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寄宿学校

首先这是一部对我们来说非常“难”的电影，对于真正的观察者来说，它的细节极端丰富，但如果对context不了解的人，也许会觉得它太平淡。很少能有剪辑、拍摄上如此成熟的纪录片能对准pesantren，它非常耐看，但又因为制作团队的高水准，观众遇到的是一种对事实的精心排布，要挑战这种排布，我们都需要更多的背景知识和经验。我随便记几笔今天的讨论和想到的，留待以后回看。

这是一部拍摄于2017年的电影，2017年是印尼宗教-政治关系高度紧张的一年，2016年11月已经有针对钟万学blasphemy的大规模抗议，片子中的pesantren位于Cirebon，中、西爪哇的交界，北爪哇港口，虽然cirebon自有其坚固和深厚的苏菲传统（300座shrines），瓦哈比撼不动，但身处被瓦哈比围绕的西爪哇，难免不威胁威胁。

这位女校长Nyai Hj Masriyah Amva是个人物（BBC报道），她出生于pesantren世家，自己也求学过多所知名的寄宿学校，2008年ulama丈夫KH Muhammad死了，她接管这所学校，把法人改成了自己，据n说是爪哇仅此一家。她在片中出镜不算多，但分量很重，导演虽然没有强调寄宿学校领袖克里斯马色彩的重要性，但她的魅力几乎溢出屏幕。第一次是晚上给全校训话，从人群中翩翩走入，告诉santri们，fanatic 要不得（教授还注意到了说orang ... fanatic的犹豫），那些人对社会没用，就像人们喜欢吃不同口味的菜一样，在宗教中，大家也有不同的偏好，这些差异都是正常的。第二次是在艺术教师bibah觉得自己离ysl太远时，能信手拈来hadith安慰她，果然bibah听完如沐春风，满脸欣慰。

“隔壁的印尼语老师”kk还敏锐注意到Nyai和Kyai的发言，都是标准的、缓慢的印尼语，偶尔夹杂英文词（比如fanatics），而和家里人打电话要钱的santri，下到村里的寺去教授阿语的santri，讲的语言他已经听不懂了，语言和阶级、环境、角色的互动。

关于KUPI（Kongres Ulama Perempuan Indonesia- Female Ulama Congress in Indonesia）：这个被某些英语学者封为东南亚伊斯兰女性主义标杆的大会，lq问在光谱中是一个怎样的地位？我打开instagram，发现KUPI搞了四年，ins粉丝才1500不到。对比一下Buntet（Cirebon最大的寄宿学校之一，ins有30k粉），kk马上表示，这就是印尼蓬勃公民社会的产物，冒出了无数不知名的小机构，NGO，社区组织，过几年可能就没了。我对这个回答有点不买账，希望以后能去看看KUPI吧。

关于“这是一部拍给西方观众看的，可能是最自由、进步、多元、多姿多彩的寄宿学校”：我想这也是这个片子上映后可能会在印尼遇到的两难处境，进步主义者批评它美化santri，而NU圈子则批评它过于进步。村里的老人在向下乡的santri表示感谢时，回忆到65年他如何烧印尼共的房子，到今天他心里觉得malu（羞耻），制片人告诉我这是给“国际观众”的版本里有的场景，我磕到了，不是说这个细节多么不可取代，而是那些关于个人历史惊心动魄的回忆，一般都是在这样普通的场景里简简单单说出来的。这样的时刻到来了，就是到来了。

关于“一个穷、但是进步的国家”、“东南亚文科生太多，所以只能继续穷”：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太线性了，经济发展了，社会才能搞好，没有钱，你还做慈善呢？印尼经常突破我们对“线性社会发展”的想象。比如前阵子为泗水街头一个慈善组织做访谈，他们每周会为街头穷人做一整天饭。我问他们是如何聚在一起的，谁在做饭，谁会拿走这些打包，他们告诉我，他们来自不同的社群，一些接受便饭的人（如gojek司机）也会来做饭，所有人都可以拿走这些打包。接受救济的人，也在给予。接受救济的人，并不是“穷人”，因为所有人都是穷人，是穷人在帮助穷人。这在中国似乎就很难，如果你是受助者，你就被固定在这个社会位置了，很难想象一个接受援助的人也去援助别人。但印尼、埃及（Giving to God）的故事展现了更丰富的对贫穷、慈善的理解。redistribute now, even when you don't have that much.

最后还是觉得开心（难免有自我感动的色彩），能在年末的五道口和朋友们一起看这部电影，抛出些值得深思的讨论，虽然住在五道口，我心里离这个地方一直很遥远。12月大家都忙得脚不离地，恨不得长出翅膀，以弥补一年的碌碌无为。lq下午竟然还去刷了hefner的civil islam，真是在智识上不断照看、提携、吐槽我的好友。今年初我们因为在校内看电影，被连续约谈，下半年竟然又敢组织观影，还从系里拿钱付版权费，可能也是快走了，胆儿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