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侍3

评分：

6.0 还行

原名：Deadpool 3又名：无

分类：喜剧 / 动作 / 科幻 / 地区：美国年份：2023

简介：随着迪士尼对20世纪福克斯的收购，《神奇四侠》《死侍》《X战警》等IP重回漫威宇

查看详情

更新时间:2024-09-28

死侍3影评：X战警、身份政治与“Mutant and Proud”：从历史的终结开始

自然平等地分配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即便有时候某一个人的体力可能强于另一个人，或其脑力较之另一个人更为敏捷，但是将二者加总之后，不会导致人们之间的差异大到使一个人有权利对任何利益提出诉求而其他人则不能提出诉求的地步。就体力而言，最柔弱的人通过秘密谋划或者联合那些共处危险之中的人，也可以具备足够的力量战胜体力最好的人。”——霍布斯《利维坦》

一、从“历史的终结”出发：一种立基于平等承认的普遍主义秩序

自从迪士尼收购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之后，X战警们的故事会被如何重述，一直是影迷们心头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死侍与金刚狼》的上映，终于把这群已经成为影史经典的变种人带进了漫威电影宇宙。而被要求“演到90岁”的狼叔在片中面对反派卡桑德拉的那句“我们是变种人，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安全”也再次提醒我们，变种人的故事所被寄予的意涵不仅并未伴随老卡司的谢幕而远去，甚至在这个全世界都日益部落化的身份政治时代显得越发深远。

1989年，福山提出著名的“历史终结论”，指出在人类历史当中，一直有一种“寻求获得他人承认的斗争”在推动着社会前进。简单而通俗地来讲，在这种黑格尔式的“主奴辩证法”当中，奴隶/下位者会因不甘人后而不断尝试翻身做主人，主人/上位者虽然高居人上，但由于其获得的承认恰恰是来自地位比自己低下的人，也总会感觉有所缺失。只有在一种社会形态和制度安排最终能使得所有人相互之间都能够平等地承认与被承认的情况下，这种斗争才会停止。福山认为，市场经济加自由民主提供了一种实现相互承认的法权秩序，能够在终极意义上满足所有人寻求承认的本质需求，推动历史发展的斗争也就因此而结束。

我们当然可以说福山最后下的具体结论依然有待商榷，但是这一套逻辑却抓住了现代性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启蒙时代之后，整个现代社会的组织架构、制度安排和思想学说，至少从规范性的层面来讲，都建立在一个最根本的范式上：人人平等。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们在论证方面都至少必须要以人格平等为出发点，而且其论证也需要说明自己制度安排的目的旨在实现某种程度的平等才能取信于人。最激进的会诉诸结果平等，但即使最保守的，也会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会要求保证社会竞争是在起点公平或是机会公平的前提下进行。

而这种人在应然层面上的平等，又离不开在实然层面上人类相互之间大体上的能力平等。按照奠定了这一现代性叙事的启蒙思想家如霍布斯的说法，人与人之间虽然确实存在体力、智力等方面的差异，但这种差异都没有达到一个人天然有权利高于他人的地步。即使是最弱之人，相互之间团结起来，依然有很大概率可以打败强者。换言之，由于天然能力所致，人类社会中并没有超人，因而也就没有天生的统治者。

从这一点反过来看，在异能遍地的超英宇宙里，为什么X战警们一直以来地位特殊？因为他们既不是超人那样的外星人或者雷神那样的神祗，也不是蜘蛛侠、闪电侠那样因外界因素导致了身体突变，更不是科技力量加持下的蝙蝠侠、钢铁侠等正常人类。在漫画原著中，X符号来源于他们的遗传基因中具有一个产生突变的“X基因”，导致他们天生有异于常人的特性。而且，这些异常很有可能是可以代际传承的。所以，变种人的出现，正是打破了“天然能力大致平等”这个前提，进而产生了动摇“人人平等”这一现代性范式的可能性。

