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的热情

影片《宁静的热情》展现了美国传奇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一生。事关儿时文学偶像，不得不看，然而这部影片完成得并不好。片中，狄金森小姐至洁、安详的文学生命，仿佛只是为了对抗那含糊不清的“父权”和“基督教文明”。

一、基于清教徒文化的艾米莉·狄金森的家族、生平和感情

1830年12月10日，艾米莉·伊丽莎白·狄金森出生在位于麻萨诸塞州西部的安默斯特的农庄中，一个声望很高但并不富裕的家庭。两百年前，在清教徒大迁移中，狄金森家族就来到日后使他们兴旺发达的新大陆。清教徒，源于拉丁文的Purus，意为清洁，是指要求清除英国国教会内保有罗马公教会仪式的改革派新教徒。1630年，相信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会找到自己的“应许之地”，一群清教徒抵达普利茅斯以北的地方，在那建立马萨诸塞海湾清教徒社区。1640年，新英格兰住了约2万个英国移民，波士顿成为他们的宗教中心。狄金森的先祖，即是这群手握《圣经》和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来美的清教徒中的一员，可以说美国的昔日和今朝都与这群人和他们的信仰息息相关。弄清楚狄金森所处的文化和信仰环境，对于理解其人其诗是特别重要的。

狄金森的童年和青少年接受了全备、良好的清教徒的教育。这种教育以“强制阅读”为特色。改革派新教徒打破了罗马公教会中读写被神职人员垄断的现象，而把阅读和释经权以家庭为单位交到每一个公民手上，由家庭妇女负责辅导儿童阅读。1648年修订的马萨诸塞州法和1650年康涅狄格州法案都强调：“如果不给儿童进行启蒙阅读教育，长大后会变得野蛮”请注意“野蛮”这个词。1630年，当约翰·温思罗普驾船前往北美新大陆时，他告诫同船乘客，北美应该是一个山巅之城，一个为世界其他地方树立榜样和示范的纯粹的基督徒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殖民地领袖会教育所有的清教徒。这些自视为国际社会一部分的人们，或是来自牛津大学，或是来自剑桥大学，他们的学识普遍高于当时欧洲的整体水平。仅六年后，殖民地的领导人就创办了哈佛大学。

《宁静的热情》对狄金森的感情生活和家庭关系着墨较多，但都是基于一种现代眼光的批判，而不是忠于时代的理解。无论是狄金森对嫂子苏珊·亨廷顿·吉尔伯特的姊妹情谊，还是对塞缪尔·鲍尔斯克制的感情，还是对洛德法官的拒绝，都不是像影片所暗示的那样，是从所谓“女权主义”的视角出发的。1884年，艾米莉写过一首以新娘自居而语涉“拥有”和“被拥有”的不寻常的诗“Circumference thou Bride of Awe（《敬畏的新娘在你身边》）”，她以古诗的形式表达了对成为“你”的新娘，拥有“你”并且爱“你”的渴望，如果不熟悉基督教和《圣经》，这首诗就会被误读为写给某个具体人物的情诗。但并非如此。在新约圣经中，救赎主和信徒的关系常被比喻作新郎和新娘的关系，人对神产生的这种“宗教感情”，是敬畏的互相拥有，人拥有主的身体，主拥有人的信心。狄金森与片中出现的几位人物的感情，更多的是一种友谊。清教徒的婚姻观不是去寻找一位你目前可以充满激情去爱的人，而是去寻找一位你可以稳定地去爱、当作一生最好的朋友的人，然后靠着上帝的帮助去这样行。狄金森的隐居常为人所乐道，然而这种隐居的背后，是沙漠教父式的归隐和寻求。与现今的文化观念不同，“老姑娘”在彼时清教徒社会并非是古怪、令人恶嫌、举止异常的代名词，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章26节说“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若常守节更有福气。”直接指出，不嫁和嫁在道德伦常上面毫无高下之分，甚至不嫁“更好”。因此，我们便不能从现今的角度出发去理解狄金森的隐居和独身。

