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清晨

评分：

6.0 还行

原名：血色清晨又名：Bloody Morning

分类：剧情 / 犯罪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1992

简介：故事发生在地处偏远的贫穷山村之中，少女红杏（孔琳饰）还未真正迎来自己的美好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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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3-10-11

血色清晨影评：从马尔克斯到李少红：论《血色清晨》对原著的本土化改编

文/陈令孤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红高粱》等为代表的一批电影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第五代导演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在革新的影像造型、突变的时空对比与冷峻的文化反思、深刻的人性解剖中将历史结构” ，一方面促进了电影语言的创新，另一方面也加深了电影的文化内涵。作为第五代导演群体的李少红，于1990年拍摄的《血色清晨》（李少红、肖矛编剧，曾念平摄影）同样也是对文化的反思和对人性的探求。该片以独特的叙事结构、极具寓意的情节和对生活的真实关照引起了轰动，获法国第14届南特三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球奖。

《血色清晨》是根据南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改编。在原作中，马尔克斯通过现实与回忆、真实与夸张、客观性描述和魔幻性渲染相交织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谋杀案件，“揭露了封建的陈规陋习对人的毒害之深——仅仅根据无端的谣传和猜测就可以杀害一个无辜的人”。

电影以“变通取义”的方式对原著进行了本土化改编，保留了故事本身发展的过程和叙事方式，但是在主题上更加强调文明和愚昧的冲突，将一件“人对人的谋杀”案升华为“愚昧对文明的谋杀”。为此，电影对原著的社会环境、人物设置和具体情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使时间更加紧凑、空间更加封闭、人物更具有象征意义，在体现事件的荒唐性的同时增强了批判性。

一、紧贴本土的故事移植

原著故事发生在一个海边的小镇，小镇虽然偏僻，但是从主教的船只从这里经过来看，它还算不上闭塞。电影将其移植到中国的一个山村里，由于交通不便和信息不通，山村往往是愚昧和落后的代名词。破旧的庙宇、山岩上雕刻的神像、黑色的棉袄、以“代销点”命名的商店……都体现着这个村子的落后。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村子虽然已经开始与商业挂钩，但是人们心中的观念依然没有变。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件才有可能发生，极端的封闭往往造成极端的愚昧，极端的愚昧又会造成极端的残忍。

电影最主要的改编是对被谋杀者身份的重新设置，原著中的被谋杀者是一个没落贵族的后代纳赛尔，虽然他在情感上曾经放纵自己，但总体上他还是一个善良的年轻人，朋友众多，热爱生活，受人欢迎，他的被杀是由于各种巧合造成的悲剧。电影中的被杀者是一个叫李明光的山村小学老师，他曾经跟在村里的下乡知青学习过，养成了很多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刷牙，听收音机，订阅《大众电影》，写诗——这些行为使他成为“文明”的象征，是这个村子唯一通往外面世界的一道窗。但是，村里的人对他并不看重，他女朋友的父亲就不同意这门婚事，认为他“不会种地，拿什么养活家？”可见，李明光的形象虽代表着文明的进步，但是愚昧的村民并不认同这种进步。

同时，作为事件发生的重要人物，电影对新郎也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含义。原著中的新郎是一个神秘人物，没有人知道他来自哪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看上了屠夫的女儿，他来自大都市，家产万贯，婚礼极度奢华，但是却因为在新婚之夜发现新娘不是处女而休了她。这是作者对贵族虚伪品质的讽刺，他们宣扬自己是新文明的代表，其实还是固守封建礼教。而电影中的新郎张强国是来自邻村的农民，他靠木匠手艺在城里赚了大钱，也接触到了文明的进步，但是在内心里依旧是狭隘的小农意识，他在婚礼致辞中说自己的钱都是干净的，体现了他对朴素道德观的重视，他虽然吹嘘城里的女人好，但“找媳妇还得回乡下找正经的人”，体现了处女崇拜这一封建观念在他心中根深蒂固的地位。我们从张强国的言行中看出，文明的曙光虽然已经照耀到乡村，但是愚昧的冰层并没有解冻，人们的思想还是封闭的。

