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红与黑

《红与黑》的全部故事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展开的，然而斯丹达尔给出的时间参照，例如季节、物候、节日、着装等，却相当模糊，粗算一下，从于连的出场到被处决，大约有四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于连快到十九岁时到德·莱纳先生家当家庭教师，二十一岁左右进德·拉莫尔府当秘书，二十三岁前**狱，两个月后死。这四年中，于连唯一的念头是“发迹”，是“飞黄腾达”，进军队还是进教会，只是机缘问题。于连的方针已定：“在有利的条件下，按照那时法国实行的风尚，当兵或当教士。”在当时，两者都不失为一种好出路，例如，德·莱纳先生就打算让他的三个儿子，“老大进军队，老二进法院，老三进教会”。因此，“红”与“黑”，对于连来说，不过是熊掌和鱼罢了，得到哪个都行。实际上，于连自打“很小的时候”看见几个从意大利归来的威风凛凛的龙骑兵，从而“发疯般地爱上了军人的职业”，后来在“十四岁时”又眼看着一个儿女成行的治安法官败于一个三十岁的副本堂神甫，就绝口不谈拿破仑了，立志要“当教士”。此后八九年当中，他实际上一直在士兵和教士之间游移徘徊。用他的话说，就是：“在拿破仑治下，我可能当个副官；而在这些未来的本堂神甫中，我则要当代理主教。”总之，于连是要“宁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

不过，原著中可以注意到，于连口口声声“成功”、“发迹”、“飞黄腾达”之类，时时处处羡慕有钱人的“幸福”，却从来没有说清楚他究竟要什么。金钱他当然是要的，他动辄想当今一个主教比当年一位将军多挣多少法郎，然而他关心和谁一起吃饭胜过拿多少薪水，他拒绝过和爱丽莎的有利的婚事，他不肯走富凯那样的稳妥的发财之路，他也从不接受没有名分的馈赠„„总之，于连不是一个爱钱的人，这是他和当时一般渴望成功的人之间的很大的区别，包括贵族和资产者。再说社会地位，他当然常想三十岁当上将军，看见阿格德主教比他大不了几岁就“为他的马刺感到羞愧”，得到“第一次提升”就“欣喜若狂”，当了轻骑兵中尉、有了骑士的封号就“喜出望外”„„然而这一切给他带来的首先是荣誉，是平等，是自由，其次才是金钱、财富和享受。于连不是一个有政治经验的人，他“不属于任何客厅，不属于任何小集团”，这一点德·拉莫尔侯爵看得最清楚：“他没有一个不失去一分钟、一个机会的律师所具有的那种机灵、狡猾的才能。”

可以说，于连想到或感到的幸福很少物质的成分，多为贵妇的青睐、自尊心的满足、能力的实现甚至读书的自由，有时候哪怕远离男人的目光，也能让他有一种幸福之感。总之，说于连是一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固然不错，但不如说他是一个追求个人幸福而不幸走上歧途的年轻人更来得准确。这里的“歧途”不是说他采用了为社会道德所不容的手段之类，而是说，于连在社会通行的规范中无论成功与否都不能获得幸福。于连的所作所为甚至他的所思所想和他的心灵呼唤在本质上是矛盾的。

于连是一个成长中的形象，死的时候才二十三岁。如果说“在到达（虚伪）这个可怕的词之前，这年轻农民的心灵曾走过很长的一段路”，那么他的死意味着他只不过在一条更长的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这一步他是在监狱里走完的。

于连首先是把社会的或他人的标准作为自己获得幸福的标准，追求所谓社会成功和他人承认。他的虚伪，他的心计，他的警觉，他的“作战计划”，他的种种防范措施，无一不是为了在社会上“发迹”、“出人头地”和“飞黄腾达”。然而这一切并非与他内心的呼唤没有冲突矛盾，因此他总是处于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紧张状态，虽然他实际上确是马到成功步步高升，却不曾品尝到片刻的快乐。即便他在巴黎节节胜利，每每感到快乐“到了极点”，也常常是“骄傲多于爱情”，“是一种野心实现后感到的狂喜”。他的社会成功从未给他带来过幸福，反而淹没了他的真实自我，为表象而牺牲了本质。

但是，于连毕竟是“一棵好苗子”，本性善良，这使他的伪装总是露马脚，他的计划总是漏洞百出，他的做作总是泄露真情，他的趋奉总是引起怀疑，最终使他永远被视为异类，因“与众不同”而陷入无穷无尽的痛苦之中。于连的这种悲剧乃是一切出类拔萃之辈的永恒悲剧，无论是在专制社会，还是在共和社会，还是在民主社会，都是如此。所以，于连不仅和复辟贵族是矛盾的，和反动教会是矛盾的，他和资产阶级也是矛盾的，甚至和资产阶级共和派也是矛盾的。于连的悲剧体现了个人和社会的矛盾，这就意味着，社会乃是个人幸福的障碍，或者说，追求社会成功使渴望幸福的人踏上歧途。

