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快车谋杀案

为期两天的学校运动会上，坐在操场边、没有网络、百般无聊的我，把这本《东方快车谋杀案》看了六个小时，看完了第一遍。然后第二天就去看了这部改编电影。也许严格上来说我并不是个合格的原著党，某些细节也许被我遗漏了，但这次改编电影的观影过程，还是让我产生了些对于把书改编成电影的无奈。

首先是刚开头的那个耶路撒冷的案子，总有种“这个案子破得好随意” 的感觉，仅仅是凭鞋子就得出犯人是警察总督？虽然波洛向我们解释一丝细节展现出的不平衡都可以被他抓住，但还是让观众心有存疑，感觉缺了点什么。

随后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导演也清楚这一块人物太多不适于普通观影者区分，于是把原著中的康斯坦丁医生和阿布思诺特上校合二为一，这点可以理解；将伯爵先生的性格改为暴躁易怒并重点突出，为其代替妻子协助实施犯罪活动做铺垫；原著中一个一个叫过来询问的模式显然不适合电影直接展现，于是导演将询问过程幻灯片式剪辑在一起，省去细枝末节，只是将关键线索呈现；原著剧情说实话对于改编电影来说有些平淡， 于是导演选择添加了死者秘书和波洛的追逐戏、上校和波洛的搏斗等等冲突矛盾......

然后就是这部电影最大的缺陷：将原著这个可以说庞大的细节线索体系完全搬进电影十分困难，所以很多很多线索都只是一闪而过。比如众人的床位安排，每个最有嫌疑的人都有一个与其毫无关系的人提供不在场证明，德本翰小姐使用左手写字，汽车推销员掉落在地的照片，矮小嫌疑犯的出现......关于公主女仆厨艺不错的细节、写有“阿姆斯特朗”纸条的意外性则是根本没有提到。此外还有个疑问电影没有提及但是真的涉及到了——13个人的陪审团只留下12个刀口。在原著中这个是被拎出来讲到的：深爱妻子的伯爵先生代替妻子实施了犯罪活动。而电影里对此没有提及，只有那个伯爵先生暴走易怒、深爱病弱的妻子的铺垫，和展现刺杀的黑白片段中出现的是伯爵先生而非伯爵夫人，这两处展现在屏幕上的细节。而后者是看得仔细的观影者都会普遍注意到的，这就导致没看过原著的观影者会一时想不明白为什么与阿姆斯特朗案毫无关系的伯爵先生会戳死者刀子，以为是自己看的不仔细漏掉了前面对伯爵先生和阿姆斯特朗关系的阐释。

种种改编，我可以理解。但最后造成的结果是——线索扎堆出现，多且乱，然后波洛直接给出结论。而这整个事件缺少了一环，即推理过程。基本上可以说是给出线索即得出结论。没有对人物行为进行解释，导致没有看过原著的朋友看过电影后问题一大堆。

在整个裁决绑架犯计划的背景下，为什么上校要枪击波洛？为什么列车长麦寇也是陪审团成员之一？......细节线索的全部展现，指望观影者自己做出推理，指望观影者都是波洛——甚至指望观影者自己推理出如果波洛先生没有上车、如果没有这次雪崩事故导致列车被拦截在路上几天、如果那个纸条被完全烧毁没有留下“阿姆斯特朗”的线索，那么这个计划会是多么天衣无缝。这完全是对没看过原著的人的暴击。

除此之外，最大的疑问就是，波洛的结论貌似都是猜测未免太草率？

其实电影里应该是提到的【我忘了有没有提到，没提到的话就是电影的过错了】——波洛善于从人的心理方面着手分析。这一点同时也推动了最后一幕中波洛对于人性与法律准绳矛盾冲突的内心纠葛。但是这一点说实话很难展现出来，就连看原著都有些“波洛做出这些结论未免太草率”的感觉。

