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桑德拉大桥

评分：

6.0 还行

原名：The Cassandra Crossing又名：飞越夺命桥 / 惊天大瘟谋 / 火车大灾难

分类：剧情 / 动作 / 惊悚 / 灾难 / 地区：英国年份：1976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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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0-04-20

卡桑德拉大桥影评：我们总是假想不身处在这列车

密闭的空间，被感染的人群，行驶中的列车...列车，这是一个隐喻，它是“健康”社会的他者，注定无法停靠，驶向卡桑德拉大桥一定是它最后的归宿。而卡桑德拉大桥最精彩的桥段，在我看来，是当病毒的威胁或许已经消失之后，这列火车依然被视作是威胁。而这正是我们在日常状态中时常进行着的他者化操作，所要建立的是自身的完璧的状态，所要否认的是肉身的脆弱不安。如果日常状态中，肉身的脆弱不安是以寓言的方式呈现，在卡桑德拉大桥的影片中，在当前的疫情之下，则是以最赤裸的方式向我们展现。
什么是他者化的操作？当列车无法停靠在任何国家的境内时，当往吊篮上放上小狗时，当车厢内得知的信息和车厢外不一致时。无需再多言庞杂的理论：当华南海鲜市场被指认为是病毒的源头，即使如今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依然“谈海鲜市场色变”时；当武汉/境外被放进今日新增病例的括号中，看到括号的我们长舒一口气时；当被隔离的家庭贴上封条，当广州的麦当劳贴出告示禁止黑人入内，当我们想象着自身所处的空间之外的空间里处处“漂浮”者新冠病毒时......自卫的口号自然是最好的自我辩白的方式，而在自卫的粉饰之下，无形的暴力恣意妄为。
在病毒的席卷之下，我们看到了这样恣意妄为的暴力的最直接的后果，同肉身的脆弱一样，暴力也在当前的情境之下显示其最原本的威力。然而这样的暴力究竟是什么？他者化的操作何以带来这样的暴力？巴特勒在《权力的精神生活》曾经谈到，暴力是一种“暂时的总体化”，是一种为他者进行命名从而确立“自我”的同一性的方式。最为直接的例子即是，当我们降生在这个世界，我们就会被命名，我们无法逃脱被命名的命运，除非我们孑然自立，而我们需要被命名，正是我们最初所面临的来自他者的召唤。将命名的寓言推而广之，当我们身处在社会生活之中，我们总会受到一系列强制的规范，说是强制的或许不够准确，因为这样的规范只要依靠主体自身将这样的规范内在化时才算的上是成功的，我们是人，我们是男人，我们是知识分子，这些句子其实都是不完整的，完整的句子应该是：我们是人，而不是动物；我们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我们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无脑大众。当我们被命名时，当我们回应他者的呼唤而将自己的身份视作是同一的、牢不可摧的时，我们不仅仅是和他者区分开来，而是通过和他者的对立来建立其一个完整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总是对他者有所需要。而我们总是无法自觉的是，这样的呼唤是一种暴力，是一种暂时的总体化，它要求你展现某种主体的姿态并以此行动，并且不断地吞并他者以保持自身的同一性，逐渐地，我们驱赶他者，我们无法直面他者，他者的显现会带来巨大的恐慌，我们采取最直接的暴力形式——掠夺他人的生命，正如电影中所做的那样，来使得自身的完璧状态不被影响，而这样的暴力的他者化的操作，其实恰恰是揭示了“我们”是多么的脆弱不安。
而病毒，则是以最直接的状态，将我们的脆弱不安暴露了出来，然而我们依然在狂妄地进行他者化的操作。病毒带来的是最赤裸的结果，即无数生命的逝去，媒体对逝去的生命进行公开悼念，并且决定着哪些生命是“应该”被悼念的，他们或者是各国的政要，或者是演艺明星，或者是勤勤恳恳在一线工作却不幸感染的医护人员；而同时，对于另一些生命的悼念则是需要警惕的。我并不是说被媒体悼念的人不应该被悼念，而是说即使在生命逝去之后，悼念的力量依然在区分和引导生命的价值。正如巴特勒所言，“建构‘我群’的人不仅仅是那些我们哀悼的人，也是那些我们拒绝哀悼的死者，这些既无名又无面孔的死者构成了我们社会的忧郁背景。”
面孔，列维纳斯认为他者的面孔总是向我们提出伦理的要求，即要求我们不得抹杀他者，因为我们无法孑然一身获得自我的意义。面孔不是有语义的言说，它是剥离语义后的语音。然而，媒体所展现的“面孔”，我们公开哀悼的“面孔”，并不是真正的面孔，这些面孔总是喋喋不休地向我们说话。如今，我们需要的是捕捉真正的面孔的影像，社交媒体的兴起和病毒对于苦难的数以百倍的放大也使得这些影像突出重围得以可能，当媒体上的好消息一个个传来时，这些影像所激起的会更为难以忍受和沉重不堪。如今，我们开始期待我们生活可以回归常态，这样的期待有着“胜利”的危险，一种以为我们已经击败病毒而重新建立起自身完璧状态的危险。当疫情过去，肉身的脆弱不安将以更为隐蔽，更为难以察觉的方式，以寓言的方式向我们不断地显现，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哀悼，我们需要直面我们的脆弱不安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