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律师第一季

评分：

6.0 还行

原名：Silk又名：丝袍第一季

分类：剧情 / 地区：英国年份：2011

简介：这里汇聚了各种律师，他们各具本领，各显神通。Martha Costello（玛辛

查看详情

更新时间:2019-04-30

皇家律师第一季影评：观影：第一季第二集

影片第二集的案件是一起强奸案，被告（男）被其前女友起诉强奸。在《性犯罪法（2003）》（《Sextual Offences Act 2003》）中，强奸罪是排在第一位的、最严重的罪行。对于强奸的定义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但其决定性因素是在行为过程中是否争得对方同意[ "Rape". legal-dictionary.thefreedictionary.com. 15 April 2011.]，本案的焦点就是在行为发生时被害人是否对被告人的行为给予同意。
（一）认定问题
本集中，男实习生站在男性的角度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抛开庭审、证据规则、定罪几率和其他一切，确有女方捏造强奸的事件发生”[ 引自影片。]；其二是，“从哪里开始，性爱变成强奸，迎合变成拒绝”[ 同上。]。这两个问题启发了笔者对婚内强奸的一些思考。
1. 从法理的角度来看
在英国早期的观点中，婚姻行为本身的合法性被理解为婚姻关系的逻辑结果，婚姻关系在夫妻之间创设夫妻权利义务；婚姻只能通过议会私法来解除，因此夫妻中任何一方不能从婚姻关系中取消夫妻权利；根据婚约，妻子是丈夫的附属动产，将她的身体奉献予丈夫，因此夫妻之间不可能存在强奸[ Geis, Gilbert. “Rape in Marriage: Law and Law Reform in Engl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eden,” Adelaide Law Review, 1978; 6(2):285.]。19世纪在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女权运动开始，女性作出的主要需求集中在控制其身体、生育的权利[ Hasday, Jill Elaine (2000)."Contest and Consent: A Legal History of Marital Rape".California Law Review(Submitted manuscript).88(5): 1435–43.doi:10.2307/3481263.JSTOR3481263.]。（女权主义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提出，婚内强奸是女性服从的核心体现，是一种法律的双重标准。）此时，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定义出现了重要的转变，由传统观念中“对妇女荣誉和道德的侵犯”转为“对妇女自决权的侵犯”。
1976年，《性犯罪法（修正案）（1976）》（《Sexual Offences (Amendment) Act 1976》）首次规定了“强奸”的法定含义：
在以下的情况下，男性构成强奸行为：
(a)在妇女不同意性交的情况下，与该妇女非法性交；并且
(b)他明知该妇女不同意性交或他不顾该妇女同意与否；
1984年，刑法修订委员会在其年度报告中驳斥了将强奸罪扩大到婚姻关系的观点：
“我们大多数人……认为从抽象意义上讲，强奸不能仅仅被认为是“未经同意的性交”。强奸的情况应该特别严重。然而对于同居的夫妻，如果丈夫在妻子未同意的情况下与其发生性行为，这种特征并不存在。他们很可能在问题发生之前便有一定频率的性交，而且由于性关系可能涉及某种程度的妥协，妻子可能作出过一些妥协和让步。如果丈夫更进一步，在未经妻子同意的情况下强迫发生性关系，这可能是婚姻关系失败的证据。但这远不是先前描述的特定的、严重的罪行。如果丈夫造成伤害，他可以被指控其他罪行，但其罪因应该根据他所造成的伤害而定，而不是强迫的性行为。”
这种观点某种意义上是英国早期的观点的延续。强奸罪的严重性在于其侵犯的法益是妇女的性自主权，性自主权可视为妇女自决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对于同居的夫妻，婚姻关系处于存续期间，婚姻是双方对法律作出对承诺，承诺的内容包括性行为——即，对于性行为，妻子已经完成了自决权对行使，内容是对（同丈夫）发生性行为的认可。因此，婚内强奸一词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丈夫在性行为中可以对妻子为所欲为，有两种救济措施：第一，婚姻关系破裂，可起诉离婚；第二，如果丈夫造成了伤害，可以其他罪名，如：猥亵、故意伤害等起诉。（在这个角度下，对于男实习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不成其问题了。）
1991年，R v R案废除了婚内强奸的豁免。案情如下：
R于1984年8月与妻子结婚，但随后婚姻关系变得紧张，他的妻子于1989年10月搬回父母家，留下一封信表示她打算离婚。几周后，1989年11月，R趁妻子的父母外出时破门而入，试图强迫妻子与他发生性关系。
1990年，该案件被提交至莱斯特刑事法庭，法官根据婚内强奸的豁免权驳回起诉；原告（R）上诉，大法官莱恩勋爵驳回上诉。他提出了这种案件三个可能的结果：
第一，从法律文本角度，丈夫不可能强奸妻子；第二，一种折衷的方法，只有在妻子的默认同意被认为已否定的情况下，强奸才有可能发生（但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无止尽的例外情况）。他不赞成这两种结果中的任何一种，相反，他采用了第三种解决方案，一种更激进的改革，即废除婚姻强奸的豁免：
在我们看来，普通法规则已经不再能代表妻子在当今社会中的真正地位了，最高法院的职责是采取措施改变规则...
我们认为，法律应该示明强奸犯就是刑法规定的强奸犯，而不论他与受害者的关系如何，现在是时候了[ [1991] 2 W.L.R. 1065; [1991] 2 All E.R. 257]
