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電影嘗試喚醒我們對於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Das Cabinet des Dr. Caligari，1920）中德國表現主義特徵的記憶：以不和諧與不平整的房間格局，完全沒有隱蔽可言的辦公室，冷色調及不水平的攝影角度（Dutch Angle），投射出故事主人公傾斜的內在世界。
2、手持攝影作為記錄這一點有兩層意義，就電影情節而言，暴露出主角的幻覺與真實記錄之間的差距，顯示他的神經病特徵；就象徵意義而言，表現人物占有卻不能享有（或作存在）的特質，這也符合導演把卡夫卡的小說搬到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背景框架中進行探索的用意。在電影所刻劃的社會中，主人公有好的職業、完滿的家庭、豪華的住所，可是他只是工業化機械社會運轉的一個螺絲釘、缺乏深度的人際交流，並且缺乏安全感。佛洛姆，占有與存在（To Have or to Be?，1976）中對於這兩種生存態度在日常中反映出的描述：
有一種異化的回憶是，我要抄下我想記住的東西，通過把他變白紙黑字，我達到了占有這個訊息的目的——而不是努力把他印在大腦裡。我對我的占有物很有把握，除非我連筆記都丟了。我的回憶能力離我而去，因為在記錄的這種形式中，我的記憶力變成了我的身外之物。
3、在卡夫卡未完成的小說地洞（Der Bau，1923～1924）描繪了一種生物被其自身生存衝動主宰的狀況。活下去是生命體的基本衝動，換言之，死亡是生命體最大的原始恐懼。故事中的小生物以耗盡心力為代價，囤積食物、防禦天敵，更重要的是建築一座地下碉堡耗，至此，活著的意義對他而言僅僅意謂著避免死亡，生命於是成為一場苦難；但這是生物的事實，不應該是人的事實。當小生物變成人，卡夫卡最出名的繭、最後一篇未出版長篇小說的地洞，變成卡夫卡的陋居（Kafkas Der Bau，2014）中一個紅色的超大容器——房子，故事主人公把自己囚禁在裡面，加上兩道鎖，可是半透明的牆、差勁的隔音效果、陌生人的出入隨時驚擾著他，其中最駭人的敵人並不在外界，而正是他自己罷了。人若沒有超脫出原始生存的恐懼，無論什麼地方都無所措其手足。
4、卡夫卡，地洞（Der Bau，1923～1924），連結網址：
http://www.bwsk.net/wg/k/kafuka/kfkz/0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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