并不准确，因为在舒尔伯格的剧本和卡赞的影片之前，美国的社会症结早已存在。微不足道的艺人经常能够仅凭知名度和个人魅力跻身政治阶层，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此类闹剧屡见不鲜的发达国家。现在，如果美国人民要对付像Rhodes这样的恶棍骗子，以牙还牙绝对是上策。2010年，妮尔在好莱坞埃及剧院参加《登龙一梦》的映后讨论，有观众提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看到电视上的Lonesome Rhodes之后会选择相信他，或者被他吸引？”得到的回应只有零星掌声。同年九月，《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第十季在NBC首播（Donald Trump主演的真人秀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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