无论是老X战警三部曲，还是后来以年轻演员为主的X战警前传，都开启于一个极富历史意味的场景：二战中的少年万磁王被抓进纳粹的犹太人集中营，痛失双亲。在现实当中，二战可以说是“人人平等”这一现代社会范式在完全确立前最后一次观念斗争。立基于平等承认与普遍人权的国际秩序至少在一战后就开始扎根，以威尔逊和列宁的民族自决为代表。但在二战前，其依然面临着与种族主义这种替代方案的竞争。而且，种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者十分广泛，不仅仅局限于右翼当中。达尔文的侄子弗朗西斯·加尔顿（Francis Galton）发明了“优生学”一词，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家支持的优生学计划还受到了包括费边社创始人韦伯夫妇（Beatrice and Sidney Webb）、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共产主义者霍尔丹（J. B. S. Haldane）、伯纳尔（J. D. Bernal），甚至女性主义和生育控制支持者玛格丽特·桑格尔（Margaret Sanger）的支持。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还因此通过了优生学的法律，允许国家强制性对低能者绝育，而鼓励拥有优秀品质的人尽可能地多生养。哪怕是后来在法学界享有盛名的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大法官，当时也主张：“我们需要健康、品性好、情绪稳定、富有同情心和聪明的人，我们不需要傻子、蠢货、穷鬼和罪犯。”

二战后，进步主义的普遍性理想才最终战胜强调特殊性的种族主义、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决定性范式。二战后的世界进入了美苏两极对垒的冷战。但是，东方和西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看似针锋相对，在价值底色上却都坚持发端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这一点，二战前夹在中间的德国人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西方大国普世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的东方普世主义……两种普世帝国。”（卡尔·施米特）美苏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毋宁说是“两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教团”，冷战只是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内战，并没有形而上学意义上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正是在《X战警：第一战》中，原本还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对峙的两国在见识到变种人的威力后，立马调转枪口一致对外的原因。

在后来指导了欧盟一体化的法籍俄裔哲学家科耶夫看来，美国和苏联都是一种“普遍均质国家”，在这种秩序下人与人之间即使存在文化、阶层等的差异，这些差异也够不上政治阵营上的划界。科耶夫认定美国、苏联和1950年代的中国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如果说美国人看起来是富裕的中国人和苏联人，那是因为俄国人和中国人只是仍处于贫穷但正在快速富裕起来的美国人。”人人平等本身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一些具体的差异，尤其是那些先天的差异，例如种族、性别、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等等，都不具备本体论意义上的特殊性，都不能构成基本权利方面区别对待的理由。因此，各种政治观念不管具体内容如何，都要从普适性、可以普遍通用的角度来进行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于是，从山巅之城到自由世界，从第三罗马到共产国际，冷战的双方都不是在强调历史、族群或者文化上的特殊性，而是都在做着输出秩序、传播信仰这种世俗民族国家不会去做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来，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在二战之后就已经完成，柏林墙的倒塌和克里姆林宫上方镰刀锤子旗的落下只不过明确了这种终结的具体形式：1990年代后的全球化、普世人权、消费主义和布尔乔亚生活方式。

以美国作为例子。一直以来，对美国的一个经典比喻就是它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在没有原生族群或者其他国家所谓的主体民族的情况下，为了调和不同语言、文化和宗教背景下的移民之间的文明冲突，美国被理解为个体公民通过效忠于自由民主宪法架构而形成的共同体，身份建基于对以《独立宣言》为代表的宪政、法治、平等等信念的主观认同之上，而非种族、宗教、血缘等客观因素。按照福山的说法，“成为一名美国人就意味着选择相信这些原则……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不管你是来自韩国、危地马拉，还是伊朗，还是什么地方，在宣誓之后，就能够自豪地说自己是一名美国人，并且不会有人因此嘲笑你，因为随着时间累积所形成的‘美国性’（Americanness）的定义中不包含种族、宗教的内涵，它最重要的含义是公民，其根基是民主政治原则，这一原则同时也是我们政府宪政体系的基础。”

这种普世性理想主义借着美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由内政亦渐渐延伸到外交领域。二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大体遵循以下原则：美国具有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责任，应该尽力通过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广泛同盟在世界各地促进人之权利的普及。

