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寓

评分：

6.0 还行

原名：无又名：Ha-dira

分类：纪录片 / 地区：德国年份：2011

简介：自从20世纪30年代的主人公的祖父母移民到巴勒斯坦，他们就一直住在特拉维夫一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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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7-01-26

公寓影评：为了遗忘而记忆

一

升起厚厚的百叶窗，阳光照进公寓里，照亮了墙上那张年轻的肖像。

“这是我的外婆格尔达。一个月前，她去世了。自那之后，房间原封不动。现在我们遇到的难题是，要决定扔掉什么，留下什么。”

以色列纪录片《公寓》（The Flat）如此开端。一大家人来到外祖母住了70年的公寓，才发现许多此前完全不知其存在的物品：足足铺满一床的女士手套，从地板堆到房顶的旅行箱，几乎所有写着字的纸片——信笺、字条、明信片、银行账单……

以及，上世纪30年代的一张纳粹报纸，上面刊登着纳粹分子第一次来巴勒斯坦的游记。

为什么身为犹太人的外祖父母会保存纳粹报纸？格尔达的外孙、电影导演亚侬·戈德菲格尔（Arnon Goldfinger）产生好奇，由此意外发现了家族背后一段不可想象的历史。

《公寓》历时五年制作完成，于2011年在以色列上映，在影院连续放映19个月。影评人Avner Shavit认为，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好的纪录片之一”。特拉维夫的Time Out杂志连续49周将它放在推荐榜单上，标为“不可错过”。

二

观看《公寓》像是坐上一辆不断爬升、坠下的过山车，几乎每时每刻都要惊呼。你以为面前已是最高点了，谁知还有更高更刺激的弯道等在后面。

影片开始，亚侬几乎与观众一样一无所知。他惟一知道的是，外祖父母都是出生在柏林的犹太人，外祖父做过柏林交通法庭的法官。两人在上世纪30年代来到以色列，在德国大规模反犹之前。

“童年时候，每次从特拉维夫市中心出发，穿过几条大街去外婆家，就发现自己到了柏林。”亚侬回忆说，外婆的公寓在一幢包豪斯风格的建筑里，内部装饰几乎都是欧洲风格，书架上放的都是德文书。他们在家里不说希伯来语，只用德语交流。

从小他就知道自己成长的家庭与德国有种种关联，但他从来都以为，自己家与大屠杀毫无关系。直到这次拍摄开始。

在亚侬发现的纳粹报纸上，赫然写着外祖父母的名字：库尔特·图赫勒和格尔达·图赫勒。他们居然是那个纳粹分子的旅伴，两对夫妇共同旅行一个多月，友情甚笃。

这个纳粹又是谁？亚侬去查这个以前从没听说过的名字，冯·米尔德斯坦（Leopold von Mildenstein），发现他不是普通的党卫军人，他在戈培尔的宣传部任要职，他还是阿道夫·艾希曼的前任！而艾希曼，犹太灭绝方案的主要负责人， 1961年正是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是以色列建国以来惟一被判处死刑的人。亚侬找到艾希曼当年的公审录像和供词记录，发现他在供词中，不断援引他前任的观点为自己辩护……只是那时，这个名字对亚侬来说毫无意义。

如果犹太人与纳粹的友谊发生在战前，似乎还可以理解。但那些保存完好的信函和面含微笑的照片显示，战后，因战争而失联的两家人又恢复了通信，亚侬的外祖父母还去德国探望了他们。

这在以色列，在德国，都是难以想象的。在遭遇了大屠杀之后，怎么还会有犹太人与德国纳粹做朋友？

尤其，彼时亚侬才发现，他的曾外祖母，格尔达的母亲，当时因不肯一起离开德国，后来就死在了集中营。外祖父母曾因此多次向米尔德斯坦写信求助，但石沉大海。纵使如此，他们还是在战后与其修好，鸿雁往来，聚餐欢笑。

为什么会是这样？又为什么，在整个成长过程中，自己从来不知道这些故事？为什么从没有人告诉他，他也从没想过要问问题？

《公寓》试图对这些疑问作出回答。它讲述的不仅仅是家族故事，或对历史真相的追求，更包含许多复杂命题的探讨：犹太人的身份归属，以色列人与德国人战后的复杂关系，大屠杀幸存者第二代、第三代的历史记忆，沉默与否认的心理机制，直面现实与道德困境的勇气和抉择……

难得的是，它还保持着结构的精巧与吸引力。就像以色列资深影评人Dan Fainnarud的评论所说，“它解决了重量级的问题，而没有放弃最初单纯、谦虚的亲密语气。”

