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休息室

这部电影是那种欧洲发达国家才能拍出来的故事，孩子和家长们都随时把权利啊真相啊民主挂在嘴边，有种第一世界国家人民的天真。

《教师休息室》里的学校是一个微观世界，自成宇宙。全片没有任何学校环境之外的镜头，观众对角色的认识和判断完全依靠ta们在学校的表现。除了主角卡拉，大多数人物的形象略显单薄，但这影响不大，毕竟这部片子着力并不在人物塑造，而在于角色之间的博弈和此消彼长的权力关系，在于一个以自治、民主、言论自由为傲的生态系统如何面临着一触即发的失衡和混乱。

教师休息室虽然写实，但更像一个寓言。学校不是象牙塔，也不是纯真少年在进入社会前的预备场所。学校就是社会。社会的恶和病，学校通通无法免疫——无论是种族歧视（学校对土耳其裔学生ali及其家长的盘问），阶级偏见（Oscar作为工薪阶层孩子所受到的冷嘲热讽），还是排外情绪（卡拉想要淡化自己波兰移民后代的身份），或是多数人的暴政（由师生组成的council就是否对Oscar进行suspension处理进行民主投票），甚至威权和极权的隐患。

孩子们可以是希望的花朵。孩子们也可以是自以为正义实则以偏概全、行使暴力的刺头。老师们可以是园丁，是舵手，是散发着理想光辉的启蒙者。老师们也可以是灌输纪律、维护威权的帮凶。大部分学生和老师们在这两级之间，位置不定。

也许令人困惑的是整个坐标。

比起《死亡诗社》 、《蒙娜丽莎的微笑》还有最近看的《Holdovers》那种对师生关系和校园浪漫化、审美化的描绘，还是更喜欢《教师休息室》、《浪潮》和《狩猎》这样的电影中瘆人的张力。

未成年世界和校园里充满“隐秘的角落”。希望看到更多电影探索那些是非不明的灰色地带，那些价值理想（正义，团结，平等，真相）被口号化、被滥用的时刻，那些事实被扭曲、被简化、被两极化的过程。任何人都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推波助澜。当某些学生或老师成为矛盾的焦点，ta们的处境往往指向社会性的问题。风雨欲来时，谁的善良，谁的原则，谁的无辜，谁的反抗，都免不了互为假想敌的戾气。

我并不是说权力没有上下位之分，或正义永远是相对的。而是觉得，不论多么确信自己掌握了真理或道德的高点，也不要高估自己永远在正确一方的能力。这里带入了一些自己在教育行业工作的感受，还没完全想清楚，暂时不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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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场导演对谈的选段（感谢chatgpt友情翻译）。原文在此：https://www.hammertonail.com/interviews/ilker-catak/

其中导演介绍怎么选素人学生演员、怎么跟ta们在片场相处的过程，非常有趣。

Hammer to Nail: 我听过你在另一次采访中描述过，你把学校的世界视作整个社会的缩影。你认为这在这部电影中是如何体现的？特别是作为我们当前时代的隐喻？你在那次采访中提到，这在2016年之后尤为明显。

Ilker Çatak: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政治，即使在德国也是如此。我们做了很多研究，有些学校非常自由开放，而另一些则是法纪严明，零容忍。我们去过的每所学校都感觉像是不同的国家：你有一个系主任，有人负责管理，他们会支持系主任（或者不支持）。还有校报，就像我们的媒体一样。

你提到了2016年，那是特朗普时代开始，整个替代事实的概念开始盛行。当我们写这个剧本时，我们想，“挖掘这一点会不会很有意思？什么是真相？”我们想提出这个问题，探讨每个人都试图创造自己的真相。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你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消息源，每个人都在参考不同的消息来源：“我们需要戴口罩吗？我们需要接种疫苗加强剂吗？”因此，每个人都在参考某个不同的消息源，当真相变成一种信仰时，我们就有了问题。

HtN：说到孩子们，我了解在德国你只能让孩子们在片场待……每天3小时？

IÇ：是的。

HtN：这似乎是非常短暂的时间。那么，你是如何应对这些时间限制的？另外，你是如何选角孩子演员的？

IÇ：我想如果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我不能催促他们，因为他们会感到压力而无法发挥。我所承受的压力不能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必须保护他们免受此类压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早上花很多时间问他们问题，比如“你晚上过得怎么样？你睡得怎么样？你梦见了什么？你和父母的关系如何？你觉得在生活中道歉难吗？”我们有时也会在早上进行哲学讨论。与此同时，我也在想，这不仅仅是在拍电影，还涉及了了解这些孩子、了解他们的世界和对生活的看法的过程。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棒的经历之一，与这些孩子们一起工作。

至于演员的选角，这很简单。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将孩子们分组成4到6人，我站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即兴表演参加环境示威活动。所以，调研Greta Thunberg是谁，然后形成一个与我辩论的论点。这样我就能看到他们真正的样子。然后我会把这些孩子放在一个教室里，让摄像机拍摄。然后我会把这些镜头和摄像机测试带到一个放映室，和我的部门负责人一起观看。之后，我会挑选我喜欢的孩子进行面试。

在这些面试中，我会告诉他们三件事。首先，我不是你们的老板，我们是同事，我希望你们有职业道德，早睡早起，饮食健康，并且知道我们当天要做什么。其次，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如果其中一个人感觉不舒服，我们都会照顾好他。第三，没有群众演员。因为一些父母来找我，说“我的孩子没有台词。”（笑）然后我说，“我不能在剧本里写入23个孩子。”基本上一直都是同样的8或9个孩子。但我告诉他们没有群众演员这一说。我也告诉制片方，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赚到同样的钱。扮演Oscar的孩子和从未说过一句台词的孩子赚的钱是一样的。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感觉来源于这个理念，那就是没有V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