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布尔的拳击女孩

作者：子彳阳

提示：本文含有轻微剧透，请酌情阅读

《喀布尔的拳击女孩》电影海报

《喀布尔的拳击女孩》这部纪录片由加拿大导演埃里尔·纳斯执导，并于2012年上映。埃里尔成功地记录了10年前一群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中为梦想而拼搏的拳击少女的故事。通过多种素材拼接、整体的叙事策略上展现出女孩们勇敢地面对着世俗的偏见、潜在的危险的过程。

偏见与危险主要来自于阿富汗境内信奉普什图瓦里律法的塔利班成员。如影片中所说，他们潜伏在人群之中，无处不在。他们不支持体育运动，认为女性应该待在家中，以严格的教义审视着阿富汗的所有民众。显然，这群拳击少女就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普什图瓦里律法：建立在男性的名誉上，以好客、庇护及复仇为原则；财富多寡则以黄金、土地、女人作为衡量标准。男人若失去了名誉，便会失去别人的尊重，同时也会失去财产和尊严。但是女性的好客与复仇则不被社会规范所接受，其被期待为被动的角色，容易成为被交易与争夺的财产。——维基百科

在影片中，埃里尔在影片的开场仅仅用两分钟就成功的使用了一些暗喻的方式表现出了这些女孩们或者是阿富汗女性所正在面对的一些困境。女孩们第一次的集体出现是她们在运动场训练的画面，她们大部分穿着着蓝色的衣服，有人戴着面纱、有人穿着破旧，恍惚间，我看到的似乎是一群穿着囚服的女孩。

随后的画面转移到了运动场紧闭的大门。大门紧闭的姿态加上上一个画面中穿着囚服的女孩的训练场景让我在观影时不经想到，她们就好像是在监狱之中。

埃里尔似乎是刻意使观众由此思考，而接下来他立马放出了一个采访镜头印证了我的想法。画面中的女孩说，在塔利班时期，人们会在运动场中鞭打女人和女童，用现在训练的运动场关押少女。因此这个运动场确实是一座“监狱”。

“监狱”的地上还存留着的弹孔似乎暗示着塔利班的阴影还未散去，时时刻刻的威胁着运动场中的女孩们。

埃里尔同时还运用音乐试影片的画面进行串联，暗示了塔利班的存在。就在影片的片头，埃里尔放出了一个以私密视角偷拍塔利班公众处决“犯人”的画面。音乐低沉，似乎在替逝者悲鸣。随后当少女出现，此时低沉的音乐节奏加快音高提升，迅速转向了高潮，这或许暗示着塔利班开始寻觅起下一个违反普什图瓦里律法的目标。而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运动场中的女孩们。

由此可见，埃里尔在影片的前两分钟通过音乐、采访、独特的运镜、真实影片素材的合理运用与结合，成功的暗示了拳击女孩们的处境，并且暗示着塔利班所带来的威胁。

埃里尔也聪明地从侧面的家庭的矛盾，教练的担忧，以及她们在国际赛场上遇到的种种挫折上来表现出了她们在各方面所面对的一些困境。

如在影片中，每个被采访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自己或者家庭正面临着来自塔利班的生命威胁。教练曾说：“如果他们（政府）垮了，我们就完了。”他也在公共场所遇到过来自塔利班的口头警告。不仅仅是教练，女孩的家人们、女孩本人采访中或多或少都流露出了自己曾面对过塔利班的威胁。

在国际赛场上，埃里尔通过几次简单的左右横摇镜头直接地提醒了观众在人数和技术上处于绝对的劣势。赛后女孩们的伤心与丧气也通过以画外音与音乐的结合表现了出来，这更是一种巧妙的留白，试观众不得不去想象此时已近乎崩溃的女孩。

出国比赛的经历让这些女孩们看到了其他国家的自由以及发达，羡慕之余她们表达出了对这些国家的向往以及改善自己国家的渴望。戏剧性的是，埃里尔在随后立即插播了一条新闻，昆都士省有个女人被人用石头砸了，鞭打了150下，最后被吊死了。通过这样一则简单的对比，埃里尔再次让观众意识到笼罩在这个古老国度上的阴影。而这些战败归国后的女孩们会不会也面临同样的危机呢？

在影片的最后埃里尔表现出了一个乐观的态度，“监狱的大门”打开了，教练逆光而行似乎走向了希望，似乎预示着同样坚持着梦想的他将会继续带领越来越多的女孩参与到这项运动之中。

由此可见，埃里尔一直在影片中通过熟练的运镜和剪辑来暗示这群喀布尔的拳击女孩所面临的困境。另外，通过整体的叙述策略，影片也无时无刻不在暗示着其社会中对她们的种种危机。更重要的是，替这些女孩们发出了一个政治的声音。

首先埃里尔所决定的影片的模式是诗意模式（舍弃连贯性剪辑和明确的空间连贯，通过情景获取关联）加上参与模式（强调与拍摄主体的关系而不只是默默观察）的混合模式。这样观众不但可以从富有诗意的角度去看待和体验影片，还亲眼见证了介入具体生活中情境的女孩们所在的现实的阿富汗，而不是仅仅冷眼旁观，还体现了影片的真实感。

在奠定影片基础模式后，埃里尔在融合两个的模式的同时还成功地构建了这群拳击女孩们的政治身份。

纪录片为社会边缘文化提供了一个表达空间。影片最重要的任务并非是采取怎样的立场，而是重拾某个地区，甚至不为民族统一体深化（或意识形态）所承认的历史和群体身份。对政府政策的关注退居其次，对被社会秩序所遗忘和拒绝的观念的重新认识成为焦点。——比尔·尼科尔斯《纪录片导论》

根据尼科尔斯的理论，被摄主体的政治身份的确定则确定了影片所采取的立场，观众便得以此而确定影片的焦点所在。在这部纪录片中，埃里尔所为这群女孩所构建的政治身份就是处于阿富汗社会边缘女性，并被做着被社会所不认可的事情。因此，这部影片是站在被社会所视为异端的女孩们的立场上为她们提供了一个表达自我的窗口，从而可以获得人们的关注。由此，女孩们得以站在镜头之前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也是一种改变刻板印象的手段之一。

或许我们可以说，埃里尔在尝试改变刻板印象的同时，只单纯的使用了一方的视角拍摄的影片，而并没有使用任何来自塔利班成员的视角来对整个事件进行进一步的剖析，所以他并没有做到绝对的中立。或许，这在理论上拥有着一定的执行度。但是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塔利班对电视电影的抗拒，若要执行此方案或许会为电影制作者们来带一定程度上的生命危险。

不论如何，埃里尔在拍摄技巧和策略上的成功足以向观众展示了阿富汗社会中这些女孩以及女性所遭受的处境。而如今，当塔利班已不在躲藏在人群之中，她们将面对的是新政府所带来直接压迫。

10年后的今天，愿这些女孩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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