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

评分：

6.0 还行

原名：荆轲刺秦王又名：始皇帝暗杀 / 刺秦 / The Emperor And The Assassin

分类：剧情 / 历史 / 古装 / 地区：中国大陆年份：1998

简介：战国时代，秦王嬴政（李雪健饰）以统一天下为大业。当时燕国为嬴政的心头之患，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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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1-04

荆轲刺秦王影评：《刺秦》与《英雄》“天下”观的心理结构差异——从嬴政和无名说起

1996年，周晓文《秦颂》上映，1999年，陈凯歌《荆轲刺秦王》国内公映版发行，2002年，张艺谋《英雄》上映，十年之间，第五代导演代表齐齐将文化视点转向上古先秦时期，选择“荆轲刺秦”这一解读空间巨大的历史故事作为电影创作的基础文本。《刺秦》与《英雄》两部影片的视听风格与叙事策略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在人物设置上却不约而同提出了“天下”这一概念。“天下”观不仅指个人道德要求上的胸怀天下、心系百姓，这里将其归纳为三个层面，第一以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宏观历史眼光为基础，第二以创造先进社会政治制度为途径，第三以更大限度实现人的自由与幸福为最终目的。这种天下观念的体现者在《刺秦》里是秦王嬴政，在《英雄》中是刺客无名，两者都在这种“天下”观的引导下，为实现最终目的做出了殊途同归的选择，嬴政选择摒弃同理心与基本的人道关怀成为异化的“王”践行其理想，无名选择放弃刺杀助秦王实现统一大业，遵循历史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看似是出自相同的动机，但嬴政与无名两人“天下”观理念形成及运作背后的心理状态却有着不小的差异。
概括来说，秦王嬴政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的理想是各方合力的结果，包含个人意志与异己力量两个方面，而刺客无名为“天下”放弃刺杀主要是出于人物内心对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的伟大人格的追求，这其中涉及到了孔子儒学的深层次心理结构问题。

