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北京

回想起新世纪的观影经历，几乎每年都可以在影院大银幕上看到一部“北漂”题材的电影，从较为古早的《开往春天的地铁》《十七岁的单车》《苹果》，到新近的《后来的我们》《北京爱情故事》《亲爱的新年好》《微爱之渐入佳境》《明天会好的》……蔚然形成一种电影类型。但近十年以来好像很少有豆瓣评分突破6的作品。实际上，不惟评分上一片惨淡，“北漂”题材电影中票房取得佳绩的也实在屈指可数，“北漂”作为一个经久不衰的热词似乎在电影市场失了灵。

在跨文化的叙事母题意义上，“北漂”当然是不是中国独有的故事题材，法国有“巴黎漂”，日本也有“东京漂”。在资源集中较为显著的国家，首都对人才的虹吸力是显而易见的，一代又一代像于连、拉斯蒂涅、杜洛瓦一样怀有野心的年轻人涌向资本、知识、权力包括话语权的分发地，寻找自己的梦想，其间当然会发生太多跌宕起伏的故事，也许可以称之为“个人的史诗”。

我无意于分析时下的几部北漂题材的电影，因为它们离现实和当下太近，无法隔着审美距离客观评价。而且“北漂”影像作品其实形成了非常整饬的谱系，当我们把目光投射到九十年代的“北漂”电影，那么可能会更清晰地认识到“北漂”是如何演变的，或者说“北漂”是如何时过境迁又永恒如斯的。

1995年上映的《混在北京》是第五代导演何群的作品。这是一部反映第一代“北漂”知识分子的群像电影。故事讲述了在向导出版社工作的一群青年编辑共同住在一幢筒子楼里，工作生活相互渗透交织。研究生沙新对于现状很是不满，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此之差，外部环境又如此堕落，可是身边所有同事却都甘之如饴，这令沙新感到十分震惊。野心勃勃的美术编辑季子拥有自己独立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她不满足于一辈子都待在这小小的出版社里，心心念念要出国学习。沙新怀孕的妻子突然来到北京待产，沙新同屋门小刚只得搬进了冒守财的屋子。刚谈上女朋友的冒守财一心想要挤走门小刚，在社里闹出了一场不小的风波，最后却偷鸡不成蚀把米。

从故事背景看，这部电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90年代初大热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的启发，比如同样是群像作品，重点着墨的主人公差不多都是六七个，更准确地说，是六七个风格迥异的知识分子。描绘的都是宏大叙事和理想主义情怀还未褪色、泯灭的时代背景下年轻人的抉择。但电影《混在北京》的层次明显更复杂了，毕竟“北漂”年轻人和土生土长的葛大爷不同，肩负着经济上的巨大压力和思想上的巨大困惑，一方面生活条件之简陋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改善，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工作就压根与改善生存环境无关；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大潮下社会各阶层对“效益”“金钱”的崇尚，和这些年轻知识分子所接受的理想主义教育是相抵牾甚至是冲突的。

“混在北京”之“混”在中文语境中当然有敷衍、不走心的含义，但片中几位年轻“北漂”知识分子显然不像混日子的人，沙新平时针砭时弊的模样甚至颇有后世愤青之姿态，其他人物也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此处之“混”更像是他们永远无法实现理想与现实之媾和的自嘲。但他们对平庸的反抗也和普通知识分子一般孱弱，仅仅停留在言语层面，除了季子之外再也没有一个付诸行动的，如此说来，评价他们在“混”确实算不上冤枉。

在强烈的内心冲突下，电影中的几位主人公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哲义理选择屈从于欲望，打着诗人的旗号去做一些龌龊的勾当；胡义一方面对小人当道的现状看不惯，一方面又为了弥补家用舍弃面子翻译自己认为狗屁不通的诗集，但至少可以说是不输大节；张国立饰演的沙新，试着要反抗，在路上看到人家乱扔易拉罐向暧昧对象牢骚一番,结果被痞子们揍的鼻青脸肿。他又不执行领导的任务，执意不出文化垃圾。结果被社里“优化组合”淘汰掉,带着身怀六甲的妻子怅然离开了北京。