1991年，原告向上议院再次提起上诉，最终上诉被驳回。[ 虽然此案件夫妻双方已经分居，并且废除婚姻强奸的豁免权一举具有很大的法官的个人色彩，但是上议院在判决时援引了苏格兰一同居夫妇的类似案件，并且此案是废除婚姻强奸的豁免权前后最具影响力的案件，笔者依旧认为其具有参考价值。]这种观点某种意义上是婚姻观念改变的余波。（关于女权运动此前已有叙述，）在普通法（Common Law）的观点里，根据婚姻，丈夫与妻子在法律上是一个人，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妇女的法律存在中止或至少被合并[ William Blackstone，英国普通法学家。]；但是在现代，婚姻被视为两个平等主体的结合，婚姻关系双方互负权利义务，对于性行为，夫妻双方只能请求之而不能强制施行之，强制行为可以视为对权利的滥用。
（以上虽为英国婚内强奸入罪的简要发展，但是对于婚内强奸是否为罪两方的学理观点，笔者已经有所叙述。笔者无意辨析两种观点孰优孰劣，而倾向于这是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需求。）
2. 从法律执行的角度来看
这个角度将就一个相对具体对问题进行展开——夫妻不和，妻子出于打击报复或恐吓，控告男方强奸，后期良心发现或反悔推翻此前的陈述。如果男方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被调查，可以追究女方的诽谤罪（Slander）责任予以救济。
首先需要说明，此类情况（主要针对我国情况）在现实中多发且常见。在强奸案中，被害人的口证作为判断其是否给予同意的主要标准，对于案件有决定性影响；不论其真实与否，女方的态度往往非常坚定。在婚内强奸成立犯罪的语境下，可能的情况是错案的概率极大地增加；另一方面，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 Karl Heinrich Marx]，这种指控将间离夫妻之间的信任，婚姻关系作为一种契约关系，诚实信用是其基础，更何况，妻子大多数情况并非追求婚姻关系破裂，而追求婚姻关系的修复，婚内强奸成立犯罪是否有助于社会稳定有待考证。在婚内强奸成立犯罪的语境下，从刑法的价值——惩罚犯罪、保障人权出发，一方面婚内强奸成立犯罪是保障女性自决权的自然逻辑结果，此种权利不因婚姻关系的存续有所偏移；另一方面，即便对于伪造的指控，司法也提出了救济的方式，这在某种意义上对于男性的权利也给予了一定保障。（因此，对于男实习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解决方案一方面是侦查技术的进步，这是司法完善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笔者未做叙述，另一方面是救济措施的完善。另外一点，关于这个问题，更值得讨论的是约会强奸（date rape）的情况，其中涉及到更多的是司法实践中的证据的相互对抗，便不再本篇中讨论了。）
（二）审判问题
影片中，女主人公在接手此强奸案后提出如下问题：“若女人声称被人强奸，警方对待她们的方式和她们在法庭上被盘问的方式，问及她们当时的衣着、饮酒程度、诱床方式以及她们的性史——事实上，被告的强奸案中最后定罪的只有6%——如果律师让你在法庭上众目睽睽之下，详细介绍你的性生活往事，你会有何感受？”[ 引自影片。]。
第一个难点是举证难度。在强奸案的审判中，控辩双方围绕女方是否同意展开辩护。为了证明被害人的同意，辩方律师常会询问上述问题——衣着、饮酒、诱床方式，以形成性行为起于女方的勾引的印象（以证明女方的同意）；性史，以形成女方生活不检点的印象（以动摇女方证言的真实性）。而被害人除了自己的心理活动以外，很难举出其他证据。再者，作为陪审制国家，陪审员的主观情感会占据其裁判的部分因素。影片中，有两处体现：第一，着装、举止得体的男性（被告）定罪率几乎为零；第二，女性陪审员通常会对强奸案的被告产生厌恶情绪[ 同上。]。而举证的困难导致的直接问题是：对于强奸案，采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从刑事诉讼的基本要求出发，无罪推定是其程序的核心，但是司法无法束于社会之高阁，现今的社会环境——尤其对于我国——男权主义的衰落加之第三次女权主义热潮，强奸率高居不下，一方面是社会压力，另一方面是司法进步的需要，有罪推定间或出现在司法实践之中。（MeToo运动下卡瓦诺的性侵指控就是一个实例，但是该事件包含太多的政治因素，笔者便不多赘述。）正如前篇中英国婚内强奸的豁免权废除的过程中，虽然废除行为本身没有争议，但是废除的方式有——它并不是通过对法律的修改。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之选择，有着相似的困境。
第二个难点是被害人保护。英国于1996～1999年期间引入了一系列的庭审程序以及证据规则的新政策，包括：
1.允许被害人在屏风后向法庭提供证人证言，不在法庭上与被告见面；
2.采纳被害人以录音录像的形式向法庭提供的证人证言；
3.允许被害人在与法庭相邻的房间内通过闭路电视向法庭提供证人证言；
4.注意清理法庭外走廊等地方的闲杂人员，保证对被害人作证时隐私权利的保护；
5.法官和律师不戴假发、不穿法袍和律师袍，以降低法庭庄严气氛对被害人的影响；
6.采纳在正式庭审程序前质证被害人证言的录像；
7.允许被害人委托代理人与法庭和被告方律师沟通；[ 袁锦凡. 刑事诉讼对性犯罪被害人的保护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0.（原始资源涉及到众多法规，此处便采用第二手资源）]
其主要目的是减轻被害人的精神伤害（根据这些政策，可以看出影片有一些不真实之处）。但笔者对于这些政策采怀疑态度：其一，即便如此，无法回避如女主人公所述的被盘问的具体内容，而这是造成精神伤害的直接原因，如此，其避免二次伤害的效力几何；其二，如果采用回避、录像、屏风等方式，如何保障其证言的说服力，尤其是在如第一个问题所述，被害人的证言的真实性已经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即使法官作出说明，也难以排除陪审员的心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