原著中的镇长是一个军人，由于他只关注自己的生活享受，对杀人者没有进行积极的阻碍，造成悲剧的发生，这也是作家对军人独裁统治的讽刺。电影中的村长虽然是行政领导者，但其为人行事还是宗族长者的做法，依靠家族辈分和威望来处理村子的事情。他把调查人员称作“领导”，心安理得的吃着家属做的荷包蛋，对平娃兄弟持刀的草率处理，都体现了原始的管理方法。可以说，村长对文明的消极接受，是村子处于愚昧状态的因素之一。

原著中的纳赛尔被谋杀在自己的家门口，他本来是可以跑回屋子的，他的母亲以为他在家里便拴上了门，想把谋杀者挡在门外，结果却害了儿子。作者用这种巧合暗示了命运的荒唐，这也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特点之一。电影中的李明光死在学校门前，所谓的学校也是古庙改造的，这既是一个走向文明的地方，也是封建宗教思想隐身的地方，电影对死亡地点的设置蕴含了深意——在文明和愚昧交织的地方，愚昧杀害了文明。

电影在叙事时保持了原著倒叙回溯式的结构，通过对不同人的采访，逐渐揭示事情的真相。不同的地方在于，原著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是被谋杀者的朋友，他在事件发生二十三年后回到镇子，通过采访健在的当事人弄清了当年的事件，而电影将时间压缩到事件发生前后的半个月，从调查者的主观视角来交代事件经过。原著侧重的是还原谋杀的真实过程，重在探讨“巧合”对结果的影响。而电影中的谋杀过程是明晰的，其侧重点在于探求谋杀的动机，通过对动机的逐渐揭示，愚昧的面孔也便显现出来。

由此可见，电影对原著的改造使故事更具有中国乡土气息和时代变革的特点，也正是在民众开始开放而还没有完全开放、乡村已经与城市接轨而还没有被城市化的阶段里，文明和愚昧的冲突是最激烈的，这样的谋杀事件发生便也是真实的。

二、围绕主题的情节增添

原著中被害者的未婚妻和新娘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而电影中增添了她们之间的交往情节，也为谣言的蛊惑性奠定了基础。红杏和永芳是好朋友，她们受《大众电影》的吸引，经常到李明光那里去玩，都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期望。所以，当永芳成了李明光的女朋友，而红杏却要嫁给粗鲁的暴发户张国强时，这种命运的对比便出现了。原著和电影都没有证明被杀者是否和新娘发生过关系，不同的地方在于，原著中的新娘毫不犹豫的说出“那个人”就是纳赛尔，而电影中的红杏是在哥哥的殴打下，默认了李明光是“那个人”，或者说是她内心里希望“那个人”是李明光。由于红杏是永芳的闺蜜，当永芳“听说”红杏和自己的男朋友发生过关系时，她的心中充满了嫉恨，认为自己的脸丢尽了，丝毫不在意红杏的哥哥要去杀李明光。电影通过永芳进一步深化了“愚昧”的主题，在封建伦理影响下，人们过于在意自己的“面子”，连自己未婚夫的生命都不在乎。

“换亲”也是电影增添的情节，这个看似荒唐的行为在贫穷的中国农村里是确实存在的，电影强调了平娃一家的贫困，而在原著里，杀人者是一对二十多岁的双胞胎，他们杀人更多的是出于维护家族荣誉。平娃父亲早死，母亲守寡将他们兄妹三个抚养大，目的就是想接下香火，但是由于贫穷，平娃三十六岁了还没有结婚。张国强提出换亲，他娶平娃的妹妹红杏，然后把自己的姐姐嫁给平娃，这样双方都可以免去一笔财力。这对平娃家来说是捡了一个便宜，尽管国强的姐姐是一个残废，但她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指的是处女）”，所以平娃便答应了。当两支送亲队伍在大路上相遇时，看似热闹的场景却充满了心酸，也是对礼教的一种讽刺。

“换亲”情节在多方面体现了山民观念上的封建和愚昧：一是重男轻女思想，哥哥为了自己娶亲，丝毫不考虑妹妹的意见，便自己做主把她嫁给了一个毫不了解的陌生男人；二是重视婚礼排场，没有钱就买不起彩礼，换亲的本质就是利益的交换；三是处女情结崇拜，国强的姐姐虽然身体有残疾，但由于她是处女，便有了很大价值，而红杏尽管长得漂亮，因为不是处女便被退了亲。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换亲得到了认可，平娃也以为自己得到了幸福，但是幸福只维持了短暂的时间。红杏当晚就被退回来，国强把姐姐也带走了，这个家庭遭受了重大打击，平娃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娶媳妇了。愤怒中的平娃兄弟把事件的原因归咎于那个和红杏发生关系的人，扬言要杀掉李明光，尽管他们还没有完全确定“那个人”就是李明光。