冷战中的另一极——苏联的立国理念中，同样贯穿着对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强调。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不诉诸于特定的国族和历史传统，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国际主义。十月革命成功后的政治理想是成立一个由欧亚无产阶级掌权和各“苏维埃国家”组成的世界性社会主义联盟，这一设想的理论基础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交换体系当中不可能存在独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单位，因为后者如果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就将不得不进行自我剥削以应对外界的残酷竞争，最终变质。（罗莎·卢森堡：“论合作社”，载《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而不能局限于某个地区或国家。而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也将成为世界革命的助产士。列宁希望即将到来的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能够加入到这一联盟来，因此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世界上少有的、在国名中不包含民族和地域名称的政治实体。苏联政府还曾经提出创立并推广一种“融合语言”，即英语、法语、俄语甚至包括世界语的混合语言，由语言学家杜任泽（Drezen）负责组织研究，意图避免使俄国内特定的某种语言在使用竞争中成为“胜利者”。（虽然该计划在实施一年后即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愿意接受新“语言”而破产）

由上可见，美苏两个国家都很难说是经典定义上的“民族国家”。它们都不怎么将自己与特定的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联系起来，而更多地诉诸人们对一些主观的意识形态的认同。美国是《独立宣言》等经典文献中的普世价值观念，苏联虽然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但是在经列宁、卢卡奇等人所改造的马克思主义中，“阶级意识”获得了高度的阐释，成为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升华为有主体意识的自为阶级的关键，而阶级意识也只有靠先锋队在工人阶级当中培育才能产生，作为关键少数的精英党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合法性由此得到确立。无论如何，这些价值理念都是“有教无类”的，并不看重信者本身的客观属性。

在共同承认这种普遍性框架的基础上，传统的政治光谱左右划分一般围绕着广义的阶级或者说经济议题展开。粗略地来讲，同样诉诸现代性的美苏，其各自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就是传统左右的两端——共产主义vs自由放任主义、计划vs市场，已经代表了这个光谱所能延及的最极端的两个方向。而在其中的宽广地带，则包含了社会民主主义、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等不同选项。在政治理论上，因应日渐“合众为一”的社会现实，约翰·罗尔斯打造了“正义两原则”，开启了1970年代的政治哲学复兴运动。以其为主要代表的“平等的自由主义”主导了主流政治哲学的主要议题，在观念上将“平等待人”这一基本原则明确奠定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主张每个公民都有获得平等关照和平等尊重的权利。其它主要的政治哲学流派，例如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自由意志主义，也都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对其进行回应，在论战中证明自己比起自由主义才是真正做到平等待人的一方。到了后冷战时期，这种普遍主义也不再受到全球阵营的局限，不再只适用于政治领域，而是泛化为一整套经济秩序、国际游戏规则与“地球村”的心态，其典型特征是人员、资本、商品和观念在开放边界间的自由流通。

但是，这一整套框架，真的已经满足了所有人获得承认的渴望了吗？

二、Mutant and proud的第一种理解

1960年代中后期，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如火如荼，而斯坦·李等原著作者们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创作了“X战警”来影射这些运动。争取变种人权益抗争中的温和派，X教授就被视为曼德拉、马丁路德金们的平权路线的代表。这场运动是一场平权运动，也就是说，它虽然是一场少数族群的运动，但遵循的是普遍主义的理念，诉求是要美国实现其“人人平等”的立国承诺，赋予黑人完整的公民身份以融入主流社会，而拒斥“隔离但平等”的差异化逻辑。（马克·里拉：《分裂的美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到了60年代中期，运动基本已取得胜利，《公民权法》与《选举权法》获得国会通过。按照普遍主义理念来理解，已经可以说，这意味着黑人的政治与社会权利获得了真实的具体的制度保证。然而，抗争就此剧终了吗？

事实是，仅仅在这两部法案通过之后，代表黑人民族主义诉求、提倡暴力路线的“黑人权力”运动反而就在美国各州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并在1966-1973年间几乎有压过主流民权运动取而代之之势。美国诸多城镇都出了由其鼓动起来的大规模骚乱。黑人权力运动可以说是从根本上与民权运动的宗旨对着来的。它并不是在要求黑人获得与白人平等的权力，而是要求将黑人作为一个整体建构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以维护自身独特的文化与历史。作为万磁王创作原型的马尔科姆·X就将马丁路德金的路线嘲笑为：“装腔作势，将自由视为坐在白人身旁喝咖啡”。1966年8月5日，“黑人权力”提出者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克利夫兰的演讲中说：“当你谈论黑人权力时，你谈论的是粉碎西方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东西。”

