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不在家

评分：

6.0 还行

原名：爸媽不在家又名：Ilo Ilo

分类：剧情 / 家庭 / 地区：新加坡年份：2013

简介：家乐（许家乐饰）是个聪明却调皮捣蛋被学校视为头痛份子的小孩，怀孕的母亲（杨雁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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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7-11-20

爸妈不在家影评：看不见的界限——从《跨国灰姑娘》谈起

壹
读完蓝佩嘉的《跨国灰姑娘》之后，我没有立即像以往那样写下笔记。原因一方面来自繁忙的课程，另一方面则深感自己难以下笔。尽管曾经写过《定西孤儿院纪事》的读后感，却发现文学虽然能够跨越时空的距离，弥漫出身临其境的情境感，却容易让人一头栽进感情的罗网中。
一年多的社会科学训练后，我越来越意识到“表达”与“事实”之间始终隔着一层理解的面纱，尤其习惯了用文学的方式思考（多数人大概都是这样），情感总是和理智纠缠不清。于是我决定出逃，整整一个月也没有下笔写作，直到遇到这部容得下情感的影片的出现——《爸妈不在家》。我立即决定通过这部电影的介绍，来反思蓝佩嘉的这本关于跨国菲佣，关于母职，关于家庭伦理，关于人与人之间那些看不见的界限的书。
贰
《爸妈不在家》是一个朴素的故事，核心内容是一个新加坡双薪家庭的日常琐碎。在这个三口之家里，爸爸是推销员，妈妈是办公室文员，正怀着第二个孩子，10岁左右的家乐常常在学校捣蛋，家人就请了一个菲佣Terry照顾。故事由此展开。
推动整个故事的发展主要有两条线索：一个是1998年金融海啸使整个家庭始终面领着经济上的危机，爸爸因此失业，妈妈则惶惶不安，甚至为了减轻精神压力而被成功学欺骗；另一个则是Terry与家乐以及两位大人之间的情感互动，从一开始的不被尊重，被女主人要求交出护照，晚上睡在家乐的脚边、打电话要到楼下公用电话亭；到后来慢慢融入这个家庭，家乐开始只喜欢吃Terry做的饭菜，家乐爸爸在楼道吸烟和Terry有了共同的秘密，甚至家乐在学校打架，Terry以家长的身份去见校长......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家庭外人的菲佣似乎在情感上（至少在表面上）已经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一份子，直到影片结尾，陈哲义（导演）也没有打破这种亲密关系，以至于家庭的伦理在经济压力之下似乎逐渐瓦解与重构，血缘似乎逐渐不再成为Terry和雇主家庭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
然而，若仅仅从单纯的观影体验来讲，《爸妈不在家》所带给人的感受更多熟悉的生活气息之共鸣，展示生活不易之原貌，微妙而真切的情感互动来博得人们的感动。但正如我在开头所提及的，这也正是文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文学的表达更像是一种复合体，它并不预设本体论上的有序，而将各种情感与矛盾杂糅其中，因此“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它努力的方向；社会科学则不然，主流的社会学则往往会预设社会事实可以被某套机制解释（韦伯认为至少可以被理解），因此如果出现了理解的偏误，那往往是研究者需要改进的方向（无论是澄清概念还是澄清解释机制）。因此，我们不妨在读过蓝佩嘉对移民家务工作者的研究《跨国灰姑娘》后，再回过头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共同的理解。
叁
在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找本国而非要找菲佣？为什么自己不能像传统女性那样在家照顾孩子？而这两个问题事实上分别构成了《跨国灰姑娘》的前一半内容：东南亚女性帮佣为何成为了别国的家务劳工？
通常我们会用推拉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的产生：这种迁移是在国内的推力（贫穷的环境）和国外的拉力（金钱和工作）作用下的必然结果。蓝佩嘉通过丰富的个案资料和详尽的论述，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推拉绝非流动的必然。家务劳动的国际分工实际上既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力量之博弈，更是家庭与性别关系变迁之后的共同产物。从雇主（也就是本片的妈妈）角度，女佣可以解放自己的“家庭妇女”角色，帮助自己摆脱繁重的家务劳动和婆婆的压力；选择菲佣则因为相比与马来西亚和印尼女佣，菲律宾女佣的文化水平比较高（大部分都有高中以上乃至大学的学历）而且政府对该产业大力扶持；从菲佣的角度来讲，除却金钱，通过出国挣钱也能够摆脱留在国内的“家务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提升自己在家庭中的性别地位，在大众媒体制造的图景之下，期盼着搭上现代化的班车，改变自己的命运。书中是这么描述的：
“她们的海外旅程可以说是一场‘穿越国界的赌博’；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实现自我改造，她们面对的风险与机会一样大。这些女人离乡工作，不仅为了赚取金钱报酬，她们也想到海外探索自主空间、摆脱家庭束缚，以及寻求一张探访全球现代性的门票。”
带着实现改变的希望，来自菲律宾的女佣Terry来到了新加坡
肆
身为一名女佣，其工作的前台恰恰是小主人公家乐一家的后台，因此存在大量的私密互动。这时候，身为女主人的妈妈会如何对待这样一个非亲非故的“家里人”？