二、福音诗歌与加尔文主义

影片对于狄金森的创作有一定的表达，但主要还是基于她“格格不入的宗教观”和外界引起的矛盾和需要被压抑的热情。事实上这与我自己阅读狄金森诗歌的感受都很不一样。狄金森是俏皮的，质朴的，她的诗采用一般教会赞美诗的格律，其中很多诗是关于全心领悟基督耶稣的教诲，实际上，很多是写给基督的。她强调了福音书的当代内容并进行了重造，通常是用“风趣的语言和美国的口语”。学者多罗西奥博发现“贯穿于基督诗歌的主要特点是对耶稣生活的敬仰，他还认为狄金森的内心世界可以让她与霍普金斯、埃利奥特、奥登相提并论，排入“奉献于基督教的传统诗人”行列。在一首讲述诞生的诗中，她结合了愉快和风趣，重现了一个古老的主题：

“上帝定是／一位易被驯服的绅士／在这么冷的天气，走了这么久的路／仅为几个人／通向伯利恒的路上／我和他都只是孩子／得到了提升／崎岖的一亿里程。”

的确，根据她与朋友的通信资料，狄金森未参与建制派教会的信仰宣言，做礼拜也只持续了几年的时间，但在当时这并不是信仰层面的特立独行，只是不同教派的理念差异。她认为世界如此喧闹不安，她要远离开它，退避到用自己的灵魂建筑的小天地里。在她的父亲律师事务所任职的青年律师本明杰·牛顿对她的学习给予了很大的帮助，经常指导她应该读些什么书和怎样读书，启发她认识和谐和完整的自然界蕴含的美。牛顿还经常为她宣讲加尔文派的宗教思想，使她接受了加尔文派的内视思想以及关于天性美和世界冷酷的观念。这些思想成了她生活的信条并后来形象地反映在她的全部诗作里。

这就必须要谈到加尔文主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作为加尔文主义者的狄金森的祖先曾经使用加尔文的主张在新大陆建国立业，仅仅二百年时间，作为后代的诗人艾米丽却不是从浓厚的家族传统、而是从好友那里得知加尔文派的思想？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谜。无论是约翰·温思罗普的“山巅之城”说，还是《五月花号公约》“人民可以由自己的意思来决定自治管理的方式、不再由人民以上的强权来决定管理。”的政治自由理想，联系如今日渐平庸的美国执政党以及对“宗教宽容”欲盖弥彰的虚饰，我们看到基督教文明在这个大陆上由极盛转为极衰，与起初的建国理念不无关系。迢迢远洋而来的国度热情，仿佛更多的是由于与旧教会分庭抗礼的激情，而非深思熟虑的韬光养晦。激情是美国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似乎起源于加尔文主义“行动的生活（active life）”说，但加尔文行动的生活，是在神主权之下积极地投入工作，并且勤勉善济，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此主题有精到阐述。他认为加尔文推动了“自由劳动的理性”，即在圣灵指引下，人有劳动的责任和劳动的自由，并强调储蓄和簿账。因而日内瓦拥有了世界银行。然而出于分离派在教义冲突之下多多少少的情绪化和对“纯基督教国度”的炽烈向往，缔造了一种含有部分加尔文式“行动主义”和部分“激情主义”的美式政治理念，这在与狄金森一同被奉为“美国最伟大诗人”的惠特曼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与狄金森的隐居不同，惠特曼是入世的，而且极其“美国”，斗志昂扬，让人想起清晨的剃须泡沫。由激情文化牵引着，美国向妄称的“上帝之国”不可一世地进发，以至于我们对美国的印象首先并不是狄金森的清教徒祖先，而是自由女神像。在绝对的个人自由的文化中，激情只是积极的表象，宽容只是堕政的借口。如今的美国，已经变成一个仅剩下“政治正确”的美国，所谓的基督教精神，徒剩维系国本与短暂历史的遮羞布。在这样的景观下，是特别需要读狄金森的。狄金森是静止的，如她擅长的园艺，然而静止并非是一种停滞；狄金森又是遁世的，她甚至没有固定委身的友伴，但她从不中断信件，在思想的层面，她的流动毫不亚于惠特曼式的汹涌的大洋。美国的衰败显然不是始于21世纪，如果我们重新看待它的开始，就能发现相当多的蛛丝马迹，分离派挣脱了罗马公会的仪式，恐也将仪式背后所指的宗教含义一并忽视，这种忽视在若干年后的今天无疑遭到痛击。自治的自由，在人间的国度，永不可能实现。