一、秦王嬴政的“天下”：历史二维背反的缩影
秦王嬴政“天下”观有三重心理动机：个人意志、人物关系推动与现实条件。
“天下”观的具体内容在影片中有正面表述，试看嬴政观“四海归一图”一段。这是树起秦王形象的一个关键事件，全片只有这一处明确而集中地表现了嬴政的政治抱负与历史眼光，其统“天下”的大愿在此得到清晰的阐述：“秦国和六国，眼睛看得到和看不到的地方都成了一个国家，天下的人都成了这个国家的百姓。这个国家只有一个王，一个好的君王，这个君王，在六国灭亡的时候要救护那里的百姓和人民。”立郡县、修栈道，自述中徐徐展开一幅对理想国家的畅想图，管弦乐营造的庄重史诗感，跪立的韩国画工的仰视视角，近距离的表情特写、大段独白以及话剧式的表演风格，种种视听手段都在为体现英雄人物的强大意志力及其带来的人格魅力而服务。又看秦国攻打新郑一段，攻城的战争场面与秦王击掷的画面交叉剪辑，秦王击掷所暗喻的一统天下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与赵国兵士、儿童为国殉难的灿烈交替出现。在这一对比中虽然显示出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悲剧性，但是在这样的杂耍蒙太奇剪辑手法之下，秦王的个人意志的不可撼动得到了最大凸显。同时，攻打新郑的战争场面使用管弦、鼓点加人声吟唱的模式，其营造的感性氛围仍然是悲壮中蕴含高昂激烈。导演使用暴力美学的视听表达，以非逻辑的方式来影响受众观感，目的正在于使观看者折服于“强力意志”带来的崇高感之下。[1]这一视角中的秦王，无疑有着“苍茫大地，我主沉浮”的自信与坚定，正是以这种心态为支撑，他才愿意牺牲爱情、亲情与友情。
但若说秦王“天下”观的三重涵义仅是个人意志的结果，那就是忽略了影片对秦王与其他人物关系的描写，也忽略了自信与坚定背后矛盾的心理状态。导演对历史的影像叙事上使用了相互对抗的两个脉络。其一以秦王视角进行叙事，不断为秦王以暴力手段完成统一建立合理性和正义性，因此秦王嬴政在某种程度上被抽象化为“历史规律”本身。其二以赵女、荆轲、燕丹视角进行叙事，又不遗余力展现暴力手段推进历史进程下造成的残酷杀戮、生产力破坏以及对个体生命和个体尊严的蔑视。血腥镇压嫪毐谋反、活埋赵国儿童、就地掼死赵太后儿女，创作者并不避讳展现历史推进中违背基本道义甚至反人性的内容。对于历史发展来说具备正义性的行为，对个体发展并不一定就是正义的，这种“历史悲剧性的二维背反”[2]反映在人物上就是嬴政对自我身份认知产生了撕裂，分裂的心理状态造就了嬴政神经质、疯癫的性格。来看《刺秦》国内发行版与日版在剪辑上一处值得注意的调整，日版将荆轲受盲女感召陷入自我身份怀疑这一情节放置在影片开头，国内发行版则在首尾以“秦王嬴政，你忘了一统天下的大愿了吗？”的发问相互呼应，不同的是，开头部分秦王以“嬴政须臾也不敢忘啊！”作坚定回答，结尾却是默然无语，人物的态度转变显示出心理上的深刻矛盾，作为历史意志的“秦王”打压着作为个体的“嬴政”，同时作为个体的“嬴政”又持有正常的人性，反复怀疑着作为历史意志的“秦王”。
助推“天下”观自始自终践行是多方合力的结果，如果我们以秦王嬴政为中心建立人物关系表，就会发现其他人物的行为有意无意之间都在督促嬴政不要忘记“一统天下”的大愿。
虚构人物赵女本是嬴政的情人，但为让秦王有理由攻打燕国，她在脸上刺字并前往燕国寻找刺客，这是赵女主动放弃了对嬴政的爱欲，成全嬴政作为“王”的使命。吕不韦与秦王被处理为父子关系，而这种关系恰好是秦王践行其“天下”观的阻碍，吕不韦的自杀隐含着为秦王事业献身的觉悟，这是他主动放弃了与嬴政的父子之情。两者的牺牲行为都在鼓励甚至逼迫秦王抛弃情欲去实现一统天下的大愿，他们以一种决绝的方式单方面切断与秦王的情感联系，这种期许反而产生心理上的压迫感。少伯宗是电影中出场不多的人物，但在推动秦王做选择上起到重要作用，在得知生父是吕不韦而非庄襄王时，嬴政表现出了影片唯一一次剧烈纠结的情感波动，他陷入了对生父养育之情与宏图伟业的冲突里，并一度想放弃杀死吕不韦。少伯宗不断提醒只有拥有纯正的血统才有资格实现“天下大定”，此处“秦王嬴政，你真的忘记了一统天下的大愿了吗？”第三次出现，实是在向秦王施加心理压力，迫使其为最终目标斩断私人情感，把正常人性从个体中活生生剥离，造成的后果便是人格上的撕裂，这其中隐含着导演的历史价值判断——个人情感应为历史发展让步。
在人物关系之外，事件设置也让嬴政陷入不得不做的境地。韩国来使求降，但“二十万将士，等着攻城的王命，眼睛望出血”，不灭韩国就是辜负将士，付出的人力物力代价成为了不可承受之重。不杀赵国儿童是为大一统帝国留下后患，不杀赵太后与嫪毐私通的子女无法稳固王权，这是现实条件要求下一个帝王无可奈何的行为。行为本身违反嬴政本愿，但现实的掣肘往往令人无法遵循本愿。
导演不认为个体的人能够真正以超越的姿态把握住历史规律，也不认为个体的人真的能承受“历史二维背反”带来的悲剧。秦王反复询问荆轲：“你为什么要杀我？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这既是伟大理想无人理解的孤独，也是濒临崩溃前的勉强支撑。嬴政已经对自己正在践行的“天下”观产生了深刻怀疑，然而他的“天下”观是包括英雄意志在内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自我意志的推动与异己力量造成的心理压迫交织在一起的，已经不能单由他个人做主。没有赵女自我牺牲、吕不韦的杀身成仁、少伯宗的时刻提醒，没有现实条件带来的种种掣肘，就不会有不可回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心态支撑，也就不会有一意孤行的暴力统一。