三

亚侬出生于1963年，身形高瘦，比五年前出现在纪录片里时轻了13公斤。他的两鬓与络腮胡都已花白，戴一副黑框眼镜，神情严肃认真，少有笑容。在纪录片里，他也总是一副沉思的表情，直视与他对话的人，不多说话，但显然不满足于已得到的答案。

带着这样一副神情，他坐在了73岁的艾达面前。她是冯·米尔德斯坦的女儿。

找到艾达的过程如同天赐。米尔德斯坦战后不久移居海外，杳无音信，亚侬尝试各种方法搜寻他的后人，但找不到任何记录，没人使用这个姓氏。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找到战后外租父母曾去信的地址，查到固定电话，想问问现在住在那的人是否知道前房主的下落。谁知他刚自报家门，对方就认出他：“真的是你吗？我父母与你的外祖父母是好朋友！”

艾达是一位好客、热情的女士，战后在英国生活三十多年，晚年才与丈夫搬回到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里。父母当年的东西全没有丢，被她放进地下室里。由于亚侬的造访，艾达打开尘封的旧物，找到了母亲上世纪30年代的所有日记，上面清楚记着在巴勒斯坦时与亚侬外祖父母的每一次聚餐、通话。
艾达认为父亲主要是一名旅行记者，参加过党卫军没错，但没担任过任何重要职务。她甚至还找到了当年的一张报纸，上面说有报道称米尔德斯坦曾在戈培尔宣传部工作，后来那个记者被起诉诽谤并败诉。

在她看来，父亲与亚侬外祖父母的联系，奇怪，但无非说明了他们的友谊深厚。纳粹也是人。她不曾去追问或搜寻更多信息，而她的丈夫，甚至说不清岳父是做什么的。他们不谈。

亚侬在联邦德国档案馆找到了如今已对外开放的纳粹档案，其中之一，是米尔德斯坦亲笔写的简历，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他曾为戈培尔宣传部工作。

在影片快结尾处，亚侬把这张档案的复印件拿到艾达面前，她神情复杂，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我一下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了。当你发现自己的家人做过这样的事……”

曾有观众对亚侬的做法表示愤怒，为什么一定要揪住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不放，一定要对她说她父亲是个罪人？

亚侬解释了自己的想法，“从我发现材料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一定要告诉她。纪录片与新闻报道很重要的一点不同是，你并不是去找人问几个问题、四处看一圈就结束了，你会与你的采访对象建立起友谊，他们会成为你生活里的一部分。在我们相处了一年半之后，我不能接受在她不知情的状况下就把纪录片放出来。我要给她一个面对镜头讲出自己想法的机会。困难的其实不是要不要告诉她，而是，什么时候说，怎么说？”

这个难题让亚侬日夜难眠，噩梦不断。有一天他甚至梦到外祖母告诉了他解决方法，但当第二天一早他兴奋地想要告诉拍摄团队的瞬间，梦境中的一切有都想不起来了。他说自己几乎花了八个月时间处理这个问题，直到他坐在艾达面前，还是非常害怕，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好在艾达平静地接受了他的说法，尽管她也强调，“这是你的版本的故事。”

更大的难题来了。告诉她真相没问题，但要不要把这段记录剪进影片里？有没有必要让观众知道这一切，让所有人来评价她的态度？又一轮道德折磨。亚侬及团队在剪辑室讨论多日，做出各种不同版本，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的是，有朋友看过这段镜头后说，“我为她难过。”

亚侬说，“这就是我想要展示的，她是一个人，她有复杂的情绪。她是施害者的后代，但她同时也是施害者的受害者。”

四

不单施害者的后代保持沉默，受害者的后代也一样。

在整个过程中，亚侬最难过的是，他的母亲，他的家人，对此并不关心。“我这才意识到，我生活在一个从不谈过去的家庭里。”

他用很多镜头拍摄母亲汉娜在这个过程中的反应。他也“残酷地”坚持，任何新的发现都对家人保密，直到他们坐在镜头前，才一点一滴展示给他们看。镜头捕捉了许多真实的瞬间，那些既有想法被击溃时的状态。亚侬认为，“真实不是人们说了什么，而是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神情。”

汉娜知道自己的父母与纳粹高官交好，知道他们常去德国，但从没多问。她一直以为自己的外祖母是年老生病去世，不知道她死于集中营。她以为自己根本没见过外祖母，没有亲密的关联，但她执拗的儿子，找出了她们三代人战前在柏林的合影，甚至，还找到她外祖母从集中营里寄回的信，上面说，“希望小汉娜不会忘记我，记得为我祈祷……”

