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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见澎湃新闻: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66444
《王国:北方的阿信》是Netflix系列剧《王国》(参见:历史剧|《王国》:丧尸大片里的朝鲜政治史)的前传。在这部前传中,金银姬编剧塑造了一位名为“阿信(全智贤扮演)”的出身“藩胡”部落的女性,并以她的复仇之旅为线索,解释了《王国》中如瘟疫般蔓延的丧尸的源头。剧中少女阿信发现了“生死草”的秘密,为报灭族之仇,她制作丧尸血洗朝鲜边城,并将方法告知朝鲜医官李承熙,从宫廷深处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
阿信的身世是整个故事的关键。她出身“藩胡”,这是朝鲜对居住在本国边境附近的女真人的称呼,“藩”即“藩篱”之意。《宣祖修正实录》称:“女真部落散处近塞者,称为藩胡。”按郑允容(1792-1865)所著《北路纪略》对“藩胡”由来的说法,“国初拓边也,胡人之不能悉逐而仍居江内者,留为藩胡。然考《制胜方略》,诸部落所居,或在城底,或在五里、十里之内,或数十里、四五十里远,或至四五息程、数日程”。即“藩胡”的居住地离朝鲜很近,乃至居于朝鲜的城底,所以这些“藩胡”也被称为“城底野人”。《春官志》称:“平日朝贡上京者,皆北道六镇(即钟城、稳城、会宁、庆源、庆兴、富宁)城底种落,故呼为城底野人。”与“藩胡”的称呼相对应,还存在“深处胡”的说法,也就是居住地距朝鲜较远的胡人,16世纪末17世纪初频与朝鲜爆发冲突的海西女真乌拉部即属于“深处胡”。 在朝鲜看来,“藩胡”存在的一大用处在于,万一“深处胡”进攻朝鲜,“藩胡”可以提前向本国通风报信并起到战略缓冲的作用,即“国家所以卵育藩胡者,无他,只欲归顺于我,探知深处动静也。然则我所望于藩胡者,惟进告一事而已。藩胡介于两国之间,告则受咎于彼,不告则获罪于我”。剧中阿信之父正是游走于二者之间,但因朝鲜官员的出卖而遭灭族。
“藩胡”与“深处胡”的说法,均是朝鲜立足于本国立场上的称呼,而“藩胡”实际上属于野人女真(也称东海女真)的瓦尔喀部。1607年努尔哈赤在乌碣岩一带大败海西女真乌拉部后,曾向朝鲜索要这些瓦尔喀女真人。按《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的记录,“聪睿恭敬汗(即努尔哈赤)上书大明国万历帝,奏请将昔日金汗时流散进入朝鲜沿边而居之瓦尔喀部众悉行查还。万历帝即传谕朝鲜国王查之,查出失散数代之瓦尔喀部众一千户,于聪睿恭敬汗五十一岁己酉年二月遣返之。”此时朝鲜内心虽不乐意,但迫于政治压力,不得已将这些女真人送给努尔哈赤。
对朝鲜来说,笼络这些瓦尔喀女真人可以为维护边境安全提供重要保证。朝鲜世宗李祹(1418-1450年在位)在晚年开始大举对他们授予官职,施行羁縻统治。女真人为了生存,时常向朝鲜国王进献土物,接受名誉上的官职,这些接受朝鲜官职的女真人也被称为“受职女真人”。当时朝鲜在汉阳城内修筑了所谓“北平馆”,供入城的女真人居住。在世祖李瑈(1455-1468年在位)在位期间,朝鲜允许女真酋长进入汉阳城谒见国王并赐予官职的事例不断增多,引发了与明朝的外交摩擦。在明朝看来,这是朝鲜在私通女真,尤其朝鲜还赐官给已经接受了明朝赐职的女真人,这是试图与明朝抗衡。在明朝的一连串警告之下,朝鲜的对女真政策在李瑈统治晚期发生了根本性收缩,此后女真人进入汉阳进献土物的事例大幅减少。
朝鲜的军力在15世纪时颇有可观之处,并非像壬辰战争时爆发时那么不堪一击。世宗李祹曾下令越江攻打李满住为首的建州女真部众,并重伤李满住。1467年明廷提议朝鲜与明朝一起夹攻居于婆猪江(即浑河)一带的建州女真部。接到明朝敕文的李瑈迅速派遣大将康纯、鱼有沼、南怡等人率领一万人的军队进攻女真。康纯率军如期抵达女真人的居住地,给女真人造成重创。按朝鲜报告所称,他们斩杀了包括女真酋长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在内的数百名女真人,俘虏了女真酋长的家人二十余名,并把被女真俘虏的东宁卫居民七人送回了明朝。明廷认为“今朝鲜国王李瑈能奉敕出兵,以助我师,剿杀逆虏,俘献而来,忠义可嘉,诚不可不厚加赏赐”,于是厚赏朝鲜。这一系列战役给女真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导致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朝鲜心有余悸。剧中阿信遭遇灭族之祸后,向边境朝鲜官员求助时,称朝鲜是“强大之国”,背后就存在这样的历史记忆。剧中出现的所谓“婆猪卫”正是影射建州卫,而“阿里多干[汗]”正是暗指努尔哈赤。