二、刺客无名的“天下”：伟大人格的实现
相对于《刺秦》里“莎士比亚”式的心理刻画，《英雄》却少见对人物个性与情感的描写，人物之间的冲突及其行为动机都是简单而直接的，刺客无名为“天下”二字主动放弃刺杀并坦然接受命丧秦宫的结局，他的“天下”观指向的是儒家因“仁”的内化而形成的思想-文化心理结构。
无名每一次“大义”选择都事关生死，但他极少表现出迟疑纠结，作为观众感受不到人物的情感波动和内心世界，这种举重若轻的态度与我们对人性的认知是相悖的，这是因为无名的行为动机不受人物关系和事件设置的推动，而是来自于以“仁”为核心的文化心理结构。电影一开始就放弃了对具体人物细密心理状态的刻画，而是想要传达一种理念或者说一种思想认知，即对以天下为己任的完美人格的自觉追求，这个理念对中国民族性格的形成影响至深。第一次叙事中，无名自请为赵国人挡住秦军箭矢，最后一次叙事中，无名成全秦王坦然赴死，无名平静地像是在述说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作为正常人无法从合理人性上理解这种不带犹豫甘愿牺牲的行为，要解释无名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不得不先回到“仁”产生的源头。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把仁学结构归纳为：（一）血缘基础，（二）心理原则，（三）人道主义，（四）个体人格，（五）实践理性。[3]礼是为了维护原始氏族时期小国寡民社会的安定有序创造出的外在规范，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现实环境下，孔子以“仁”释“礼”，为强调“礼”所具有的长久和普遍的社会性含义，他把外在的规范制度转化为人的内在心理需要，这就是李泽厚解释的：“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而为人情日用之常，使伦理规范和心理欲求融为一体。”建立在心理机制上的“仁”强调小国寡民社会的民主性和人道主义，它将个人发展与家——国——天下社会结构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实现外在的人道主义必须落实到个体人格的完善与独立上，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高扬氏族精英人格的主动性，要求人自觉提升对社会历史的责任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种于自我修养上的刻苦勤奋和对伟大的历史使命感的追求让个体人格的“仁”达到了顶点。
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出发，我们才不难理解为何无名最后的选择。无名最初无疑是抱着刺秦的决心觐见秦王的，但残剑希望他“为了天下，放弃刺秦”，这里的天下不仅关乎一国之存亡，更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期许，无名对这个“天下”观的接受即是一个伟大的自我人格走向完善的过程。“七国连年混战，百姓受苦，唯有大王才能停止战乱，一统天下。”“刺了这一剑，很多人都会死，而大王会活着，死去的人请大王记住那最高的境界（不杀与和平）。”无名十分清楚刺杀秦王的后果，不杀秦王，天下将会迎来新的秩序，杀死秦王，社会重新陷入纷争状态，作为精英阶层的无名深刻理解了“刺秦”的意义，他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做出了符合自我身份的选择。残剑、无名的“天下”观都是来源于“仁”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个体实现伟大人格提出的要求，所以才会有“一个人的痛苦与天下比便不再是痛苦，赵国与秦国的仇恨放到天下也不再是仇恨”的觉悟，其自我牺牲动机也就有了合理的来源。

对比之下，我们会发现两部影片表现人物“天下”观采取了两种相反的思路。《刺秦》力图细致地挖掘人物内心情感的对抗，最终呈现出的是一个具有“莎士比亚戏剧”风格的秦王，突出的是个体的人在历史二维背反中的心理挣扎；《英雄》却把人物作为体现普遍意义上儒家文化心理结构的符号，人物的行为动机都是简单而直接的。陈凯歌后在采访中说：“我不认为牺牲个体生命成就集体是对的。”这也是他不喜欢《英雄》主题的原因。[4]两部电影通过“天下”所流露的历史观并不能简单地说谁更高明，《刺秦》“天下”观背后个体有所醒悟，这种道德焦虑和自我身份怀疑一直是陈凯歌想要探讨的命题，但《英雄》却脱离单个的人，把着眼点放在了抽象化的文化心理结构上，透过扁平化的人物所要传达的是在中国绵延了几千年的儒家人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