不过，真正标志着少数群体逸出普遍主义轨道的，还得等到1977年的康比河公社宣言。康比河公社是一个建立于1974年的黑人女同性恋组织。该组织认为，早期的进步主义倾向于把弱势群体看作一个整体，因此无法体现黑人女同性恋极其特定的少数类别，从而忽略其诉求。所以，她们在宣言中特别突出身份认同的作用：“这种对于我们自身所受到压迫的关注体现在身份政治的概念之中……我们相信，最深刻、最激进的政治直接来自我们自己的身份。”这正是第一部正式提出“身份政治”这一命题的文献。发展到如今，曾经被默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公共原则，例如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都被迫要在争取身份正义大旗下的“取消文化”（个人或机构因言论或行为冒犯了政治正确而遭到抵制乃至社会性死亡的惩罚）的冲击之下重新思考自己所适用的边界。（取消文化、反觉醒运动和西方身份政治危机——从JK罗琳说起）

为什么会如此？X教授的作为，可以让我们有一种比较直观的感受。一直以来，X教授都是作为一个正派形象出现的。在争取变种人权益的方法上，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万磁王的暴力革命和变种人优越论，主张争取人类对变种人的尊重和宽容。也因此，他甚至会认为变种人需要在同等起点上做得更多以证明“我们并不比你们差”，例如在《黑凤凰》中让X战警冒着牺牲的风险去拯救人类。但这背后其实有一个预设：变种人单纯的存在，是被默认为“不正常”的，只有主动通过进一步的努力，才能让人类觉得自己“正常”。而这种想法最大的问题是，它会导向一种家长制的作风——只展现变种人优秀而向善的一面，却将那些可能导致反感和危险的一面隐藏起来。这个问题在琴·格蕾事件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总是一味地追求琴的人格稳定，却压抑了她的本能，加剧了她的分裂，最终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现实中，在作为民权运动开端的蒙哥马利罢乘公交事件之前，当地已经发生过多起黑人乘客在公交车上被捕事件。民权运动组织者就准备利用1955年3月2日15岁中学生克劳特·科文(Claudette Colvin)被捕事件来发起罢乘运动，但却在运动前夕发现科文未婚先孕，认为这会招来当时白人社会对黑人的道德质疑，最终将计划取消。直到当年12月1日，勤劳守纪上进的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因拒绝给白人让座而被捕，运动组织者终于迎来一个“完美受害者”，这才拉开了举世瞩目的民权运动的序幕。归根到底，这背后的逻辑是认为对少数派的接受需要建立在其所作所为之上，而不是接受少数派本身的存在。这依然不是对边缘身份的全面包容和接纳，不是“Mutant and proud”的真义。

罗莎·帕克斯与马丁·路德·金

所以，在现实中的激进派看来，自由主义秩序并没有达到对所有人平等承认的承诺。自由主义用抽象的普遍性原则取消了事实上的差异性，未能对各种少数群体“深刻的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给予公平的尊重。自由主义传统上对待多元价值的主张是在法治的架构之中保持中立，并用宽容来调和不同价值间的关系。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这种做法其实是企图将文化之间的差异仅仅化约到自由主义所能接受的世俗化的、共识式的原则和伦理内，比如政教分离的要求会导致宗教服饰不能出现在公共场合，而开除殖民主义辩护者的行为却会受到言论自由原则的反对。这就像一个开明专制的大家长宁可委屈自己人，也要靠迎合外界来“曲线救国”一样。这就不是对不同文化的真心接纳，仅仅是经过“裁剪”后对于主流文化的“点缀”。多元文化主义的代表人物查尔斯·泰勒就指出，承认不能采取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路径，而应当立基于对少数族群独特文化身份的认同，亦即立基于对差异的认同。同时，自由主义出于保障私领域不受公权力干预的经典“公域/私域”划分，在激进派看来只会让少数群体被驱赶到不见天日的私人领域，让他们默默地承受“被排斥、边缘化、被迫沉默或者被同化的命运”，毕竟性别、性取向和宗教信仰在传统范式下属于私生活领域，不足以进入政治的场域。基于以上考虑，倡导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的激进人士提出了“个人的即政治的”的口号，“反对将少数群体的成员同化（assimilate）到主流文化之中的‘大熔炉’的理想，支持少数群体成员可以维持其独特的集体身份和实践的理想。”以同性恋者为例，他/她们不是仅仅寻求社会对其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宽容”，而是要求得到社会规则和实践的充分承认与接受。他/她们不再仅仅寻求普遍规则的豁免权，而是要去改变整个社会“结构性的不正义”，进而主张其生活方式的平等地位。（周濂：如果自由多元文化主义是答案，它的问题是什么？）就如同在X战警的系列电影中，变种人们并不是复联那种拯救人类的超级英雄，而是更多地在为自己争取利益、捍卫权利。

