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真的

“其实上调也不是什么难事，为什么他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明华的朋友这样向明华宣告了小璋的“死刑”。乍听上去，没有什么不对的，上调只是一件小事，只需要文化局局长一个电话，只需要吴市长一张条子，只需要服装厂厂长打通关节。

但工人家庭出身的小璋根本没有这一切，他不认识市长局长处长厂长，就是一个在农场劳作多年失去了理想的小人物罢了。他连请假都不得自由，要靠朋友的一瓶茅台才能被通过。

在剧院门口，一通电话敲起了他的撞骗之路，他冒充高干的子女斡旋在话剧团团长、处长、局长、市长之间，灵活机巧地四处招摇。他说他是高干的儿子李长城，要帮朋友李小璋调离农场。可是有原则的吴市长早要杜绝走后门，没有自己的条子压根不许上调。但第二通冒充电话又把这原则一扫而空，小璋直接冒充高干，让市长为他办事。

拿到市长条子的场长也不得不同意了上调，小璋由此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可惜，洞穴中的火光映出的影子再真实也不是真相。

小璋被高干亲自“会见”了。小璋慷慨陈词，说了许多真心实话，似乎将高高在上的干部感动了，高干也说“我会好好考虑”。但迎来的不过是一段牢狱和一面镜子。在监狱里，乔虹送来的镜子帮小璋看清了自己，他终究不是高干的子女，他终究是普通人；借助这面镜子，他也看清了生命，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小璋也曾是意气风发的少年，有理想有力量，但经历多年的农场生活，自己的棱角早已抹平，气力也衰竭了。看着身边的朋友接连借助关系调离农场、回到上海，他艳羡、眼红、恨，“为什么我的爸爸不是高干？”

所谓高干的儿子真有固定的长相吗？那必定是没有的。特权阶级有特殊样貌吗？那必然也是没有的。可他们的嘴脸没有长在镜子里，而是时时刻刻长在社会里——他们呼出居高临下的口气，他们手脚的关节总是能打通。所谓的原则也只不过是能灵活变通的话语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