蓝佩嘉指出，对待两种界限（一个是家庭的界限，另一个是国族和阶级的界限）的态度的不同，存在着四种雇主对待雇佣的基本模式：
1、家母长制：即雇主将自己定位为雇佣在台的监护人，这样雇主却会比较多地限制雇佣在周日的自由；
2、疏离权威：往往是上层阶级对雇佣采取的做法，这显然使得家庭界线分明，雇佣不可能参与到家庭活动中去；
3、情感关系：即女雇主会主动发展和雇佣的密切关系，以减少自己的阶级自责（因为台湾新中产阶级是伴着台湾民主自由理念过来的），但雇主和雇佣都并不愿意承担雇佣关系之外的情感负担，因此往往会将这种关系保留在一个微妙的边界上（虚拟的家庭关系）；
4、生意关系：这也明显会体现出阶级差异。不同的女佣习惯不同的方式，如果女佣已经认可了阶级差异，那么她可能更易接受有家庭界线的雇主做法，而对那些并不认可阶级差异，而是将自己出国做家佣视为和女主人想同的职业女性定位，则她可能就不会轻易接受雇主刻意强调的阶级界线；
因此，我们看到在《爸妈不在家》中，妈妈让Terry睡在孩子的屋里，拿走其护照，实际上剥夺了她的私密空间，从而实现对其的控制；另一方面又通过送她旧衣服来博得其对主人的忠诚，实际上偏向于第一种对待模式——家母长制。她们将限制人身自由当成是一种“为她们好”的善意行为，礼物赠予更是她们表达善意的典型行为。然而，这种模式看似发展出了某种亲密的关系（缩短了互动距离），却并没有消弭两者之间的社会不平等（维持着社会地位的距离），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对劳工们的隐私侵犯。
伍
随着影片的不断发展，家乐和Terry逐渐变得越来越亲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比妈妈更像是个“妈妈”。

这不仅仅呼应了本片的片名《爸妈不在家》——家乐的爸妈明明在家，但是等于不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若即若离。（家乐为什么叛逆？很重要的原因是父母都要忙于工作，妈妈没法兼顾家政，而影片开始时带便当回来的小细节说明了这个问题）；而Terry外出打工，对她的孩子而言，爸妈同样也不在家，但她弥补了家乐这一家的某种“空缺”，却要以脱离自己的家庭为代价。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种亲密关系已经超过了血缘意义上的亲密关系，不仅跨越了家庭的界限，更跨越了国族和阶级的边界。