三、需要积极地追求差异吗？

然而，如果将斗争的基础建立在差异之上，甚至像万磁王那样认为可以基于差异逆转变种人与人类之间的等级秩序，对于少数群体而言真是一条更好的道路吗？

按照福山的说法，广义上的身份认同包括了族群、性别和性取向。这些属性的特点是它们与生俱来，并不能由人们主动选择，进而也就难以改变，难以在不同的身份之间找到一个有意义的最大公约数。换句话说，它们遵循的是一种与普遍性理念针锋相对的特殊性逻辑。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传统的左派与右派是在共同的普遍性框架下围绕着广义的阶级/经济议题展开竞争的。这种议题的特点是其主要涉及的是利益，而利益问题大体上是可谈判、可妥协的。但身份政治却不同，身份的属性是客观的、与生俱来的，很难在这上面发挥主观能动性。现在我们在网上，尤其是性别议题当中已经遭遇了很多这样的情况了：我是作为特定身份X发言，只要作为反对者的你不具备我的客观身份，那么你作为一个非X，你根本不可能共情我的经历，反驳我的论点。甚至，你是站在特权者的立场上讲话。按照马克·里拉的说法，“它竖起了一堵墙来回避任何问题，因为从定义上看，它们都来自非X的视角。它将观点碰撞变成了一种权力关系。论证的获胜者是求助于道德优越身份地位的人，也是在被质疑时表现出最强烈义愤的人。”这种情况到头来，不是打生打死，就只能相互隔离。

在左派内部，英国著名左翼史家霍布斯鲍姆指出身份政治追求的是在一个给定的政治共同体内部谋求优惠、差别待遇或者寻求特殊对待，因此是一种宣泄、佯装的政治。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左派的政治规划是普遍主义的，它尽管可能立足于某个阶级或者族群，并在实践中表现为某种联盟或集团同盟，但它们的终极目标是普遍人类的平等和社会公正。身份政治的缺陷就在于只追求自身的狭隘利益，却忽视了超越其上的一个共同愿景，无论这一愿景是民族的，还是普遍的。

这种差异性路线对少数群体来说更危险的是，它不仅仅能服务于少数群体，也为本来就敌视少数群体的人提供了一种策略来反驳“人人平等”的普遍主义叙事，从而为证成主流群体与少数群体之间的不平等铺路。

福山曾说：“左翼目前践行的身份政治的最糟糕之处或许在于它也激发了右翼的身份政治。”按照20世纪的语境中，右翼的代表一般是保守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中古典自由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的一脉，其基本主张是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干预、坚持个人主义、限制政府权力、重视渐进改良而反对激进变革等等。然而，近些年来，各国国内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右翼思潮，却与上述传统右派思想大相径庭。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又能发现它恰恰与二战前普遍主义理念尚未大获全胜那时的某种思想存在谱系关联。因此，与其称之为“新右翼”，不如称之为“另类右翼”。

现在的大多数舆论习惯将另类右翼归类为保守主义，但事实上，另类右翼更多地传承了二战前的一些人，如约瑟夫·德·迈斯特、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卡尔·施米特等等的思想。这些人并不是传统上像埃德蒙·柏克、弗雷德里希·哈耶克等“重视渐进改良而反对激进变革”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更适合被称之为“反现代派”，其核心主张是反革命、反启蒙、反对“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对于19世纪之前的前工业社会时代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更抱好感。一些研究者据此指出，“另类右翼所严肃反对的……不仅仅是左翼，还有现在的保守主义。”（Thomas J. Main,The Rise of the Alt-Right,Brookings Institution,p.5）