看过原著的我观影过程中就觉得这样细节扎堆轮番上阵是否节奏太快，然后发现作为一部推理剧，这部电影已经有结结实实的两小时了，不得不觉得无奈。

最后我还是决定贴出原著里波洛的分析。对于这一段没有出现在电影里表示莫大的遗憾。

P.S.下文中的罗嘉德即为死者，影片中名为苏切特。另外为了诸位能够分清谁是谁，我对下文的引用片段做了一些修改。

“令我感到最奇特的是，要证明车上任何一名旅客单独涉嫌，似乎是极端困难的事；再者，每一项证词所举出的不在现场的证明，均来自在我看来是最‘不可能’的人了，这点，也未免巧合得太离谱了。因此，以麦克奎因先生【死者秘书】与阿伯斯诺上校【在影片中为上校和医生的结合体】彼此间所提出的不在现场的互证，就显得非常不可能，因为他们两人先前根本不认识。同样情形也发生在英国男仆与那位意大利乘客【即电影里的汽车推销商|阿姆斯特朗家的司机】之间，还有那位瑞典女士与英国小姐之间也如此。我就问自己：这就太特殊了——他们怎么可能都卷在里头呢！

“但是，各位，我终于看清楚了。他们的确是都有份的。这么多与阿姆斯特朗绑票案有关的人，同时出现在同一班火车上，若说是巧合，非但难以令人相信，也是不可能的。这绝非机缘，而是早经策划的。我记起了阿伯斯诺上校谈起过由陪审团审判的话。陪审团是由十二人组成的——这车上正好有十二名乘客——而罗嘉德身上也是被刺了十二刀。此外，一直最令我费解的问题——伊斯坦堡至卡莱车厢中，在这种季节竟挤满了旅客——也有了答案。

“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巧夺天工的策谋，每一个人都摊派了各人应演的角色。在这种安排之下，果若有一个人单独涉嫌，另外一个或多人的证词可以为他或她洗脱罪嫌，且进一步使案情更加混乱。哈德曼【影片中的侦探|警察】证词的必要性在于若有外人涉嫌在内，这人就提不出不在现场的证据。伊斯坦堡车厢中的旅客是不会有风险的。他们全部证词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事先设计好的。事实上，这整个的案情就是一盘精心设计的拼图游戏，每次找到一片新的线索，就使破案更加深了一层困难。正如我的朋友波克先生所说的，这个案子简直是不可能得近乎神奇了！其实，这正是作案的人要留下的印象。

“那么此一破案论点，又能解释什么呢？有的。拿死者身中的刀伤来说——每一处都有不同的人刺下的，那些假造的恐吓信——我说假造，是因为并非真实的，而是写下来用作证据的（当然啰，的确有真的恐吓信警告罗嘉德小心他的性命，但是已被麦克奎因焚毁且以这些假造的恐吓信来代替）。至于哈德曼所称的受雇于罗嘉德一节，当然也是彻头彻尾谎言。那项神秘的‘瘦小、深肤色、有女人声音的男人’的描述，也是一项为了方便而捏造的。因为第一，这种描述不至于将任何一名真正的列车长拖下水；其次，无论对男人或女人都可以派上用场。得近乎神奇了！其实，这正是作案的人要留下的印象。

“再说刺杀的方式，第一眼看来虽然的确离奇，但仔细想通了，就会知道这是最符合情况的一种方式了。匕首是一种任何人——力气大的或弱的——都能用的凶器，而且也不会有声音。也许我的看法不对，但是我猜想是每一个人轮流自侯伯太太【即声称有男人进入其房间的那位】房中穿入罗嘉德漆黑的房间里刺了一刀的！没有人知道到底是那一刀真正致了他的命。

“罗嘉德可能在他枕头上发现了那最后一封恐吓信，焚烧得相当周密。只要没有指向阿姆斯特朗绑票案的线索，绝对没有理由怀疑车厢内任何一名旅客。那样就可以被认作是外人作的案；而那个‘瘦小、深肤色、有女人声音的男人’也可认作的确有一名或多名旅客看见他在布拉德下了火车！

