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过了一生

三月初的广州，是被粘稠的水汽和朦胧细雨笼罩的。湿润的海风从远方徐徐吹来了这场名为“太平洋的风”的影展，也带来了这部略显凝重的台湾电影。

从形式上看，《我这样过了一生》显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新浪潮的代表作之一，开场的后厨长镜头就有着一股浓浓的台湾新电影的味道，由于目前我对台湾新浪潮的认知仅限于侯孝贤与杨德昌二人，因此我想这大概又是一部略显沉闷的片子。不过，随后的观影过程告诉我，它和我印象中的侯孝贤和杨德昌还是有很多区别的。

首先，从拍摄手法上看，侯杨二人非常注重长镜头的使用，尤其是侯孝贤，大量的长镜头让电影节奏变得十分缓慢。而在本片中，除了开头的长镜头外，在剩余的部分中少有长镜头使用，镜头的切换让影片显得十分轻快，丝毫不显沉闷。不过，这样的快节奏也丧失了一部分对人物活动进行观察的空间与可能性，以及侯孝贤的电影中特别突出的演员表演的自然性，这也是本片相比其它台湾新电影最让我不适应的一点。电影还有一些较为明显的镜头语言，比如在桂美夫妻二人与主人初次见面时，二人所处的楼下与主人从阶梯上走下就构成了一个很经典的阶级隐喻，这一镜头语言在多年后被奉俊昊在《寄生虫》中玩弄到了极致。

与此同时，在剪辑方面，本片的剪辑前后叙事跨度非常之大，而且喜欢用人物的沉默或对话的僵止作为一个场景的终点，略去解决部分，直接跳到下一个场景。例如，开头桂美在侯永年家中问其是否愿意接受自己后，下一个镜头就是婚礼现场；再比如，桂美夫妻二人深夜商谈是否要去日本做佣人的场景中，镜头从侯永年的沉默直接切到了二人在日本的主人家中工作的场景。简而言之，就是简化单个场景中的流程，一切为了推动故事情节服务，这样的剪辑特点在镜头前一个半钟，即桂美的中年生活中尤其明显，直到最后桂美卧床后，剪辑节奏才变得稍微和缓了一些。我想，这应该是电影源自小说改编以及时长限制的缘故，毕竟120分钟的体量刚好够讲完整个故事，若再稍注重细节描写，可能会让影片达到接近三小时的时长，这从商业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还是感觉电影中桂美的中年与老年部分风格有些不统一，以桂美和正芳在医院时的配乐与略显突兀的旁白作为界限，后面一小段明显比前面更为温情，也加入了不少导演想传达的价值观元素，若是导演在这点上再平衡一下，缩小二者的差别，可能总体观感会更为平稳一些。

《我这样过了一生》的题材选择也和我印象中的台湾电影有些许区别。还是以侯孝贤与杨德昌为例，新电影时期的侯孝贤取材多以乡土故事为主，在平淡中叙述生活；而杨德昌出身中产家庭，他所有的长片都以台北作为现代都市的代表，其深不可测的体量中蕴含的酝酿着动荡与不安，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家庭危机，这一点以《恐怖分子》体现得最为明显。而本片中，张毅同样选择了台北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舞台，但他关注的是都市中的底层人群，两位主角的身份与职业都在暗示，他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代表，而《我这样过了一生》中的“我”，显然可以指代处于同时期乃至今日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已婚女性，她们的故事，即是本片中“桂美的一生”的不同版本，大体脉络与性质则有着不少共通之处。

提到女性，就自然来到了本片的主题。无论是原著小说《霞飞饭店》还是电影《我这样过了一生》，它们都是相当明显的女性题材作品，这不仅体现在叙事镜头全程跟随主角桂美，还体现在男主的形象得到压制，他身上基本凝聚了观众能想象到的传统中国男性的一切缺点：难以抵挡诱惑（赌博与出轨）、光说不做（“我不会再赌了！”）、外强中干，即外要面子与内里自卑（听闻桂美倒掉剩菜时当场失态发飙，而被桂美指责赌博时，又转言“你以为我赌的时候不是想着给你们买点好的吗，你以为我不关心这个家吗”）、逃避责任（每一个家庭重大决定都由桂美提出），而最后一点正是本片两位主角塑造的基石之一，桂美在片中是一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家庭主妇，每次家庭遇到困境，都是她在努力寻求解决方法，而反观侯永年，他的存在更加突出了家庭中丈夫位置的缺失与空白，故事用了不同的情节来说明这一点：暴雨淹房夜是侯家遭遇的能被镜头直观体现出的危机，而在这个场景中，侯永年的不在场表现出了他的显性缺位；丢掉饭碗、工作遇到困境时，多是桂美思变，此时侯只是单纯的顺从，不仅无法提出建设性建议，还时不时泼冷水与冷嘲热讽，这是男性作为“家庭顶梁柱”的隐性缺位。

显然，桂美在片中的形象是一个有悖中国传统家庭即“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的存在，一方面，它体现了在那个年代女性对中国传统家庭束缚的反抗，另一方面，由于故事的平凡性与普适性，它呈现出了一个与传统观念截然相反、却又相当普遍的家庭模式状况，也包含着对一部分男性的批判。电影拍摄于1985年，原著小说中的故事发生时间显然还要早上几十年，但时至今日，时代虽在进步，影片中体现出的情况却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甚至仍然在当今社会普遍存在，因此电影中叙述的故事放到今日，也还是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这样的主题也在接近结尾时从正芳的口中问出，“为什么要忍的总是女性？”导演对这个议题在影片中选择了点到为止，这样的大团圆结局设置意味着桂美辛劳的一生得到的是子孙满堂的家庭和与往事和解的态度，这也体现出了张毅作为导演对中国传统观念的一种褒扬——仁、义、孝，以及善恶皆有报的观念。综合全片来看，桂美显然是一位具有几乎所有中华女性优秀品质的女性，然而，作为观众的我们，显然会为桂美的处境和她最后的选择感到不值，因此在这点上，我对结尾的处理持保留态度。不过，张毅显然不如我们想象的天真，他在片中就埋下了他对这种模式会继续延续而无法改善的忧虑：首先是桂美抓住小时候的长子与小儿子赌博，而他训斥长子时，小儿子却还在饶有兴致地观察筹码，这显然是男主形象在两位子代上的投射；到了结尾部分，正芳与桂美儿媳交谈时，后者提到桂美的儿子“天天出去说是做事，也不见有什么结果”，这是不是像极了开头的侯永年？这些处理似乎在暗示，父亲的一些陋习还会延递给儿子们，而桂美言“大家都说正芳越来越像我”，也是母亲的特性传给女儿的表现，如此往复构成一个循环，即这样的家庭境况与模式，在下一代也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

虽然有着不少遗憾，但《我这样过了一生》还是完成了它拍摄时想完成的基本任务，而轻快的剪辑节奏也让它对观众而言十分友好。同时，它也具备了台湾电影的一大特点：平淡如水的生活感。两个小时的电影中，生活就这样缓慢地推进，偶有波澜，但也稳步向前，就像一杯温热的茶，结束后仍有余香弥漫。感谢大银幕，给予我两小时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影片结束，电影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