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李沧东的《诗》也译作《生命之诗》，影片传达的却并不是诗的繁荣，而是诗的死亡。全片以诗歌课程开头，却以仅一人上交课程作业的失落结课结尾。人人都向往诗的崇高，但无人能够抵达诗意的彼岸。正如金荣泽老师所说：“这个年代的诗已经没落了”。年轻有为的诗人冷不丁地冒出一句：“活该”。这句话看似没头没尾，不明就里，却给影片的观众们留下了悠长的韵味。为什么诗的没落是活该呢？笔者相信,这个问题是影片的核心命题。

一、《诗》是悲剧之诗

在讨论诗的没落前，我们应该明确影片中的诗指什么。如同亚里士多德《诗学》并非讨论狭义的诗歌，而是广义的悲剧，史诗，笔者认为《诗》讨论的问题也超越了狭义的诗歌，而是广义的悲剧艺术。《诗》与悲剧的关系首先体现在影片中出现的诗句中。《诗》中出现的所有诗都有明确的感情倾向：它们都是低沉的，哀婉的。这样的意象随处可见："崩塌的内心之柱","梦想自我了断的黑红微笑"。《诗》中的诗几乎与悲剧文学成为了同义词。网络上许多影评将《诗》归结为诗的美好与现实残酷的二元对立。如前所述，笔者并不同意《诗》中的诗代表美好。比“美好”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崇高，《诗》中的诗尽管低沉，哀婉，却不乏向上的渴望。"崩塌的内心之柱"要被“坚毅地树立起来”，并且“做成好用又坚固的础石”；"梦想自我了断的黑红微笑"也携带着“向着纯洁的绝对热情”；即使面对着“死去”，也要“爱人然后死去”。这样的句子令人振聋发聩。痛苦最终指向的是崇高，片中出现的诗句贯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

诗与悲剧的关系还体现在诗歌课堂上同学们的经历自述。考虑到经历讲述者的身份（诗歌初学者），以及讲述的语境（诗歌课堂），这些讲述内容可以看成是一种原初状态的诗句。它们是素材，是灵感，是尚未成文的诗意。自述要求与实际的自述内容形成强烈反差。自述要求是“最美好的回忆”，而同学们讲的内容却走向其反面。讲述者们屡屡哽咽，短暂的美好紧接着的是大段的悲痛：与外婆的美好时光紧接着的是外婆的去世；对落叶的欣赏引发的却是垂垂老矣的感慨；就连“最近陷入了爱情”也是以双方都有家庭的出轨为前提，美好的背后是巨大的道德压力。金荣泽老师曾这样说：“阴沟里也有诗”，巧合的是《诗》中之诗似乎都源于“阴沟”。《诗》中似乎暗含着这样一种预设，诗意必须与悲剧紧密相连。

从悲剧性的角度，我们可以对“诗的没落”做出第一种回答：从琐碎日常中看见悲剧性，本身是困难的。杨美子在第二次诗歌课程之前是迟钝的。她看不见自己严重的阿尔兹海默病情，只能看见最无关紧要的“胳膊痛”；她看不见孙子对同龄人自杀冷漠态度背后的滔天大罪，只是归结于大声放音乐，要买新手机一类的年龄小，不懂事。杨美子感受到的只是模糊的不悦，并且归咎于普通的烦恼，她看不到背后巨大的悲剧。杨美子在开头的表现是一种典型代表。既然人们无法“看见”，诗歌又怎样不会没落呢？

然而，这种回答是表层的。诗歌课堂上的经历自述中，杨美子和同学们是能够感受到悲剧性的，杨美子的经历自述与同学们看起来并无不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每位同学都有痛苦（同时夹杂着美好）的经历，但只有杨美子一位同学完成了作诗呢？

二、《诗》与《诗》中之诗

《诗》本身与《诗》中之诗呈现出一个套层结构。如前所述，《诗》中出现的诗是悲剧。而影片自身的叙事同样是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悲剧，两者形式上呈现同构，而更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互动。杨美子的经历这样提示着我们：若能面对自身的悲剧，则能够下笔写下文学的悲剧。

梳理整部影片可以发现，杨美子对诗歌创作的理解和杨美子面对个人悲剧的态度发展是同步的。开头的杨美子是迟钝的，这是第一阶段。正如她自己所说“苹果果然是用来吃，而不是用来看的”。她无法看见孙子的罪行，也无法用诗歌的眼光去“看见”生活。第二次诗歌课堂后的杨美子是迷茫的，这是第二阶段。一方面她对创作的灵感求而不得，只能按照老师说的“漫无目的地寻找”；另一方面孙子犯下的罪行突如其来地闯入她的生活，她去参加受害者的追思弥撒，翻找孙子的房间，质问孙子，她似乎在寻找什么，却屡屡碰壁：在弥撒上她慌忙逃跑，在孙子房间触发了心烦意乱又无法关闭的音乐，孙子也回避自己的质问。第三阶段始于诗爱好者协会的第一次活动，此时的杨美子处于进一步的求索状态。在诗歌活动中，戴画女士告诉杨美子不要去寻找，而要照着自己的内心记录下来。这时的杨美子停止四处寻找灵感，而是向内反求诸己。面对生活的悲剧，杨美子逐渐从被动转为主动，哪怕结果是她最不愿意见到的。她主动与男同学家长见面, 主动去朴希珍自尽的大桥, 主动体验朴希珍被侵害的痛苦, 又主动与朴希珍母亲见面。 杨美子的生理病情是她生活中一切矛盾的映射，她也终于去大医院，直面自己的病情并且得到了最坏的结果。第四阶段是诗爱好者协会的第二次活动直到结尾。杨美子完成了自己的创作，她个人也以献身达成了对悲剧性的勇敢直面。《诗》与《诗》中之诗最终完成交汇。

