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和建立新国家的历程中,创造了众多的“榜样”类型的形象,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白求恩(1890-1939)和雷锋。前者是加拿大人,他在中国的短暂经历(1938.2-1939.11)在他逝世后迅速成为传奇性的事迹,而他也成了中国革命所创造的首屈一指的榜样。非常反讽的是白求恩直到1972年中加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在他的故土默默无闻,尽管他的朋友将他的事迹写成传记,1 但他的形象远不是一个榜样,而是众多历史人物之一。中加建交后,当时的特鲁多政府决定买下了他的故居,使之成为国家财产,重新修葺后开放,并宣布白求恩为“加拿大国家历史重要人物”(a Canadian of national historic significance )。显然这是中国革命所创造的白求恩榜样力量向外伸延的结果。
尽管通讯、小说和电影对白求恩的描写略有一些细节的差异,可是基本主旨却是一样,就是按照毛说的“白求恩精神”来塑造白求恩的形象。出现在作品里的白求恩是一个经过有意识的遗忘和主动的“艺术想象”加工过的白求恩形象。与作为历史人物的白求恩相比,作品里的白求恩显然失去了性格的复杂性、多面性,他只有“无私地奉献”这一点被呈现出来,无论是他远渡重洋来到延安支持抗战的原因,还是他在五台山、雁北和晋察冀所做的一切,都贯穿着唯一的动机:无私奉献。作者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深入历史人物性格的内部,捕捉那些能够使他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东西加以表现,以呈现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榜样”。作者突然失去应有的记忆,借助遗忘,把“人”加工成“榜样”。或者说,塑造榜样的考虑使作者对“人”失去记忆。因为榜样是指向教育更广大的人群,它必须具有高度针对性,一个符合我们日常经验的“人”缺乏针对性,不能起到规范、训诫人群的目的。所以榜样作为集体记忆的产物,它的产生机制里,遗忘是必不可少的。例如,作品里从未出现与白求恩一起来到延安的加拿大女护士尤恩,也没有出现在延安与白求恩会合一道去五台山根据地救治伤员的加拿大医生传教士布朗,更没有出现白求恩在冀中结识并结下深厚情谊新西兰传教士凯瑟琳?霍尔女士的形象。16仿佛白求恩那时单枪匹马在根据地从事医疗救护,而更多同样是无私支持抗战的外国人统统被遗忘了,当作白求恩故事的枝蔓被删除掉了。按道理这些史实,在当时并不难采访和了解到。作者遗忘的原因很可能以为这些相类似的事迹会伤害了白求恩的榜样形象。因为如果不少国际人士都这样无私支持抗战,就突不出这个“不远万里”故事的专门利人了。还有关于白求恩来中国的原因。作品一直回避白求恩性格中的一面:他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白求恩出生在传教士的家庭背景。“不远万里”对他来说,不是一件苦差,而是一种乐趣。白求恩与友人的通讯说得很明白,他是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 Red Army Marches)等书之后决定来延安。17那些书把延安革命领袖描写成神奇的人物,把延安描写成神秘的地方。神奇的人物,神秘的地方,虽然烽火连天,但吓不倒白求恩反而更加吸引了这位有正义感的斗士。白求恩性格的这一面同样被遗忘了,不能进入对人物的呈现。还有,作品把白求恩在根据地工作写成向中国同行“学习”的过程,完全是想象出来的。白求恩是一个有专业精神的人,即使在延安根据地他也不会因条件艰苦而认同专业上的疏忽。还在去五台山的路上,白求恩就在绥德给延安写报告,建议加强八路军医疗队伍的培训。他认同在现有的条件下医疗救护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但他也认为,这绝非意味着没有改进的空间。相反培训的工作十分必要。他发现因为医疗人员缺乏培训,不少难得的药品被浪费、损坏,医疗器材被弄坏或者有也不会使用。18 白求恩一面钦佩根据地军民的热情和抵抗精神,但也坚持批评医疗队伍以忠诚、觉悟代替专业的“只红不专”的现象。39年8月他给延安最后一份报告还提到,“我遇到不知如何处理的一个大问题是,有资历而未经培训医疗官员他们有很多不良习惯,变得非常陈腐和某种程度的官僚化,他们的工作严格来讲是没有效率的,但当然他们政治上毫无问题。”19历史的资料表明,专业上、作风上白求恩向他的同事“学习”的描写,只是一种意在回避根据地不良现象的想象。
1 白求恩的朋友Ted Allan & Sydney Gordon 1952年出版了他的传记 The Scalpel, the Sword: the Story of Doctor Norman Bethune. 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这本书由巫宁坤译为中文,多次再版。
2 在讨论关于一位历史人物的集体记忆的时候,最好还是在历史与关于它的集体记忆之间作适当的区分,尽管这区分很困难,但仍然有必要。比如保罗 康纳顿就主张应当把社会记忆和历史重构(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区分开来。(见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第一节“社会记忆”,第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关于白求恩的文本中,革命领袖的悼词、讲话和悼念仪式应当归入集体记忆的范畴,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文学创作无疑也是此类;而回忆录、传记则是两者参半。在我读到的关于白求恩的书中,Roderick Stewart编著的The Mind of Norman Bethune (Lawrence Hill & Company1977) 则是一本难得的关于白求恩“历史重构”的书。
3 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第9页。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 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