为什么一直沉默，一直漠不关心？母亲的解释是，他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人人都知道“过去”——战争、大屠杀、集中营——是一个不可提及的话题。就像某种无言的禁忌，小孩子们知道不可以问，大人更不会主动讲。而且，“知道了又怎么样呢？我不关心过去发生了什么，重要的是现在，是未来。”

亚侬心里认为，母亲只是表面这么说，因为她无法面对新发现的一切，以及内心的各种质问。她需要一种保护。但她其实也渴望知道更多，因为，从始至终，她参与了亚侬的旅程，见到了与她同辈的艾达，并且从没对镜头说不。

亚侬说，影片放映之后，许多观众告诉他，“我们家里也是这样。”这当然指的不是与纳粹的交谊，而是那种横亘在空气中的沉默，“我们从来不谈过去。”亚侬后来发现，经历过战争的幸存者们几乎只有两种极端反应：要么“祥林嫂”般一刻不停，要么只字不提。

另一位以色列导演，赛尔文·比格雷森（Sylvain Biegeleisen）的《最后的明信片》和《暮年之光》，同样是作为导演的儿子将摄像机对准年迈的母亲，温暖而动人。但这背后，是他们长达三十多年的心理隔阂，儿子通过十多年的心理治疗，才得以正视与母亲的关系。

赛尔文小时候曾被寄养在别人家中生活近一年，以为自己被遗弃。后来他无意间从别处得知，自己与两个哥哥不是同一个父亲，这让他对母亲产生了极大罅隙。

五十岁之后，他终于想到要与母亲谈一谈，此时才知道，原来那时母亲肺结核生病，感染了年幼的他，不得已才将他们隔离疗养。而母亲的第一个丈夫，他两个哥哥的父亲，死于集中营。母亲奇迹般地从集中营逃出来，带着两个儿子艰难生活，直到后来嫁给塞尔文的父亲。

为什么用了这么多时间看心理医生，却从来没想过要跟母亲谈一谈？赛尔文说，“这就是我们。我们不说。”

两位以色列导演都提到战后第二代的心理，没人希望重提战争疮痍，只希望它早点过去。尤其在以色列，刚刚有600万犹太人死于屠杀，而战后三年，1948年，犹太人奇迹般地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人们需要的是新的活力，向前再向前。要到战后第三代、第四代，才会有人像亚侬这样，回头寻根，关切家族历史，而这任务如此迫切，因为再往后，就没有亲历者了。

德国文化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专注于记忆与遗忘的研究，去年11月，她来北京歌德学院做讲座，介绍她对于遗忘的七种分类。其中一项是“保护加害者的防守和共谋性遗忘”，指曾经的加害者在其权力大厦将倾之际，选择遗忘或销毁过往作恶的记忆，而曾经的受害者则有种种创伤性的沉默。两者的沉默叠加，就会形成一种共谋，以遗忘保护罪责。

这或者可以解释亚侬外祖父母与纳粹为什么重建友谊。

亚侬认为，战后，在米尔德斯坦一方，他需要证明自己不是恶魔，他也有犹太人朋友；在他外祖父母一方，他们出生长大在德国，接受高等教育，战前身居德国精英阶层，他们的身份里不只有犹太人的血脉，更有对德国人上流阶层的认同，这种智识与心理的归属无法从根本上抹煞，“他们需要否定历史，才能生存”。

这种现象在一个社会集体呈现，有时甚至成为一种主动为之的策略，即阿斯曼所谓的 “建设性遗忘”。这是指为了政治上和履历上的新生而忘记，以此作为重新开始的基础。这常常出现在政治大变动之后，以安抚社会，推动政治与社会的快速融合。比如，1990年前东德学生曾在老师的授意下把历史书中一整章关于东西德的历史撕掉，“以此造一块白板，从头开始新阶段。”

以色列和德国经历了这两种遗忘，现在也许正在向阿斯曼归纳的最后一种遗忘方式发展。“治疗性遗忘”，为了达到既往不咎、促进和解的目的，鼓励通过再现痛苦的时刻而最终放下，类似基督徒们的忏悔仪式，“为了遗忘而记忆”。

阿斯曼说，“德国经历了40年才出现了新的面对历史的形式，40年就是一代人过去，等于参与战争的一代人没有能说出历史，要到下一代才能真正面对。其他遭受创伤的国家地区，也是如此。”如今，以色列也有了新的经验，它将对未来的社会与文化产生重要意义。就像亚侬所说，“说到底，这就是你如何看待生活。”

（刊于《财新周刊》2016年第45期）

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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