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

退烧第二天去上班，中午即“滚去”去看电影《万湖会议》——排片太少，唯恐错过。特别选择了最后一排。谁想，不到两小时观影，辗转反侧，几乎坐不直，不仅仅因为发烧后遗症。

这是一部极简电影，没有片头片尾曲，没有背景音乐。一开始即是1942年1月柏林市郊万湖别墅。顺便提一句，曾在寒冬去过柏林，绵绵细雨或阴天，全城肃杀，就像一张黑白照片。

1942年是“二战”中关键的一年。前一年，Nazi德国版图扩张，盛极一时，莫斯科还没回过味儿，英法也要招架不住。但前一年底，猪队友日本空袭珍珠港，美国不再隔岸观火，加入战争“群聊”，第三帝国的胜券看起来不再那么有把握。而随着占领势头扩大，德国国内高层的矛盾、与占领区矛盾，以及国内、国外犹太人问题都让庞大的“第三帝国”暗藏危机。事后复盘，至少早在1941年底之前，希特勒政府就下达过处理犹太人的指令。而这次看似非正式的会议，却是这一政策的放大贯彻。历史上仅找到不足万字的会议记录，但却由于被认定为“灭犹”行动的开端而臭名昭著。如果数据属实，当时欧洲1100万的犹太人，截止二战结束，已被各种方式“特殊处理”600余万，目标达成度54%。

这部电影像纪录片。与会者包括会议主持人党卫军总指挥莱茵哈德·海德里希——他以符合日耳曼人的英俊和残忍著称，从击剑、音乐到开飞机无所不能，海因里希·缪勒和负责统计、会务的阿道夫·艾希曼。与会者是代表各占领区、司法界等等的15名高员。

会议简洁高效，符合日耳曼民族严谨、务实的一贯作风。就犹太人“终级解决方案”中的犹太人身份界定问题、转运、“处理”效率问题，甚至执行者心里健康等多方面展开讨论。因为代表各方势力，与会者明争暗斗，偶尔针锋相对，头大到海德里希甚至一度休会。但会后，海德里希自己都松了口气：大佬们只讨论了实施的细枝末节，却没有质疑党卫军的领导权。而观影者反思后却愈发毛骨悚然：为了更好的未来，完成时代使命这一宏大愿景之下，为什么有人能操控几千万人生杀大权——这本来就是世间大荒谬！

但看起来，他们确实深谙此道。

首先，是他者化。他者，即被踢出自己的小圈子的人。可以是男人眼中的女人，女人眼中的其他女人，可以是外国人外族人，可以是“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与会者对外国犹太人的处置问题眼皮都不会抬一下，但如果是德国本国的犹太人呢？比如他们曾经并肩战斗、共同生活过的犹太国民？解决方案是先用“货车”（注意，甚至不是客运火车，预先把他们不当人看）拉出国境，在占领国再另行无害化处理。事实证明，我们对自己及族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但对于他者则更麻木不仁。

其次，是秩序感。在被迫背井离乡的德国犹太人出发前，他们也将签署一份财产放弃书。如此按部就班的流水线操作，维持秩序的神圣不可侵犯感。“集中营”在我们二战后的一代人眼中无疑是人间地狱，但根据历史档案，当时工作生活的德国人来说，这只是日常，和现在朝九晚五上班搬砖没有本质区别。很多资料表现了他们每日健康有序的工作状态，打卡、考勤、按月领工资、休假，甚至时不时搞点团建。除了有被调离上东部战场的威胁外，有吃有喝不用挨冻的集中营就像乱世中的世外桃源。

然后是细化分工。那个玩笑怎么说的？把大象塞进冰箱需要几步？答案是三步。首先，打开冰箱门，其次，塞进大象，最后，关门。当然，第二步实施的困难不得而知，但如果在一项艰巨、反人性的任务中，你所担当的不过是第一步、第三步，显然游刃有余。这也是在“最终处理”犹太人方案中的技巧。为了提高效率，毒气室作为先进技术被引入集中营。初来乍到的犹太人首先就要脱除个人衣服，“洗澡”，在尚未被视作人类前就惨遭屠戮。而集中营的管理者们所需要做的只是打开毒气开关，15分钟，关上。

最后，不得不感慨德语与我天朝语言在打官腔上的相似之处。德语中复合词众多，简单粗暴串联关键词，无视长度。《万湖会议》整部电影中都没有血腥词汇，无非是“最终解决方案”、“特别处理”，特指犹太人的der Judentransporte （犹太人转运）、die Judenfrage （犹太人问题）。专属名词荡气回肠，出世即拿腔拿调，直击灵魂，造成天经地义的错觉，效果可参考3年中不断造词的某某发布会。

万湖会议结束，大佬们散去，电影结束。

会议召集者海德里希在五个月后即被暗杀，命陨捷克，令希特勒扼腕叹息。穆勒战后失踪。而“小兵”艾希曼活到了战争结束，一度逃亡阿根廷，硬是被以色列总理亲署令“死活都要”、绑架回以色列，站上审判战犯恶行的被告席，最终以绞刑终结他恪尽职守的一生。汉娜·阿伦特将他的故事写成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 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二战”早已终结，而“平庸之恶”的幽灵却游荡人间。

不禁问自己，如何对抗“平庸之恶”？

他者的反义词应是共情、同理心，坚信世界和自己有关；而在秩序的洪流中，反思、反省、反问都是反抗利器。

一颗螺丝钉也有它的思考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