身为女主人的妈妈自然感受到了这种对于自己母亲身份的威胁。事实上，在全片的很多地方都有细节展示，比如参加外婆生日聚会的一幕，家乐没有和家人在一起，反而和Terry一起进餐，而模糊化的母亲的身影暗示了妈妈在形式与实质上的身份其实并未重合（因此才会模糊）。
在蓝佩嘉访问的诸多女佣中，存在不少这种现象，尤其是本片中孩子对女佣的依恋往往会成为她们日后的精神负担（但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这又是工作的意义来源之一，也就是有价值的部分而不简单能用“负担”二字概括）。这就涉及了移工的划界工作。同样的，根据对前台/后台界限和阶级/国族界限的感知，她总结出了四类移工的划界策略：
1、寻求恩庇：这种关系类似于封建社会中领主与奴仆之间的恩庇侍从关系，女佣试图和雇主那儿发展出一种“策略性的情感关系”以获得实质性的额外福利。但由于一般的国际移工很难发展长期的关系，因此并不常见。
2、保持距离、以策安全：这指得是在工作与私人生活之间划下界限，帮助自己面对雇主对她们的个人需求和尊严的不尊重。因此，她们尽量避免成为雇主的情感朋友以避免额外的负担。
3、强调地位近似：有些女佣没有将自己与雇主之间视为某种阶级与经济地位上的差异，而是强调了自己的专业性与中产阶级属性，她们并不介意前台与后台之间的重合，不希望被雇主看不起。而这种移工往往能够面对失业的风险（单身，有能力等优势），但事实上并没有改变整个工作关系的协商主动权在雇主那儿的现状。
4、掩饰先前背景：这主要指女佣通过控制自己的后台形象来不断确认自己的形象，并避免制造前台与后台重合的尴尬——在本片中就出现了妈妈发现了厕所里的烟头，以为是Terry偷偷在家里吸烟。而这些女佣们则小心翼翼地在工作和休闲之间的来回穿梭（脱下衣服，穿上水晶鞋——这就是《跨国灰姑娘》的名称由来）。
陆
当我们逐渐被家乐和Terry之间类似母子之爱的情感所打动时，家乐与有关Terry的孩子的对话不经意间提醒了我们这其实建立在某种权力不平等的基础上。

正如Terry的反问那样，为何她会不顾自己刚刚满周岁的孩子而不远万里来到新加坡给别人家的孩子做女佣？为什么家乐的妈妈可以通过雇佣女佣来逃离繁杂的母职劳动，仍然可以做一个职业女性来表征自己在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地位和提升在家庭中的性别地位，Terry就无法享受这样的好？外在的全球资本主义分工链和劳工经济体系，个人意识觉醒，逃离深渊般的家庭妇女角色（在菲律宾人们无法自由离婚），甚至希望通过改嫁来实现命运的跃迁，使无数像Terry这样的人离开了自己的孩子，来到了别人的孩子身边。

在影片中，不时会出现导演对于理念与现实之间差距的微妙点拨，比如在惩罚家乐欺负了同学时，特意安排了孩子们背诵了宪法的宣言，里面提到的平等与民主事实上仅仅体现在了具有一定社会阶级地位的人们身上，对于像Terry这样的外来移民而言，民主不过是一场幻影，一次美妙的梦。梦醒之后，仍然得擦干眼泪继续为了生存活下去。

结尾的时候，家乐为了不忘记Terry，剪下了她的一截头发。相比之下，大人们显得更加坦然，母亲送给了Terry自己常用的口红，父亲则给了她需要的香烟与陪伴。这样的情感纠葛说到底，其实是再生产劳动（母职）的私有化造成的。也就是说，家庭成员的福祉照顾，高度依赖亲人提供的无偿劳动，而其中具有社会优势的家庭，则可以通过市场雇佣的方式寻求外包，这样的制度反过来又强化了“照顾是女人的天职”等社会迷思，因为这样的工作转换的并非性别，而是不同社会阶级的女性罢了。情感工作的错位又进一步造成了不能辨识这一切的孩子们和缺乏情感交流的父母们的困扰。
柒
到底要过多久，才能打破这样的困境？蓝佩嘉提出了几个建议，包括将母职照料工作指向社会承包（这一点欧洲某些国家已经做到了），保障移工的人权，承认这种工作的专业性等。当然，这些建议是中肯的，但有关更多涉及的是阶级差异的抹除；至于家庭照顾工作的去性别化，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
进一步思考，其实在每一种领域之间似乎都存在着某种界限，而人在一方面试图接近别人的同时（心理学之中所谓“接近的冲动”），却在另一方面不断为自己和别人之间划下界限来保存自己的范围，性别不过是其中一种最原始的界限罢了。作为观众的我们总是被那些不断打破界限的微妙情感所触动，或许是因为那正是我们所渴求的信任关系；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讲，界限却是维持形态的必要方式（尤其是父权制社会），想要打破它，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许远非个体之间的“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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