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

《万湖会议》看完有三个感受。

第一是关于艾希曼的形象问题。汉娜阿伦特曾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将艾希曼描述为一个听从指令而失去自我分辨力的平庸的官员，由此推出著名的“平庸之恶”的概念。这当然是一个有创见的想法，引发的讨论如“平庸的低职级人员是否要履行违反良知、人道主义的职责”对当下十分有警醒意义。但是另一方面，艾希曼本身真的可算“平庸”吗？有许多学者也质疑，艾希曼在法庭上的举止是否是一种自我保护呢？他内心其实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暂且不论内心是否反犹，他作为纳粹的犹太人事务负责人、签字人，不可能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影片《万湖会议》中，艾希曼也的确被塑造为一个出色的、执行力超强的官员。他虽然没有明显的情绪波动，不像其他人有清晰的狂热或是傲慢的性格特点，而是冷静有力又准确地回应着提问，以详实的数字和材料向与会人员做着汇报，看似是个很优秀的秘书人才，然而，你也会发现，他对自身的工作是极赋主动性、创造性的。他的身心参与着这项工作，为万湖会议的落实做了极佳的准备。如何能说他是“平庸”或“被动”呢？这是《万湖会议》带给我的第一个思考。

第二个思考如果联系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来看，会更有体会。《万湖会议》中你会看到纳粹是一个具备现代官僚层级体系的组织，非常严密，各有分工。每个人只关心自己份内的事，比如军工代表关心犹太军工人才如何处置的；地方官关心自己的地盘如何安置处理犹太人；法律专员则关心混血犹太人算不算犹太人的问题……却没有人在关心犹太人的整体命运。他们就像是机器上一颗无情的螺丝，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执行的实操问题，而不会对上级质疑任务的意义。

并且，层级的设置也消解了屠杀犹太人的负罪感。正如鲍曼所说，上级觉得自己只是议定了策略没有直接执行“特殊处理”而减轻了罪恶感。层级末端执行射杀的军人虽然嘴上强硬，但还是被“周全”考虑了心理建设问题，而被把射杀改成了毒气室，执行人只需运送犹太人，或打开一个开关，并不直接见到血腥场面，也由此减弱了罪恶感。浩大的屠杀工程被分解成一个个部件，由链条上不同的人员分别执行，避免了人道主义的泛滥。

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屠杀方式，也消解了来自犹太人的反抗意识。纳粹以登记财产等掩人耳目的方式，让犹太人在被转移过程中留有一些秩序感，避免了骚乱。循序渐进的驱逐、转移、收容和最终的“特殊处理”方案，弱化了犹太人的强烈恐惧，在现代性的步骤感、秩序感中，留有一丁点的“安全感”，由此肢解了群体反抗的可能。

再有，现代性意识也和屠杀犹太人的起源有关。仅仅是日耳曼人的民族主义并不能解释计划屠杀全欧洲范围的另一个民族的疯狂念头。只有在现代理性的逻辑之下，将世界看作一个花园，而犹太人被看作杂草和污秽应当被修剪和处理掉，才能给屠杀以类似园丁裁剪花园般的“合法性”。犹太人在欧洲或许因为贸易商贩上的一些原因，历史上曾经不受欢迎过，纳粹甚至声称“战争是对犹太人伤害了我们的反击”。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和影片《万湖会议》则一同警示了人们，追求整齐划一的高素质群体，是一条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任何对所谓“美好世界”、“乌托邦”的向往的革命口号和大规模行动，都值得怀疑和警惕。参差多元才是世界本态，要容许有你讨厌的人存在。

《万湖会议》虽然不是情节型电影，却有着一个贯穿始终的内在悬念：这些人究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从表面来看，似乎只有一位参与过一战的年长者以极其委婉的方式表示了反对，他说道：“犹太人的历史命运已经结束了，但我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人，如何面对做了这些事之后的创伤，我们自己的民族精神如何持续？”但是有意思的是会议主导者海因里希在片末不经意间说了一句微妙的话：“把会议记录都发给他们，谁都别说自己不知情！”

——他仅存的人类意识使他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不过被蓬勃的权力野心和狂妄的民族主义遮蔽得只剩一句半玩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