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子巴特萨

布列松的几乎所有电影，都是上帝之手四字的同义反复。因为他的所有故事无外乎宗教，所有画面无外乎围绕手部特写的排列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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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粗砺、苦行式的故事，布列松电影的视觉、或者说美术，是以欧洲绘画，而非摄影、戏剧，为参照的。

在改行电影之前，布列松首先是个画画的——为什么不是画家呢？大概率是因为水平不高，或者运气不好或者二者皆有。所以转投到不入高雅艺术之流的电影行当。红了。

如果仔细考察欧洲绘画，除了某些供上流社会狎弄的农民画（老布吕赫尔的伟大就在于他画农民是平视的，而非居高临下的道德判断），表情庄重克制，抑或说面无表情，是几乎所有的宗教、神话、上流人物肖像画里的人物的共同特征。这么画的目的是为了超越时间性，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4:18》）。这是布列松坚持使用非职业演员，坚持一个镜头重复多次直到演员放弃任何“表演”企图，表情降为麻木的根本原因。布氏所谓的“人体模特”理论不过是绘画模特的照搬。这是他重视电影本体论和作为电影作者的自觉。

既然在欧洲绘画传统里表情被限制，该如何表达欲望、传递思想呢？最简单的答案是手。从上帝之手到世俗的人类之手，从波提切利的维纳斯、西斯廷礼拜堂的《创造亚当》，到提香、卡拉瓦乔、委拉斯凯兹、戈雅：老大师们画出的手是人类的欲望、贪婪、痛苦、渴求、救赎——亦或是纯粹的美的外延。布列松是受过美学训练的画师、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上帝之手成为他电影里一贯的视觉主题是他作出的美学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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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驴子巴特萨最后成了圣徒。答案在圣经里。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哪，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哥林多前书1:22-29

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和被人厌恶的，是被神所拣选的——这种高级到可以比肩李聃辩证法的论述在新约里比比皆是。但为什么要拣选这些被人厌恶的品格呢？理解的关键在最后一句的“自夸”里。因为无知是一切罪的根源——斯宾诺莎是对的。只有当人无知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比所有人都智慧、有能力、更尊贵（此处可自由替换所有褒义词）。这也是为什么天主教七宗罪里，傲慢是最重罪。苏格拉底狡猾，说除了自己的无知，自己一无所知。

布列松说巴特萨的主人们，每人代表人类的一项罪恶：最明显的是傲慢和贪婪，分别对应玛丽的父亲和守财奴。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街头青年与教会的勾结/警察的放任——对世俗社会的讽刺，是布氏做宏大叙事的尝试。

回到驴子巴特萨，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被抽象为圣徒，死在羊群里了。那么救赎在哪里呢？答案又是现成的：“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能造就人”（哥林多前书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