“换亲”情节从表面上看是为平娃兄弟杀李明光铺设充分的理由，实则是对山村贫穷落后状态的展现，是进一步围绕主题对村民愚昧思想进行批判。相较于原著，电影在改编过程中所增设的情节使谋杀的合理性（不是合法性）更加丰满，也使人物命运更具悲剧性质，谋杀行为不单单是个人的犯罪行为，而是在多种因素促使下的社会行为。

三、彰显悲剧的结局改编

原著以二十三之后的目光来考察当年的事件，同时也描述了当年的那些人如今的生活状况，除了纳赛尔被杀外，其余的人都活着。杀人的维卡略兄弟被认为是“为荣誉而杀人”，并没有被判处死刑，在一次大赦中，他们都出了狱。被退婚的新娘本来是不爱丈夫的，但是当这次事件发生后，她却突然爱上了他，不停的给他写信，整整等了他十七年，直到他最终回来。这是一个看似“圆满”却颇具荒诞和讽刺性的结尾，直到二十三年后，人们还是无法证明纳赛尔就是那个曾和新娘发生关系的人，纳赛尔的死成了一个意外，是毫无价值的牺牲，他是在封建思想、无端的谣传和各种巧合因素的综合下被杀的，是一种魔幻式的死亡。

而电影的结局却是悲剧的，是一种严肃的叙事。红杏在李明光被杀后精神失常，她去见永芳，希望能得到永芳的信任，但被永芳拒绝，绝望之中她投河自尽了。平娃兄弟，一个被判处死刑，一个终身监禁。李明光的奶奶至今还不知道孙子已经被杀，还在家里念叨着孙子。作为学校的古庙成了文物保护单位，曾经被仇视和破坏的“四旧”如今重新恢复地位，而学校和老师却毫无着落。受伤害最深的无疑是红杏的母亲，两个儿子被判处死刑，女儿自杀，她为了抚养子女守寡一辈子，如今却成了孤独的一人。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结局，如果说原著结尾是对命运和人性的一次戏耍般的讽刺，是在尊重生活原貌的基础上进行的有节制的虚构，那么电影就是对生活逼真的再现，是通过悲剧的力量来对人的心灵造成震撼，对愚昧的传统进行批判。

然而，在调查员对案件进行调查过程中，村民表现出的对生命的蔑视和对法律的无知依旧让人痛心。杀人者平娃和狗娃咆哮的喊着“杀人无罪”，他们始终觉得李明光该杀，认为用自己的手段解决这种纠纷是正当的。二嫂在接受问话时，避开案件不谈，而是把外孙无法上户口的事讲给调查员听，希望“领导”能够帮她解决困难。结巴的媳妇向调查员描绘了李明光被杀的现场，称“这人真是不经戳”，完全是把杀人看作是猎奇。老生头提着几瓶酒来向调查员行贿，为平娃兄弟求情，因为平娃兄弟被抓了，他的杀猪活就没法干了。由此可见，村民并没有因李明光被杀而改变心中的观念，他们的胆小懦弱促成了谋杀的发生，而自私和愚昧又使他们很快将杀人遗忘。他们只关注自己是否活着，对别人的生死只有好奇，没有同情。这些情节是原著中没有的，电影在创作中明显对国民性格的阴暗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更加彰显了愚昧的悲剧性，也促使观众对这一现象进行反思。

总之，电影《血色清晨》对原著的改编是紧紧围绕“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这个主题进行的，它在情节上的增删、人物身份的重设和细节的描绘上都是为了突出两方的对比和矛盾。“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事是为李少红提供了一个借口，一个别致而独特的事件依托来重现并改写80年代‘文明与愚昧’的经典命题”。从电影呈现出来的效果来看，改编者无疑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这也再次说明了，一个具有文学价值的剧本是电影艺术的基础。（转刊载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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