虽然是群像电影，但从人物刻画的丰满度看，导演无疑是对沙新的角色尤为青睐。沙新始终维持着知识分子的孤傲和清高，恪守着自己的原则，对金钱诱惑嗤之以鼻，也绝不屈从于上级指示。他对现实喋喋不休的嘲讽简直像唐僧念咒一样频繁而徒劳，但却固执得可爱。沙新的感情世界也是最复杂的。导演对沙新和季子的感情线描绘很多，沙新背着怀孕妻子与季子保持暧昧的关系，某些画面甚至暗示他们不止上了一回床，但这并没有引起观众出于道德本能的厌恶，因为他和季子的恋爱更多地是在精神层面上开展的，他们是整栋楼里唯一一对能深刻理解对方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沙新并没有采取知识分子俯拾即是的虚伪借口去继续这段不道德关系，他不停质问自己，甚至拷问自己，这使他陷入了“革命之路”式的痛苦中，区别只在于他还没有踏入中产阶级的圈层。

沙新在理想信念与残酷现实、旁逸之爱与婚姻枷锁之间的徘徊与挣扎，几乎要溢出屏幕，把一种无法解决的焦虑传染给观众，也生动诠释了“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北漂生活的”。

季子的形象塑造在当下看来就落入了“直男”审美的窠臼，在电影中她好像就是梦想的化身和代名词，那么清新脱俗，让人联想到一切正能量词汇。季子最终以出走的方式去追寻自己另一个更切实际的理想，离开了北京，却最有希望实现自己所憧憬的人生，正印证了歌德在《浮士德》结尾的那句经典诗句：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但实际上这是创作者的一种偷懒，塑造一个女神，而不是塑造一个真正的女人，这使得电影最后留下的一点希望也染上了几分虚假色彩。

挺有讽刺意味的是，沙新在等候回成都的火车到站时和妻子的对话，“我还是最喜欢北京……”他所喜欢的事物和让三十年后的“北漂”年轻人魂牵梦绕的大概仍是一样东西，是相较于家乡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宽广的未来，但这两代人的未来图景却又是截然不同的。

将近30年前的片子，当时所流行的甚至带有先锋色彩的一切现在看来却充满怀旧气息，那么的熟悉而陌生。广告林立霓虹闪烁的建国门外大街，国际大厦里的俱乐部，首都机场老航站楼，中轴线上的钟鼓楼，还有结尾字幕的JJ DISCO。这些地标到如今当然都有了更新更壮观的替代品。但“北京站”这个“北漂”电影固定出现的“道具”却近乎没有变化，它每天准点报时的时钟曾敲醒无数“北漂”年轻人的美梦，让他们彻底告别故乡，涌入这座城市的人潮中，打起精神，继续做梦。它就像时间本身一样坚不可摧。

反观三十年后的“北漂”年轻人，最显著的区别也许就是对宏大叙事的迷恋已让步于表面上更加多元的个人追求，《致青春》里陈孝正喊出“人首先要爱自己。我习惯了贫贱。我没有办法让我爱的女孩子忍受贫贱。”实际上已经归纳出了当下推动“北漂”叙事的最大动力是改变自身的命运，在此过程因而发生误会、事故、故事，与恋人失之交臂，与理想分道扬镳，“最后变成了自己当初最讨厌的人”，直到多年后重逢，或相逢一笑泯恩仇或相逢一炮泯爱恨。我们能看到不止一部“北漂”电影如此布局，把粗粝的生活打磨成配方固定的提拉米苏甜点，精确地设计咖啡、可可和奶油的比例。

在这高概念化的叙事过程中，电影丢失的是真正让人物发生转变的细节，那不是一次突然的车祸、脑震荡或癌症诊断，而是支持一个人原本生活轨迹的信念倒塌了。当我看到一个个俊俏的主人公像贯彻编剧残酷青春美学追求的工具人一样，经历了戏剧化的大开大合，匆匆完成北漂的生命蜕变或进一步沉沦时，我就会想起电影中的沙新愤怒地冲向那个乱扔易拉罐的小青年，不顾一切地挥舞着拳头。他绝不是在那一刻毁掉自己的北漂生活的，实际上，他只是按照命运的（而非编剧的）脚本一步步走向自己注定的结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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