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認為,優秀的電影可以把「廣袤空間」(古希臘戲劇中的城邦)和「密閉空間」(薩特戲劇中的地窖)綜合起來,但在蔡明亮這裡,城市明顯成為了一個幌子。小康和湘琪,看似處在兩個現代都市(the modern city)里,是標準的城市居民,但是這兩個被蔡明亮模糊處理的城市空間,其實就宛如一個巨大的迷宮裝置,一個現代版巴別塔的縮影。小康和湘琪並未在享受高度城市化帶來的便利,而是被這種光怪陸離的“大都會”所脅迫,所隔絕:小康在母語環境下的主動緘默、湘琪在另一個國度里語言障礙下的欲說還休,最終都把他們引向無話可說的尷尬境地。在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中,梁朝偉的角色被設定為聾啞人,這本是針對他國語太差而做出的妥協,但是無心插柳柳成蔭,梁朝偉的“聾啞”反而使得片中形象一下子深邃起來,這種失語似是對台灣經年的改革與社會流變所做出的一種消沈的抵抗,是難以完成自我認同和身份確認的台灣人因“無話可說”而採取的“只好不說”的應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