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劫

评分：

6.0 还行

原名：桃李劫又名：Fate of Graduates / Plunder of Peach and Plum

分类：剧情 / 爱情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1934

简介：陶建平（袁牧之饰）和黎丽琳（陈波儿饰）是一对受过教育的青年男女，同时也是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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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26

桃李劫影评：攻击世故，却又陷于人情——《桃李劫》中虚伪空洞的理想

不近人道人道，还是不近人情？
影片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的社会遭遇为线索，契合了无私之后的“启蒙”，讨论了一个西方的道德观念在传统的的中国人情世故中举步维艰。作为左翼电影集中关注的社会阶级问题在影片中得到很好的讨论，建平美好未来的幻灭，也可以说是五四一代在精神上破产的一种书写。影片不讨论个人主义，少有家国危机的具体讨论，而是集中讨论了一种怀有西方观念的理想在中国现实的人情世故中的幻灭。个人因素被淡化，建平本身成为一种符号，象征罢了。但是也比较可悲的是，建平第一次失业之后的，也需要依赖人脉关系（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来重新纳入社会。这本身就是悖论，就是理想主义者避而不谈的污点。影片并没有触及到真正问题的核心，一种文化问题，而是将矛头指向了他人（有资者/官僚），殊不知大家都都是牺牲品/推动者。
此外，作为左翼电影，关注社会进步，但却依旧陷入三纲五常的传统道德中。“永远记着校长的话”，俨然校长化身成为大家长，并且作为一个高级教育的掌门人，其形象上仍旧是老先生的扮相，长胡须使其突显出一种长者的风采。并且这位一言一行似乎体现西方进步思想的校长，他的办公室里面一面显眼的柜子上显示里面装着的是“唐史、宋史、明清”等古籍。这样非常不伦不类的人物设计，只能说创作者本身其实并不是彻底的，头脑清晰的五四一代——尽管他们收到左翼思想的影响，但骨子里仍旧逃离不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比如，女主角最大的叙事动机就是“永远的帮助”男主。这样的叙述中，进步和理想是不把女性纳入讨论范围的，女性仍旧是男人的附庸，仍旧是三纲五常的遵行者。受过的教育除了让她习惯于直抒胸臆意外事件，并没有让人觉醒什么。
影片有讨论社会失业问题，不过很可惜，叙事逻辑上削弱了他原本想要批判的东西。《偷自行车的人》里，主人公在叙述前就已经陷入了失业的困境，但为什么失业是德西卡没有告诉观众的，这让观众默认了失业作为一种外部世界的常态，是人物难以左右的。反观《桃李劫》，失业问题完全是人物一手造成的，当他高谈阔论不能把他人的生命危险拿来冒险，不能破坏规定，不能不受人道精神的时候，这些忘我的高道德准则，在影片所呈现的背景之下，更加显得这只是一处个人的性格悲剧。创作者想要渲染的社会悲剧反而被削弱——我们并不会在得知了人物立场之后而更加同情他，只会在遮蔽了部分立场（《偷自行车的人》故事一开始人物失业的原因。完全有可能是他自己技能或者性格方面的不合格导致自己失业。）之后选择相信（创作者）诱导后的“真相”（观众默认了“偷自行车的人”是无辜的，社会需要对他的失业负责）。
最后来说一下影片中幻灭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我们从建平这个所谓的有志青年身上看到的是他直白的宣言着“人道、理想”，但他的行为用现代社会（资本逻辑）的眼光看待，却是幼稚和虚伪的。首先，他所谓的人道精神是虚无的，影片没有一个视点是给予了建平所谓的需要给予人道关怀的群体（会因为货物超载而有危险的客人），也没有一个视点对准了他所谓的要去造福的社会（建平所要造福的社会是什么？除了不停切换的资本象征的“办公室”空间，别无他物）。整个影片充满哀怨地集中于建平一个人身上，对于周遭的视而不见使其想要对周遭的批判显得非常肤浅、无力甚至是虚伪。影片除了老师登船离开采用实景拍摄，其余所有的空间都是摄影棚的人造物，何以体现一种对现实社会的关怀呢？创作者除了给予阻碍建平就业的“人/符号”和建平（建平本身也是个没有性格深度的符号）本身愤怒失落的镜头之外，完全没有将其他立场展示给观众。这是无效的“以小见大”。
其次，原本女主角梨丽琳找到了一份非常可观的工作，回到家里，建平却不高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我可并不觉得快乐。。。。。。一个男人为什么要靠老婆来养活他呢？”，在一个宽松的景别中，建平用幽怨而傲娇的表情说出此番言论。他的真正含义可以字面理解，男人是不能依靠女人的。背后的逻辑并不是一种男性的责任或者主动的担当，而是类似于演员，也是本片编剧袁牧之所表演出来的那种忧怨，那种对于自身“男性气质”被损害，又无力反抗的自怜。一种对于维护自身“男性气质”的逻辑，使得人物陶建平，创作者袁牧之、应云卫等一列关涉进步电影《桃李劫》的知识分子、左翼分子、有志青年暴露出他们对于社会问题的浅显认识，对于“启蒙”只是男性启蒙的偏见，对于理想只是男人的事业的狭隘。于是乎，当我们看到梨丽琳随后得知了丈夫建平有了工作之后，跟随着丈夫的逻辑为此开心，甚至投入丈夫怀抱的时候，一种对于女性偏见是我们感到愤怒。
更讽刺的是，就是这场戏，建平这一次之所以找到工作完全是因为同学人情（同学写信告诉建平自己公司有空位，欢迎建平过去就职），建平居然厚颜无耻地说“这才是符合我志愿的事情呢”。原来建平的志愿和理想也不过如此——在人情世故的照顾下，照顾着自己那份参杂着“男性气质”的空洞理想。
桃建平的悲剧完完全全体现了《爱默生与中国》这本书中所讨论的中国传统道德和个人主义理想之间的差异。桃建平的理想是一种西方化的志愿，所以也只有在西方的社会语境中才能实现。这样的语境被很多老师讨论过，比如费孝通先生比较中国乡土社会是所采用的，形容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一种生发笼罩万有的神的观念，一种“控制个人行为的力量。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之上”。而中国作为一种人情社会，它的道德是归结于“孝悌忠信”的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网络中——“差序格局”。维护差序格局这样以人际关系为脉络的社会，最主要的就是“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一道德出发点。所以影片所讲述的年代，一个礼移月崩的时代，这样的“克己”不复存在，人人陷入一种失信失德的状态，淘建平这个人物才会在社会中格格不入。但假如，故事背景北非如此，淘建平可能会过得很开心，因为他所谓的理想不过就是一种“孝悌忠信”罢了，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理想是两码子事。所以我说，《桃李劫》中的理想是虚伪、空洞的，甚至是创作者自己都没想明白的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