在另类右翼看来，主流群体是因为受到了少数群体的有意排挤与压迫，因而才会面临就业机会减少与收入下降等问题。放在西方，就是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欧洲人血统、基督教传统正在随着移民的到来逐渐陨落；放在东方，就是我们更耳熟能详的“高考加分等对少民的优待已经让汉人遭到逆向歧视”。更为极端的版本还支持种族主义的死灰复燃，认为种族之间的基因差异是造成不同种族在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和犯罪率等方面的社会差异的关键。例如诺奖得主、DNA发现者之一詹姆斯·沃特森便坚称黑人、女性等在生物学意义上是能力较差的群体。这种以生物学差异为核心观点的另类右翼已经在政治哲学层面全面否定了启蒙运动以来“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预设，消解了普遍性价值观得以成立的前提。

如果说激进左翼是在强调少数群体的身份政治，那么另类右翼则试图唤醒“大多数人的身份政治”——用另一个词讲，也就是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长期以来是一个概念口袋，有人将仇富的极左归类为民粹，有人将排外的极右归类为民粹。这两种分类既都对但又都不对，因为民粹主义的实质底色是一种铁板一块的同质化的“人民”想象。扬—维尔纳·穆勒（Jan-Werner Müller）在《什么是民粹主义？》中认为，民粹主义的核心主张和主要特征是一种“道德化的反多元主义”。这一想象跟代议制民主无关甚至反对代议制民主的程序取向，而是将“人民”实体化，形成对外与对内两种心理机制——对外，它的基调是排外，拒绝外来的“异质性”；对内，它的基调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平等”，拒绝内部的“异质性”。所以，说它仇富是对的，说它排外也是对的，两者对于民粹主义来讲都是逻辑自洽的。（超英电影第六期 || 《蜘蛛侠：英雄远征/英雄无归》）特朗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一个亿万富翁，他在2016年大选中却巧妙地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反对华尔街金融资本和建制派精英、亲近实体产业与劳工大众的形象，而这一形象却能够同时与其厌女、反移民、孤立主义等政策取向并行不悖。2016年美国大选中，58%的白人选票投给了特朗普，而非裔、亚裔、拉美裔以及其他有色人种投给特朗普的选票分别占8%、29%、29%和37%，未投票给特朗普的则占大多数。

当下的反抗性的左翼政治尽管发起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例如环保运动、女权主义运动、黑命攸关运动，但因为有着各自的“独特理念”与不同目标而严重碎片化，因此远远比不上19世纪、20世纪那些致力于改变整个世界、带有普遍性诉求的改良型或革命型宏大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而另一方面，回应型的右翼民粹主义已经在各个大国普遍兴起，加剧了世界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一定程度上让人们回想起一战前国际间所存在的相似的焦灼不安。但有一点明显的不同：在内政方面，一战前尚有工团主义等各种非国家行为体所驱动的、对不同于现存秩序的生活方式和组织形态的替代方案，因此人们尚存有对未来可能性的想象空间。但今时今日则十分缺乏这种整全性的理论创新，因此对“安全”的焦虑只是引发了国家主义的形态逐步回归，每部国家机器都越发强硬，只会让人们在思想上感觉越发压抑。

四、X基因vs. X因子

因此，确实有必要反思，走强调差异的道路，是否真的有利于少数群体？

梳理一下身份政治的论证路径，我们可以发现，激进派的论证策略事实上是：普遍主义的人人平等框架其实是建立在霍布斯意义上“没有超人”、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实体意义上的自然平等。那么既然各种各样的少数群体本来就与主流群体之间存在着种种的文化差异，就像变种人在生物学意义上拥有人类所没有的X基因，那么在价值和制度上就不应该还走平权的老路，而应当走独特的道路，享有独特的地位。