于连固然四面树敌，“把虚伪和泯除一切同情心作为获得安全的通常的手段”，但是他究竟还有快乐的时候。于连的第一个快乐就是读书，读他自己的《可兰经》：卢梭的《***》、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及大军公报，拿破仑的榜样“给自以为极不幸的他带来安慰，又使他在快乐的时候感到加倍的快乐”。于连的第二个快乐是摆脱了父兄的欺侮和虐待，虽然还不是离开维里埃，但已差不多是“飞黄腾达”的第一步了。于连在德·莱纳市长家里的快乐有两类，一是履行了某种“责任”之后而感到的报复的快乐，一是“远离男人的目光”，毫无恐惧之心地和德·莱纳夫人相处，“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他也有满足虚荣心的快乐，但是他也因不能真诚而败坏了更多的快乐。

当于连在德·莱纳夫人面前“把野心抛诸脑后”的时候，斯丹达尔指出，“从未爱过也从未被爱过的于连觉得做个真诚的人是那么甜蜜愉快”，然而，斯丹达尔又立刻指出，于连恰恰“缺的是敢于真诚”。这种种的快乐，大多是贺拉斯所说的“平凡的幸福”，于连在野心勃勃的时候往往感受不到，而这正是斯丹达尔在描写上升中的于连时常常流露出嘲讽的原因。斯丹达尔对人生的三大信条是“自我、幸福、精力弥满”，然而他所追求的幸福却并非“发迹”、“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等等。他固然崇拜拿破仑，有建功立业的抱负，但是他坚持不懈地追求的乃是贺拉斯的“平凡的幸福”，所以他说：“人们能够获得的幸福乃是一种免除一切后顾之忧的状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他不止一次地说：“六千法郎的年金”，“一百路易的年金”，或者“两千法郎以上两万法郎以下的年金”，其含义是独立、自由、不受制于人，能随心所欲地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例如写作恋爱欣赏歌剧等„„例如书中的一个人物所说：“我喜欢音乐，绘画，一本好书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此所谓“少数幸福的人”也。做一个“少数幸福的人”并不容易，在法国只能到住在五层楼以上的人当中去找。所以入狱之前的于连虽然步步高升不断胜利，却不是一个“幸福的”人。

于连若果真满脑子“发迹”“往上爬”“飞黄腾达”的念头，或者，于连若果真具有清醒的阶级意识，代表着“一个阶级的年轻人”，即“虽然出身于卑贱的阶级，可以说受到贫穷的压迫，却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敢于厕身在骄傲的有钱人所谓的上流社会之中”的农民反抗封建贵族，那么，他一定懊悔一时的冲动使自己进了监狱，既坏了个人的前程，也误了阶级的大事。然而不，他的内心是平静的，他睡得着觉，他还有心欣赏监狱里的建筑的“优雅和动人的轻盈”，并注意到两道高墙之间有一片“极美的风景”。他坦然地等着死。

狱中的于连终于从社会角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他在短短的一生中为自己规定了许多角色，例如“拿破仑的副官”、“代理主教”、“司令官”、“指导教师”、甚至“风月老手”„„为了演好这些角色，他不能不虚伪、装假、直至作出违心之举。这一切都戴上了“为了幸福”这一堂皇的冠冕，实际上却使他否定了自己的原则，即个人才智的优越。死亡的临近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卸去一切伪装和面具，露出一个真实的、美好的自己。死亡会给每一个人这样的机会。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抓住，因为向命运和暴力屈服，陷入消极和虚无，或者为了某种原因而死不瞑目等等，都不能说是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于连抓住了，因为他究竟是“一棵好苗子”，“他不曾像大多数人那样从温和走向狡猾，年龄反而给了他易受感动的仁爱之心，那种过分的狐疑也会得到疗治”。

波德莱尔赞赏斯丹达尔的这句话：“有才智的人，应该获得他绝对必需的东西，才能不依赖任何人（斯丹达尔的时代，是一年六千法郎的收入）；然而，如果这种保证已经获得，他还把时间用在增加财富上，那他就是一个可怜虫。”于连曾经是这样的“一个可怜虫”，但是他毕竟当了两个月的“有才智的人”，不再把时间用在推“飞黄腾达”那块必定要从顶峰上滚落下来的巨石了。于连没有失败，他胜利了，他获得了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