杨美子的同学们为何无法将自己口述的悲剧经历写成诗篇呢？影片并未详叙杨美子的同学们，但影片间接地给出了答案，答案在男同学的男家长们身上。杨美子的诗歌课同学，与杨美子的同谋男家长们同属于普通大众。诗歌课是对大众心理的描摹，家长的同谋是对大众行为的描摹，两者拼接起来，构成了李沧东对“缺乏诗意”的普罗大众的一副完整画像。他们与杨美子，与爱诗者协会成员（作为社会少数）形成强烈的对照。男家长们面临着双重悲剧，一方面他们孩子的同龄女孩受辱自杀，有一定程度的共情：“可怜，实在是很可怜”。另一方面他们孩子在升学的关键时期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他们也明白这是家庭的悲剧。男家长们能够感受到悲剧，但他们感受到的只是一种模糊的不悦。同时，们普遍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悲剧事件对于他们来说是难言之隐，他们对待悲剧的态度是想要快速摆脱，一旦事情结束就要像包袱一样甩掉：杨美子凑齐500万后男家长们决定开庆祝宴会证明了这一点。而杨美子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她拒绝庆祝的宴会，她意味深长地问出一句：“一切真的结束了吗？”。杨美子是拒绝忘记的，她是勇敢直面的。创作始于强烈的表达欲，在杨美子身上，表达欲即是勇敢面对的原因，也是勇敢面对的结果。强烈的表达欲使她不满足于让这件事一直作为肮脏秘密，她想要用诗意的语言将这件事记录下来。反过来，勇敢的献身又让杨美子有能力进行表达，因为加害者和包庇者的表达会遭到唾弃，而勇敢者和献身者的表达会成为崇高的诗篇。我们有理由相信，诗歌课的同学与男家长们同属于普罗大众，有共同之处：他们对待悲剧的态度是相同的。同学们即使能在诗歌课老师的要求下讲述自己的经历，但他们的讲述是被动的，并非处于主观意志的，是无意识主导的，否则他们不会在以“美好”为主题的活动上讲出如此多的悲惨。对他们来说，生活的悲剧性是一种逃无可逃的受锤。同学们能够感知到悲剧，但无法“看见”悲剧，更缺乏将其表达出来的欲望。如果同学们能够向杨美子一样主动面对，那么享受出轨爱情的女同学应该像杨美子一样勇敢地承担，承担自己一切行为的后果。但她没有这样做，所以她的悲剧永远都是难言的隐秘，永远无法下笔成为诗篇。笔者认为，这是杨美子的女同学无法上交诗歌作业的原因，也是诗歌没落的真正原因。

汉娜阿伦特将人的活动分为两种，行动的（Vita Activa）和沉思的（Vita Contemplativa）。前者关注个体与外界的接触和互动，后者关注个体对外界的理解。借用这一概念，《诗》想要表达的是行动性的人生和沉思性的人生有极大的纠缠，只有在行动上积极面对，才能在思想上获得诗意，两者只有在交汇处能达到更高的境界。这也是为什么杨美子之死于杨美子之诗同时出现。

三、最后的武士：杨美子

杨美子既然选择勇敢面对，为什么屡屡与男家长们合谋，并最终凑齐500w用于息事宁人的赔偿金呢？因为环境的压力。作为施暴者，六个男孩是一个整体，尽管杨美子认为金钱的赔偿并不代表一切都结束了，但其余五个家长确实这么认为。杨美子屈从了环境的压力。这样的情节设计是寓言式的：诗的没落源于个体无法直面生活中的悲剧性，而无法直面来源于环境。金荣泽老师说：“这个时代，诗的确正在没落”。他想要传达的其实是：这个时代，麻木地受锤才是常态。回看影片，杨美子所处的环境似乎笼罩在一个巨大的麻木的氛围之中：宗郁犯下滔天罪行，却能看着欢快的电视节目发笑；在罪恶发生地旁边的操场上，六个男孩能若无其事地踢球；男家长面对：“真的结束了吗”这样的质问，首先想到的居然是自己的秘密交易是否会败露，而不是受害人是否得到补偿，正义是否得到伸张。杨美子的选择是极其艰难的，她的选择似乎已经不是时代的主流。影片中仅存的还拥有赤子之心的人们都聚集在诗歌爱好者协会中，例如为揭露内幕不惜被贬的胖警察。可悲的是，金荣泽老师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如今爱诗的人已经不多了”。

与《最后的武士》类似，《诗》也描绘了一个螳臂当车的故事，杨美子面对诗歌没落的大势发起冲锋，她献祭了自己。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昔日的荣耀都在转瞬间灰飞烟灭。杨美子是现代的胜原，胜原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杨美子。两部影片不同的是，一个拍的是历史，一个拍的是现实。历史的未来已经得知，而现实的未来不可获知。李沧东给我们留下的思考是：现代的诗会和当年武士一样，走向必然的衰落吗？

本文是2022年秋季戴锦华老师《影片精读》的课程论文，自觉写的还行。课程结束了，发在豆瓣上供大家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