这确实命中了自由主义在建构现代性叙事中的一个软肋。在施特劳斯等提倡古典秩序的保守主义者看来，现代社会试图将自己的普遍性叙事建立在一些人与人之间共通的事物之上。但有什么是真正共同的呢？恰恰是生老病死、七情六欲等让人类服从于“必然王国”而非“自由王国”的东西，因为现代哲学不再关注灵魂与人格完善，而是身体与幸福等问题。施特劳斯的大弟子阿兰·布鲁姆就借批判《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阐明了这一点：“夏洛克通过诉诸人性的普遍性为自己正名……但遗憾的是如果人们检视这张清单，就会发现那仅仅是肉体上的相似，在他眼中，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共同点本质上是所有动物都具备的…灵魂中所有更高级的部分必须被抽离，因为它们表达了人关于美好和邪恶、美德和罪行的观念与信仰，这些无法共享的信念使人们相互敌对。夏洛克诉诸所有人都承认的人性，这势必导致他对一些事物的忽视，那些在高贵者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事物……看起来似乎存在着两条道路：在高层面上的敌对的多样性，或在兽性层面上的共同的人性。”（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莎士比亚的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这带来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因为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本身的基因已经可以被改造、被调整。这意味着，在权力、金钱等资源的加持下，现有的人与人之间在政治地位、财富等方面的外在不平等完全可以被转化为可延续的基因层面的内在不平等。到那时，真的有可能出现生物学意义上的“超人”。按照霍布斯的话语说，就是最弱者们即使再怎么联合与密谋都难以战胜的最强者。这种差异，比起身份政治所强调的那些族群、性别等方面的差异可是要远大得多。在这种实然层面大体相近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的情况下，“人人平等”的信条将会被彻底撕破。

这正是我们不能遵循“从实然到应然”的思路、而要尝试着将所有天生的因素抽离出来、回归到人作为一个“自由存在者”本身来思考的原因。周濂在评价基因工程时，指出反思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时，人类中心主义是一条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福山认为人具有一些值得尊重的根本生命品质——X因子。X因子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由构成人类的物质性条件所发生的本质性跳跃形成的。X因子不能被还原为任何像X基因那样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组成部分。一方面，这是因为整体虽由部分组成，但简单分析组成部分并不能理解复杂的整体行为。另一方面，与人类的意识有关。人类所独有的全部情感，使人产生了生存意义、目标、方向、渴望等意识，这些都是人类价值的来源。在福山看来，X因子是确认人类种群的一道红线，也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意义。（新刊 | 周濂：用政治“锁死”科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看似将人与人划分开来的生物和文化差异，并不具备真正解构“人人平等”这一信条的力量。拥有迥异于人类的X基因的变种人们，却拥有与人类一样的X因子。他们有的外貌怪异无比，有的能力毁天灭地，却跟普通人一样的有血有肉有爱恨情仇，因为人与人之间真正相通的不在于形而下的身体层面，而在于形而上的意识层面。

这当然是极左与极右所同时反对的东西。右派一贯批判自由主义那种抽离了先天因素的“人”的观念是将人理解为“无负担的自我”，认为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现代性就是价值中立的经济思维和技术主义，代表了一种“无根”的不确定性以及世俗化的虚无主义。按莎蒂亚·德鲁里(Shadia Drury)的说法，这些右派“敌视一切普遍的东西，将道德与帝国主义、普遍道德规范与正常化、人权与均质化混为一谈，在反全球化同质化中也拒绝了人类所共有的道德法则。”（莎蒂亚·德鲁里：《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版，第109页）而后现代左人则要求颠覆启蒙传统的真理、主体和知识概念，用微观的多元文化权力对抗连续性、必然性的总体权力，拒绝承认存在一种人性共通的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一种彻底的、无中心的多元主义。伏尔泰对卢梭的那个嘲讽，可以用来贴切地评价这种主张——“读了你的书，我真渴望用四脚走路。”。共同反对启蒙主义的理性、平等与普遍性原则，正是当代的极左与极右的主张虽然大相径庭，但都宣称自己超越了传统左右的原因。

五、Mutant and Proud的第二种理解

维护少数群体的权益，显然要诉诸少数群体与主流群体之共同为“人”的原点上，但不能回到“从实然到应然”的推导，不能还原到任何客观因素层面上的“自然平等”之处，而是不能不坚持一定程度上的唯心主义，坚持人类共通之处在于主观意义上的尊严、自由意志乃至虚无缥缈的“灵魂”。只有这样，才能为无论是属于少数群体、还是主流群体中的个人设定下一些基本的、共同的、不随客观差异而变的底线政治。在这个底线之上，再去追求多元的文化价值与身份差异。

