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在康乐里——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文件

曾住在康乐里的老人们

在讲这部影片之前，要先说说康乐里和台湾1997年的“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

康乐里：台北市现第十四、十五号公园所在的地块，亦即中山区林森北路与南京东路的交界。日据时期这里是日本公墓，1949年国民党战败后，从山东和江苏等地撤退的士兵及其家属经由海南岛来到台北，在无住所分配和新工作的情况下，他们自谋生计，在此搭起简陋棚寨聚居，后来慢慢吸纳从台湾其它地区来的移民而发展成一个社区，称康乐里。

被拆前的康乐里

在被拆前，康乐里的建筑均为低矮的自建房，以砖木结构加塑料板为主，居住着约3000多人，1000多户，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户为老兵（台湾称为“荣民”）、残障者、临时工、低收入户和贫困家庭。

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1956年，台北市按日据时期的城市规划把这里编为公园用地，但多年来因为住户争议及预算方案的多次反复，公园计划一直未能实施。1994年，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曾深入康乐里，发动居民参与讨论，提出了“就地整建、社区重建”的设计方案并获得了台北第一届 “市民参与都市设计奖”。1995年陈水扁就任台北市长后继续维持公园计划，但承诺先建后拆，妥善处理拆迁户的补偿和安置，后在1997年1月又推翻这一原则，决定在3月4日执行强行清拆。在康乐里居民到市议会抗议无效之后，台大城乡所联同超过100多个知识界知名人士及民间机构在2月1日签名发起“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

以下文字涉及中度剧透，如有顾虑可避开~

拆迁

在运动发起者的眼中，康乐里是“一个包含了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彼此生活紧密连结的邻里”，也是“台北市最后一个如此独特少见的邻里”，人们在这里经年累月朝夕相处，虽环境欠佳，但彼此照应、相濡以沫；虽穷困窘迫，但在1979年台湾与美国断交后所发起的“捐机报国”运动中，却是台北捐款最多的里。

面对不公平的待遇，康乐里的居民在里长的带领下，来市议会大楼找阿扁对峙。面对不信守承诺的指责，阿扁早已想好了说辞，狡辩称“先建后拆”就是拿到建照后便拆。这一典型的政客行径，激起了学界的反感，台大城乡所的教授与学生发起了“反对市府推土机”的声明并举办论坛邀请社会各界人士，试图与政府对话，讨论合理方案，暂缓拆迁。

政府并没有做出什么积极回应，还是在按部就班地执行拆迁计划。很快，康乐里的居民接到了正式的拆迁通知，被拆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康乐里的住户决定珍惜时间，多联络联络感情，为后面的事情做准备。

死亡

就在学界努力谈判，居民联合签名陈情时，一件事的发生使所有的沟通都失效了。

退伍老兵翟所祥先生在自己家中上吊自杀，导演黄孙权是第一批赶到的那群人。据他所说，因为翟大爷的房间十分低矮，想要上吊自杀，必须要半蹲着抱着膝盖才可以。其痛苦的死亡过程，让人难以想象。

翟大爷痛苦的死亡引起众怒

面对突发的事件和愤怒的民众，政府首先做的是回避，康乐里里长带领居民再次包围了议会大楼。

随着矛盾的激化，越来越多的问题被揭露：社会局答应给拆迁住户分配的安置房，被指出根本没有位置；社工说“没问题，已经安排好了”，可是居民却收到没有位置的回复。

负责人声称在努力安置遭到反驳，“本来就没有做，是学者提出来之后你们才做”。

老人的自杀，将政府和居民的沟通渠道彻底切断，也暴露出政府根本不在乎这些低收入者的死活。

希望

拆迁进入最后倒计时，各界动用一切力量做最后的抗争。晚会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中开始，几十张桌子上冒着热腾腾的饭菜，几百人围着桌子心凉到冰点。

当自创歌曲《我们家在康乐里》唱起时，所有人哭成一片。这场坚守家园的晚会，最终变成了哀悼会。

政界、学界等各界人士纷纷上台讲话，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的马英九承诺拆迁当日会到现场一起坚守，原住民音乐人胡德夫也来到现场用歌声表达支持……

随后，居民在路边竖起《穷人的坟场》石碑，点起蜡烛，焚烧遗物，为翟大爷哀悼，也为康乐里哀悼。随即，许多市民也自发地加入此次坚守家园的运动中。

拆迁当晚，抗议人群堵满了整条街道，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也是最后的坚守。

拆迁开始时，政府派出1200名警员维持秩序，各种大型工程车也随之开到，当晚康乐里发生了六场大火，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一晚上的焚烧与拆除，康乐里社区就此消失……

我在看这部片子时，泣不成声，一方面觉得不甘，而更多的是无力。

导演采访的老住户中，有好几位都是山东人，那纯正的山东方言，在一众台湾腔中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却倍感亲切。

因为口音问题，采访时下面配的字幕都是残缺不全的，没人知道他们嘟囔的到底是什么。

他们是一群被社会和历史遗忘的人，一群付出了一辈子，却始终活在最底层的人。

战争时被迫离乡，漂泊到海峡另一边挣扎求生，在一片坟墓上盖起了房子，却在迟暮之年被强拆……

导演在采访时很少提到“强拆”，不得已提到时，老人没说几句便哽咽起来。八十多岁的老人，自打退伍就住在此地，如今只剩自己一人孤苦伶仃。人越老越想家，他却再也回不去了。

政府的强拆相当于加快了这些老人的死亡速度，将他们流放到残酷而陌生的环境中折磨至死。

双目失明的老太，在邻里的帮助下可以正常生活。生病有人来照顾，行动不便有人帮忙买菜，电器坏了有人会维修……

这是个关系紧密的社区，是几千人最后的庇护所。

可政客和商人关注的永远是利益，是价值、发展和政绩。有价值的是这片建筑下的土地，不是这片建筑里的人民。

在陈水扁眼中，康乐里的存在是阻碍其政治升迁的地狱，“以台北的富庶，这里可说是都市之瘤、市民之耻，几千人睡在坟墓上，令人无法想象，而一旁却是国际级的晶华饭店，每想起国际巨星麦可杰克森住在晶华楼上，从窗户一看，就看到台北市竟有这种贫民窟，常觉得无地自容。 ”

被挖掘机铲平的康乐里

公园建好了，可老人们还好吗？

这种把康乐里指认为贫民窟、认为它有碍城市观瞻的长官论调，其实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拆迁借口，与之相随的是把康乐里的弱势人群视同废物的潜意识。

他的同僚在与运动人士的谈判中，就曾口气强硬地指出，“老人不搬也会死”。

面对强拆，我们所能做的选择只有两个——妥协或抗争。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选择最后的结果只是殊途同归罢了。

导演黄孙权是参与反拆迁运动的总召，在后来的采访中，他说自己拍摄这部片子的初衷带着点鱼死网破的意味：若是被抓走了，可以在法庭上把这些片子播出来作为证据。

“拍纪录片是很残忍的事情，差不多在这个片子拍完之后的三年里，我都经常去参加葬礼，因为很多伯伯搬走之后没多久就过世了”。

——资料引自豆瓣、欧宁《城市更新及其对抗》与机器人马文原创文章《没有什么是强拆解决不了的，如果有，不存在如果》。

原文发表于公众号“呆丸星球”

https://mp.weixin.qq.com/s/tcobdjHeFq95qYFbOt-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