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舞天鹅

评分：

6.0 还行

原名：炫舞天鹅又名：无

分类：剧情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2011

简介：影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热爱舞蹈的女孩李晶晶不顾父亲李良的反对，坚持练习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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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1-05-27

炫舞天鹅影评：《炫舞天鹅》：不完美的真实

【故人和往事】

作为一部小成本电影，家庭故事片《炫舞天鹅》（余治林，2011）虽然缺乏强大的明星阵容，也没有震撼的视觉效果，却成功地以儿童的视角和亲情的代入感赢得了和《唐山大地震》（冯小刚，2010）一致的泪点。

而在这样一个重组的家庭里，所有的理解和温情又都来得太迟了，无论天意还是人为似乎都在以最大的速度生产着故人和往事。小女孩晶晶所承担的不仅是与生母死别的痛苦，更有兀自沉溺、振作不起的父亲于有形和无形中施加的巨大压力。而孩子冥冥中对舞蹈的痴狂，也时刻触犯着父亲对于爱妻因舞而死的禁忌，并因此遭遇了残酷的屏障。粉碎性的硬伤在于，暴雨和山洪摧毁了女孩偷偷练舞的废旧仓库，不但以生理性的残缺夺取了她赖以舞蹈的支点，更令她从此听不到哥哥的卖弄与嘲笑、父亲的责骂与关怀。和那个于天灾中失去双亲的王登一样，这样一个少女的悲剧与坚强牵动了人心深处最稚拙、最单纯的情感。而那个在轮椅上依旧傲然的翩跹与灵动，则无疑是浮躁与虚幻并行的时代里施予灵魂最好的针剂。

或许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从仓库舞蹈的段落里发现《美国往事》（赛尔乔•莱翁，1984）的痕迹，也不是所有人都打算拿这样一部国产电影去和娜塔莉•波特曼的《黑天鹅》（达伦•阿伦诺夫斯基，2010）相提并论。但那扇虚掩的门的确和面条偷看黛博拉练芭蕾时的门一样，既带有表面上的拒绝，又残留了犹疑不定的吸引和被观赏的渴望。表演者从来是耐不住寂寞的，这扇门在接纳了同龄男孩们赞叹的目光的同时，也通过摄影机将观众的视线带入其中。而最终的悲剧，也同样是由这扇门的被紧锁、被关闭造成的。只是相对于这场事故的偶然与意外，内心里长年累积的隔阂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不论是再婚的夫妇、无血缘的兄妹、起冲突的师生，还是母与子、父与女的各自关系，都无一例外在表面的平和下充斥着不安稳的内在因素。

而通过将每个人的缺点置于亮处，又明显打破了传统叙事的主人公完美原则，让观者在失去盲目的内心所向之时，反而重拾了影像中的真实感和生活里的真实。我们的确不觉得小女孩晶晶从脸蛋身段到脾气秉性有多么可爱，但同样为她的倔强敏感所感动；我们也的确不认为自视清高、出言不逊的济宇哥哥称得上什么表率，但当他在家庭之外燃起了保护妹妹的男子气概，还是会有深深的慰藉。而这就是生活，没那么多人见人爱的小公主和百分之百的融洽良善。创作者们从娱乐商圈和造梦工厂里抛弃掉的，或许正由平实的叙事和鲜有花哨的镜头语言换回了人之为人的并不虚伪。

【流浪与寻根】

或许是因为取材的缘故，以家庭、温情、励志为主题的《炫舞天鹅》没有和一般意义上的商业片一样，将故事置于快节奏、物质化的时尚都市，而是在远山如黛、青石向晚的西南边陲贵阳层层铺叙晕染，从古老的寺庙到飞檐的阁楼，从太极到象棋，如霍建起般的蓝绿色调子亦携带着如《暖》（霍建起，2004）般的乡野纯净，将孩子内心深处对舞蹈、对自由的渴盼有意识地渗透进大自然的静美与包容。

而对于导演余治林而言，少数民族与黔籍的身份更像胎记一样烙在他人生经历的初始，令他的艺术取向从初涉影视圈时首部投资拍摄影片《水凤凰》（宋海明，2009）开始，就带有浓重的民族感与纪录风格。而两者之合一不仅体现在以汶川地震中失去双腿的“芭蕾女孩”李月为影片原型，却将欧洲古典脚尖舞以头顶银饰的苗族舞做了置换；更在于商品经济与全球化语境下，这种背负着强烈使命感的对于失落文明的找寻与救赎。

而“流浪的人”作为导演余治林聊以自居和自嘲的称谓，其实不乏普遍意义。当今世界，传统观念中稳固家庭关系的分解，和社会人格之于个体的日益多重化，都以家园感的缺失一手造就并壮大了精神上的“游牧民族”。而这种疏离与无助同亲情、爱情以及一切人性共通的情感元素一样，是无国界的。也正因如此，影片甚至不消借助精湛多义的镜头语言和严丝合缝的戏剧式对白刻意展开对人生哲学的深度探讨，反而在一板一眼、中规中矩的通俗演奏中，把赞歌唱得朴实。但也似乎出于相同的理由，纵使不是历史剧亦鲜有倒叙，影片在价值观念与视像风格上的年代感，还是与现代社会氛围拉开了一定距离，反而同苦情戏《妈妈再爱我一次》（陈朱煌，1988）、《豆花女》（陈朱煌，1992）等台湾经典老电影比较接近。

因而，第17届洛杉矶国际家庭电影节最佳导演新人奖的提名或许并不足以将这样一部小成本通俗剧抬到多么伟大的艺术高度，也不能说它就从此立下了国产非商业电影打入国际视野的新方向；但无可争辩的是，它的确和聚焦两岸亲情在第60届柏林电影节斩获最佳编剧银熊奖（金娜、王全安）的《团圆》（王全安，2010），致敬单身父亲在第23届东京电影节荣获最佳男主角（王千源）的《钢的琴》（张猛，2010），以及记录香港草根悲剧在第60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获得最佳影片大奖的《岁月神偷》（罗启锐，2010）等一系列优秀影片一样，在对家庭主题的回归上顺应了无根的现代人于生活之重压下企图重寻避风港的内在诉求，并因而同新时代下的电影精神乃至评价体系两相暗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