如果基于差异的理由而拒绝普世价值，则很容易让左派本来意图用来贯彻平等的身份政治沦为右派阻挡群体内部追求进步的工具。就像威尔·金里卡所说的“保守主义者时常诉求多元文化主义的观念，因为他们担心自由主义和个人自主会不断侵蚀文化共同体的强大传统习俗和常规，会瓦解共同体的能力并使它们无法追求社群主义的共同利益的政治。传统主义的精英喜欢运用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华丽辞藻去阻止群体内部的变化，去限制群体与更大世界的接触，去捍卫他们所谓的‘正统’文化或传统观。在很大的程度上，这只是用多元文化主义的新语言重新包装起来的、已经失去吸引力的文化保守主义，并且，这正好展示了保守主义者令人熟悉的对于现代化和全球化所必然蕴涵的开放、灵活、多样和自主等精神的惧怕。这个意义上的‘多元文化主义’承认在较大社会中存在着各种群体，但却在观念上拒绝群体之内的多样性或差异性。”因此才要区分少数群体的两类权利主张：（1）针对群体自身成员的“对内限制”(internal restrictions)，旨在防止群体受到那些会导致不稳定的内部变动的影响（例如个体成员违反了传统惯例或习俗）；（2）针对外界社会的“涉外保护”(external protections)，旨在保护群体不受外部压力的影响(例如国家对少数族群的政策变动)。“对内限制”往往很容易滑向对群体内少数特立独行者的压迫，而这种压迫又很容易在“涉外保护”的挡箭牌下抗拒外界的干预与救济。所以，少数权利只有在同时满足两种条件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1）保护群体内个人自由；（2）促进群体之间的平等关系。而这，就在为少数群体与主流群体的所有成员立下普遍性的底线规定。（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

即使是在身份政治内部，为了回应人们对其狭隘群体意识的指责，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也被提出作为一种反抗性的普遍理念。“交叉性”认为社会压迫是多重身份范畴的交叉，某个身份范畴的受害者可能是另一种身份范畴的受益者，比如一个白人女性在与男性竞争中可能会受到性别歧视，但她也可能享受某种相对于黑人女性的社会特权。交叉性概念试图为所有形式的压迫找一个公约数，为所有被歧视者找一个共同的身份，在这个层面上，尽管大家遭遇的歧视形式多样且交叉，但都能在反抗歧视上找到底线共识，因此在理论上就可以从个人或群体的特殊体验中，一般和抽象化出一个普遍的反抗理论，并在实践中解决“杂多的左派”无法结成统一战线的难题。

可见，少数群体的斗争不能沿着“无限可分”的路径延伸下去，即使不去通过自我证明赢取主流社会的接纳，也无须刻意地追求差异，咄咄逼人地汲汲于要求他人对自己的“独特性”的认可和接受。真正的一种Proud的姿态，是管它有没有外界的承认，你坚守在或许充满了敌意的更大社会中，本身就心安理得地作为一种挑衅性的存在，做钉子户、刺儿头和牛虻。这就已然是一种自由主义者在追求的普世价值，正如19世纪的自由主义先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中写道：“一个社会中，怪僻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所含的天才异禀、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今天敢于独立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这样做确实对少数群体的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这需要抵挡住寻找自身舒适圈的诱惑，要有金刚狼那样“我们是变种人，我们永远不可能安全”的觉悟——“自由主义不可能保护个人不会被边缘化、不被排斥或不被放逐。自由主义精神鼓励个人抵制社会整合带来的压力。标新立异者也不期望得到赞同、接受和认可。要与众不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如果他们有独立的见解，他们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值得付出的代价。社会将一直会要求遵从。既渴望有所归属，又渴望成为一名标新立异者，的确是非常困窘的事情。我们这个时代的标新立异者缺乏个人主义的自由精神。他们渴望被接受、赞同和认可。同性恋者希望被视为正常人，他们希望更大的社会觉得他们的性取向同样具有价值，并且和异性恋是同等的，他们想参加神圣的婚礼。他们不再愿意把他们的生活方式视为不同寻常和怪异，他们不再愿意接受居于社会边缘的位置，不再愿意保持挑衅，并认他们的古怪为傲。”（莎蒂亚·德鲁里：《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版，第209页）但是只有这样做，才能为少数群体留下对话与交流的可能性，也为主流群体保留了同质化的模式之外新的方向和火种。毕竟，“突变，这是进化的关键。它让我们可以从单细胞生物进化至地球的主宰。”最终，现代人类不是尼安德特人与更为进化的克罗马农人之间的“东风压倒西风”，而是他们的混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