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塔利娜·瓦雷拉

作者：Jonathan Rosenbaum (Trafic)
译者：Olafisaac

原文首发于2020年5月的Trafic杂志，译文仅作学习交流用，未经同意不得擅自转载。
*注：英文标题为We Are What We Spend: Presence and Absence in VITALINA VARELA*

在遇到佩德罗·科斯塔以女主名字作为标题的电影之前，你无需观看任何她的作品，但是如果你观看过科斯塔的前作《马钱》，你便已经见过她——一位来自佛得角的引人注目的、愤怒的中年妇女，她终于挣得了飞往里斯本的钱，与久别的丈夫重聚，却发现她刚刚错过了他的葬礼。她被安顿在他摇摇欲坠、破烂不堪的陋舍里，在一位半疯不疯的神父（科斯塔电影的常客文图拉）的陪同下，试图与自己的悲恸和解。她正是那种整个世界和电影都想忽略和回避的人，然而科斯塔史诗般的人像描绘、精美的灯光和构图为她建起一座崇高的祭坛，邀请我们沉浸在她静寂沉默的在场里。观众相较于评论家会更舒适地体验到这种黑暗的遐思，因为它将我们带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如此尊重我们而不告诉我们为何。

在这种用真人姓名命名的电影中，一位流离失所的“非职业演员”同时也是电影中的明星，我们如何解释这样的电影的吸引力？或者说，如何解释这样一部电影的本质呢？它拒绝将艺术与现实生活分离，或者说拒绝将虚构从纪实中分离——让人感觉这更像是一处要参观的地方、或者一位要一同闲逛的人，而不太像是一个事件或者一个故事。

绝大多数的主流批评家都认为，《维塔利娜·瓦雷拉》的命运一定与交易（commerce）有某种联系——某种我们也可以由维塔利娜的人物命运预想到的联系。尽管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更倾向于回避这个问题，但是资本主义并不完全是一场无被害人的犯罪（victimless crime）。作为影迷，我们每次在观看预告片时，甚至因为无法认出谁撰写了剧本或是谁执导了这部电影，而成为了它的意外受害者。因为那些字幕跑得太快，除了律师谁都无法阅读他们——假定我们非常粗鲁愚蠢而不理会这些事情。《维塔利娜·瓦雷拉》则更尊重我们，即便它忽略了我们对叙事清晰性和结尾收束的许多渴望。这部电影将其置于与我们所知的大多数电影不同的类别中，尽管科斯塔援引了某些较早的商业模式——约翰·福特和安东尼·曼，恩斯特·刘别谦的《克卢妮·布朗》和雅克·特纳的《恶魔之夜》（所有这些都是有别于“film”的“movie”）——并视其为他珍贵的试金石。因此作为受害者，我们已经和维塔利娜有了一些相似之处，她也被别人的经济利害关系所界定和操纵。甚至她在里斯本的邻居都因为她已故的丈夫是个骗子，对她避而远之，尽管他们都会说克里奥尔语。因此，这部电影的对白也需要在葡萄牙和巴西添加字幕。

在科斯塔前两部关于佛得角流亡者奥德赛的延伸章节《前进青春》（2006）和《马钱》（2014）里，文图拉是中心人物，他总是扮演自己的某种变体。而这里他被维塔利娜替代，但他也以另一个人的身份出现——一个脆弱不已、深受困扰、倍感自责的牧师，主持着一座维塔利娜定期拜访的废墟教堂（它由科斯塔在一个郊区电影院的废墟中创建）。

尽管我们经常用形式、风格或者类型来描述什么是艺术性的东西，但我们的感受和思考也同等重要。而《维塔利娜·瓦雷拉》的情感和内容都可以从“有什么”和“缺什么”这两个方面进行描述——科斯塔的贡献（即他的投入和支出），以及我们的贡献。为什么相较于普通观众，它要给一些影评人带去更多困难，其中一个原因关乎情感和性格的投入——在电影的陪伴下，你会选择如何度过这段时间。

这部电影创造了它自己的规则，于是也在这一过程中重塑了我们作为观众的身份，所以它不能被简单地用情节来描述，因为像《马钱》一样，它在哀悼中交织着各种各样的记忆，而这些记忆往往是持续不断、暗潮流涌的情绪和感觉——可以说是永恒的困扰——而不是闪回或倒叙。此外，科斯塔帮助维塔利娜拿到了她的居留证，并选择同她一起拍摄一部关于她的电影，这两个事实是同一推动力的两个方面，于是我们无法真正区分“想要做有价值的事”和“想要做美好的事”这两点——我们也因此拒绝了对基督教意义上的好作品和美学角度上的好作品的纯净区分，就好像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注定是天壤之别。

科斯塔为了讲述维塔利娜的故事——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了帮助她讲述她自己的故事——而采取的一种亲密关系，并没有将遍及四处的神秘感拒之门外。我们甚至不知道她丈夫的死因，而科斯塔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他不敢问她选择留在葡萄牙的原因，并补充道她在佛得角有一儿一女——这是电影选择保持缄默的诸多事情之一。

因为开始和（几乎）结束都是在墓地进行，《维塔利娜·瓦雷拉》实际上最终回到了佛得角，并在一个相对有希望的、仍在思考未来的音符中结尾。自从埃里希·冯·施特罗海姆和卡尔·德莱叶的默片女演员之后，我还没有见过一位女主角可以用她的眼白表达如此多的东西。她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将过去折叠（或延展）成现在，将外部变成内部，将废弃的电影院变成破败的教堂，一切都在密谋创建一处栖息之地，而非一个故事或是一个主旨——这样的地方是一处最终必须帮助维塔利娜建造或修复、在其中找到她自己个人空间的地方。就像维塔利娜一样，我们所付出的成为了我们（We are what we sp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