16世纪之后,朝鲜的军力逐渐衰落,对边境地区的女真人的控制力亦随之下降,加上倭寇对南部沿海的骚扰,“北虏南倭”的事态越发严重。1583年初,居住在朝鲜会宁一带的女真酋长尼汤介因不满朝鲜边境官员的徵索,掀起了所谓的“尼汤介之乱”。虽然该战乱在持续半年多后被朝鲜扑灭,但朝鲜在女真部落中的威信迅速下降,女真人也渐渐不再前往汉阳谒见朝鲜国王。同时,建州女真部的努尔哈赤的势力迅速膨胀,在壬辰战争爆发之前,他已成为该地区不可小觑的政治人物之一。朝鲜亦通过平安道与满浦地方官的报告,获知了努尔哈赤桀骜不驯,企图报复中原的信息。
但在17世纪初,频与朝鲜在边境爆发冲突的女真部族并非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部,而是以布占泰为首的乌拉部。但乌拉部在剧中并没有出现,编剧将此时期的权力角逐简化为建州女真、朝鲜、瓦尔喀女真三角的关系。实际上布占泰在1603年至1605年间多次攻打钟城、潼关等地,给朝鲜与居住在这些地方瓦尔喀人造成巨大的损失。于是朝鲜决心报复,但由于指挥失误,朝鲜军队大败于布占泰。按朝鲜备边司的说法,“以我数十倍之众,见败于数百骑之贼”。此役之后,朝鲜在瓦尔喀女真人中的威信一落千丈,在边境防卫上更加趋于守势。需要留意的是,布占泰在此时亦常常提到受职一事。1604年被布占泰掳走的朝鲜人回国报告朝廷,称:“(布占泰)常时以受职一事为言,虽马匹獤皮亦可办出上京纳贡云云。且言老可赤(即努尔哈赤)受职于天朝,藩胡亦受职于朝鲜,唯我不得受职。朝鲜若许受职,则尽刷还前后被掳之人,不然则潼关、钟城当为再犯。”朝鲜不得已,授予他佥知中枢府事(正三品)的官职,并多给禄俸。然而得到朝鲜官职的布占泰并没有停下进攻的步伐,反而愈演愈烈。其实女真人希望得到朝鲜的官职,最主要的目标不是得到职位本身,而是职位带来的丰厚禄俸与赏赐。朝鲜所产的布匹等物,是女真人渴望之物,也是布占泰笼络部众以及其他女真部落的所需品。了解这样的历史背景,也就不难理解剧中阿信之父迫切希望得到朝鲜官职的动机了。
从瓦尔喀人的立场来看,朝鲜已无力保护部众的安全,而布占泰对待瓦尔喀人又颇为残暴,所以投靠努尔哈赤或是出路之一。1607年,东海瓦尔喀部斐优城主策穆特赫见努尔哈赤,称:“吾地与汗相距路遥,故顺乌拉国主布占泰贝勒。彼甚苦虐,吾辈望往接吾等眷属以便来归。”策穆特赫这一举动给建州部与乌拉部的关系埋下了隐患,布占泰不可能坐视努尔哈赤将势力范围拓展到自己眼皮之下,双方随即爆发战争。而努尔哈赤的军队在乌碣岩一带大败布占泰之军,并乘势取得了对瓦尔喀人的控制权。对努尔哈赤来说,瓦尔喀人是不可多得的兵力、劳动力资源,所以建州部才会做出“甚至搜掠海岛,掘取埋穀,威制迫胁之状,不一而足”的举动。一些瓦尔喀人不愿意归附努尔哈赤,于是“潜杀差胡,投江灭迹”,以至于向朝鲜哭诉,希望不用移居建州而是进入朝鲜境内生活。但朝鲜并不敢接纳这些瓦尔喀人,仅仅是“略给盐米,慰抚而送之,以示矜恤之意而已”。此战之后,朝鲜边境的“各部藩落,一时尽撤”,而本与瓦尔喀人相资生活的朝鲜六镇民众,也失去了依赖。自此,朝鲜失去了可以作为战略缓冲的“藩胡”,开始直面建州女真的攻势。
不过部分归附努尔哈赤的瓦尔喀人仍在可能的情况下向朝鲜密告动态。1620年,曾在萨尔浒战争中被努尔哈赤军队俘虏的朝鲜从事官李民寏回到本国,向朝廷呈上《建州闻见录》,书中提到“当初奴贼以藩胡解我国言语者三人,守直栅中,所谓仁必乃稳城藩胡,为其父母能行三年丧者。其嚮恋我国之心,至今不衰,凡有所闻,必尽诚无隐密告于臣等,故得其一二”。也就是说,李民寏对建州的记述很多是来源于这位“藩胡”仁必的密告。该书作为了解后金兴起时情况的重要资料,至今颇受学界的重视。
本文撰写过程中曾得到《王国:北方的阿信》历史顾问李勳老师(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的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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