“为了进一步混淆我们的耳目，一团迷雾中又出现了一条红色的叉路——一名穿鲜红睡袍的神秘女人。我再度成了可以证明此一神秘女人存在的目击者。我听见自己房门被重重地撞了一下。我起床开门一看——见远处有一个穿鲜红睡袍的女人闪了过去。陪审团中选了列车长、德本汉小姐与麦克奎因充任也曾见过这个女人的证人。我认为，一个颇富幽默感的人，当我在餐车里问讯旅客的时候，很体贴地将那件鲜红睡袍放在我皮箱内的上层了。我不知道这件鲜红睡袍的出处何在。我怀疑可能是属于伯爵夫人的，因为她的箱子里只有一件薄纱的袍子，式样太精致，该是喝午茶时穿着的，不像是件睡袍。身材，再加上她的女仆与列车长可以为她提出的不在场的证词，可说使她立于不可侵犯的地位。

“当麦克奎因得知他小心焚毁的信件竟有一小角灰屑留了下来，而且正好是阿姆斯特朗那几个字，他必定把这个消息立即通告了众人。也就是这个小纰漏暴露了伯爵夫人的身份，她丈夫立即采取行动涂改护照。这是他们第二次碰到了霉运！

“他们一致赞同断然否认与阿姆斯特朗家有任何关连。他们晓得我一时无法探知此一真相，也坚信除非我怀疑他们其中一个人，否则我是不会朝这个方向探究的。

“现在，我们还有一点要考虑的。如果各位认为我此一破案论点是正确的，而我自己相信必定是正确的，那么卧铺列车长必定也知道这个计谋。可是，如此，不就成了十三个人，而不是十二个人了吗？一反常见的‘这么多人中总有一人是罪嫌’，我却面临了十三个人里头总该有一人是无辜的。那么是哪个呢？

“我达成的结论可能很怪异。我的结论是，在此一命案中没有参与动手的，该是那个被认作最有犯案动机的人。我指的是伯爵夫人。他丈夫以人格发誓，指称他夫人昨晚未离开房间时流露的那份真切，很令我感动。我认定，是伯爵代他夫人下了手。

“如果是这样，那么皮耶·麦寇【列车长】必定是十二人中的一员了。然而他的参与，又该如何解释呢？他是在铁路公司工作多年的好人——绝不是一个可用金钱收买来参与罪行的人呀。那么皮耶·麦寇也必定与阿姆斯特朗一案有着关连了。可是这又似乎很不可能。后来，我记起了那名跳楼身死的女婢是法国人。倘若那不幸的女郎是皮耶·麦寇的女儿呢，那么一切就更说得通了——也解释了犯罪场所何以选在这节车厢里了。还有没有别的人在这幕戏中扮演的角色不甚清晰呢？阿伯斯诺上校，我把他认作是阿姆斯特朗的朋友，他们两人可能是大战期间的朋友。那名女仆——希尔格·施密德——我可以猜想她在阿姆斯特朗家的身份。我或许太嘴馋了一些，不过我直觉地感到她是个好厨师。

　　我给她设了个圈套——她也溜了进去。我对她说我知道她做菜一定做得很好。她回答说：‘是的，我侍奉过的夫人们都这么说。‘但是，如果你的职位是伺候夫人的随身女仆，按理说夫人是不太可能知道你菜烧得好不好的。

“那么还有哈德曼呢。他看情形是绝对不像阿姆斯特朗家的一员的。我只能推想他爱上了那个法国女郎。我跟他谈过欧洲女人的妩媚，而我立刻获得了要寻找的反应。他眼中立即涌出了泪水，他却推说是白雪照得太刺眼了。

“最后，就剩下侯伯太太了。我可以说，侯伯太太在这场戏中份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她睡的房间紧靠罗嘉德的房间，因此也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怀疑。因为她提不出什么不在现场的铁证。要演好她所扮演的角色——一个非常自然、稍带怪态、宠爱女儿的美国母亲——的确需要有表演艺术家的才华。

　事实上，阿姆斯特朗家的确有一位艺术家——阿姆斯特朗夫人的母亲——女演员琳达·艾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