三、默观生命的诗歌力量

与“行动的生活（active life）”相对的，是“默观生命（contemplative life）”的属灵方式。内视，是狄金森诗歌的精髓。影片用一处阁楼的布景、狭窄透过的光线、以及禁欲色彩的衣着等等表现出狄金森的隐居和文艺态度。但观者从中这些意象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压抑。是的，狄金森的诗歌意象，比如“死亡”“永恒”“禁锢”，是压抑的，但我们仍然要从基督教的背景来看待。

狄金森在退隐的生活中，创造了一个国度。国度是极其重要的，它代表一种政治，而非维系生存和精神欢愉的浅薄需要。现代人的国度以“可御敌的国防”“可匡道德的法制”和“生产与再生产”为主要元素。工业化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必然选择。在这个框架中，公民的劳动与纳税、军队的调动和维持内部秩序成为可能。这样的框架，绝大多数国家都做到了。然而不管在何种文化背景下，国度所代表的含义，还是要超过这些。首先，任何一个国度建立，都需要有首都，有祭坛，有凯旋门，有纪念塔。这与生产劳动和秩序无关，它关涉的是人类需要在政治层面礼赞和崇敬最高权威的原始本能，因而就连无神论国家都必须有这些仿佛是毫无用处的“花瓶”的仪式，这是宗教性的；其次是集体使命。在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宣称纯粹为生计的劳动为集体使命，不，能被官方称作使命的，永远都关涉精神和思想，譬如“伟大复兴”“光荣继承”“世纪接班人”……最后，还有经典。而且经典必须是可阅读的，不是绘画也不是雕塑，而是成文的作品和理论专著，是史诗或者圣人言论合集。国度的建立，让经典作品化为公民道德准则，在官方的语言、建筑的风格、教育的内容等方面呈现。我们常听到所谓“文艺不为政治服务”，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治是国度内每一个公民的责任。现代国家却常常忘记这后面的含义。在狄金森内视的诗歌国度中，花园成为这个国度的实体，她以书信体写成的诗歌中屡屡提及的“阁下”“先生”“君”，是精神敬拜的对象；对疾病、垂死等意象的思考是国度中需要面对的使命；而她创造的诗歌语言、风格则为国度实现经典的创立。相比政治自由派梦想要建立的那种“基督教国度”相比，狄金森的国度却更贴近基督教的精髓。因为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从起初要建立地上天国的政治理念就是偏颇的，眼睛可见的国防、法制和生产力，都只是国度强大的外在标志。其内在源自于敬拜、秩序、使命和圣言的传统，才是国度永恒的意义。在狄金森的一首小诗中，她写道：

“我听到苍蝇的嗡嗡声——当我死时/房间里，一片沉寂/就像空气突然平静下来——/在风暴的间隙/注视我的眼睛——泪水已经流尽——/我的呼吸正渐渐变紧/等待最后的时刻——上帝在房间里/现身的时刻——降临/我已经分掉了——关于我的/所有可以分掉的/东西——然后我就看见了/一只苍蝇——/蓝色的——微妙起伏的嗡嗡声/在我——和光——之间/然后窗户关闭——然后/我眼前漆黑一片——”

通过垂死者的眼睛，体会上帝如何在苍蝇嗡鸣的日常场景中平静而慈爱的临在，这种临在与死者所处的环境是否辉煌和特殊毫无关系。狄金森邀请我们细听那恼人的声音和蓝色的细节，这是她内在国度的一个部分，在这种默观之中，我们得以进入她终极所求的永恒的国度体系，尽管她从未试图用任何实质的描述去呈现那是一种怎样的国度，她也只是虔诚、俏皮、实验性地好奇着。

狄金森终身热爱园艺。影片对此鲜有表达。将花朵凝固于纸张上的尝试，似是她退隐内视的生命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