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聂隐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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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还行

原名：刺客聂隐娘又名：聂隐娘 / The Assassin / The Hidden Heroine

分类：剧情 / 武侠 / 古装 / 地区：中国台湾年份：2015

简介：寂寞天宝后，巍巍大唐辉煌告终，朝廷的威严和向心力进一步削弱。此时藩镇林立，派系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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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5-09-09

刺客聂隐娘影评：《刺客聂隐娘》到底在说什么？（深度剧透，慎点）

文/汴人郭威

《刺客叶隐娘》不是武侠片，更不是风光片。
如果你能接受《三体》是一部宇宙尺度的中国近现代史那种脑补，那么你就有可能接受本文对《刺客聂隐娘》的脑补方向。
它不是窈七历险记，而是透过窈七短短数日的见闻，浓缩两千年的历史碎片，进而投射出今时今日的困局。其格局之开阔，多数华语电影是难以望其项背的，着实是十年一遇的上佳逸品。
文学、艺术与政治从来就不是相互排斥的，相反它们从来半推半就。政治同样蕴涵着让艺术家着魔的魅力。
服装、道具、建筑、台词留给更专业的朋友去品鉴，本文只聊聊剧情。

（一）
侯孝贤是不是故意让观众和审查官如坠云雾我不知道，总之大众不适应这种套路，大约还是多年来好莱坞熏陶的结果。因为早已习惯故事为王，手法不新奇，冲突不尖锐，感官不刺激的电影是很难让我们甘之若饴的。
讲故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刺客聂隐娘》的故事本身并不精彩，当你的故事元素十分常规的时候，你的手段，你的背景，你的目的地，你的故事载体就要非同寻常。个人认为这是一部尝试谈大历史的电影，每一条线索都是为宏观叙事服务的，而不是勉力把窈七刺杀田季安的故事讲精彩。
电影、原著和史实是三条相互交织而又各不相同的脉络。要理解侯孝贤究竟想表达什么，一个基本方法是拿三者进行比对，看看影片中删掉了什么，添加了什么，改编了什么，再分析他这么做的目的。要窥探其深层用心，须要历史偏门的知识储备，观众的思维恐怕也多是从此处开始掉队的。
我甚至在想，如果故事的原型不是取材河朔三镇，而是荆轲刺秦或者赤壁之战，观众是不是便不至于一头雾水了？
魏博，是真实存在过的，而且存在了两百年，比北宋还要长。假如以魏博的历史为主线，也可以拍出一部鸿篇史诗，但侯孝贤并没有这么做。请注意，在交代故事背景的片头字幕里，他给魏博二字加上了引号。
这是通篇的第一个暗示：“魏博”不是魏博，或者说不只是魏博。
电影《刺客聂隐娘》的故事是在魏博节度使传至四世田季安（张震）时展开的，此时魏博藩镇正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
唐中期，藩镇割据对抗中央，其中最为嚣张者，便是“河朔三镇”——幽州、成德和魏博。
元和四年三月（809年），成德藩镇的节度使王士真（契丹人）病故，其子王承宗自立为代理节度使。为获得承认，王承宗向朝廷献出德、棣二州，可在田季安的唆使下，他不但很快就反悔，还囚禁了德州刺史薛昌朝，以阻止其接收德州。唐宪宗李纯劝谕王承宗放薛昌朝还镇，王承宗拒不奉谕。元和五年（810年）宪宗遣河东、义武、幽州、横海、魏博、昭义六镇对成德进行讨伐，二十万政府军计划借道魏博进攻成德。
宪宗没有在片中出现，但他的意思很明白——摊牌，恭顺者生，违逆者亡。
是奉召讨伐王承宗？还是联合王承宗对抗朝廷？对六个藩镇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命运抉择。片中各路人马的路线与权力之争，便是围绕这场危机展开的，因为所有的矛盾都无法再掩盖下去了。
读不懂这场危机，就读不懂这部片子。
侯孝贤对这场危机着墨不多，只有议事厅的两场戏。但如果没有这两场戏，整部电影就真的变成窈七追求剑道的故事了。第一场发生在危机爆发前，是虚构的，第二场则是根据《新唐书》的记载裁切再现的。看过这两场戏，我就对侯孝贤导演详读过《资治通鉴》相关段落毫不怀疑了，大量细节都是有史书记载照应的。
如此严谨绝非恣意。
其实，窈七（舒淇）也不是唐人裴铏所著《传奇》中的那位侠女聂隐娘，侯孝贤只不过借用了原文的部分人物设定和历史背景，或者说相较于原著，电影与史实才更为接近。电影在探讨严肃的史实——我猜想这是侯孝贤想要表达立场。
首先，让我们剥离其他，先从政治这条线聊起。在这里窈七（舒淇）不是主角，只是一双旁观的眼睛。

（二）
河朔三镇是唐王朝削藩的重点，是否唆使王承宗的背后，是魏博要不要维护政治独立的路线抉择。侯孝贤在府内议事厅的第一场戏里把魏博的政治生态表现的淋漓尽致。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议事，而是一场杀机四伏的政治站队，田季安冷酷地盯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第一个发言的是位老将，高谈阔论不可与朝廷为难，视主公若子侄，不很恭敬，田季安虽一脸轻蔑，但并没有发作。无名老将是侯精心安排的。
第二个发言的田兴显示出了颇高的情商和智商，魏博所面临的变局便是借他和老蒋之口传达给观众的——“如日中天的朝廷讨伐军”刚刚消灭了四川节度使刘辟和江南李锜，许多藩镇纷纷归附，朝廷有能力，有信心，也有意愿肃清一切不逞之徒，魏博面临的军事压力是巨大的。
这段话陈述了这样一段史实：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重用贤良，改革弊政，从而取得元和削藩的阶段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史称“元和中兴”。田兴隐晦地提醒田季安，面对决心结束藩镇割据的宪宗，不要逆流而动。
但田兴没有直接规劝田季安归顺，而是话锋一转，站在魏博的立场上分析四川节度使刘辟的失败原因是割据时间短，用人水平低，以至唐军一至便树倒猢狲散。“咱河朔三镇自有形势，不同于吴蜀”，立藩已五十余年（又一处暗示），历经数代经营，将士百姓怀有累世胶固之恩，戮力同心，朝廷不会拿魏博开刀。
“况乎王承宗与薛昌朝尽管不睦，毕竟是姻亲，两者矛盾不出藩外，薛昌朝其利犹在河朔，必不全然受朝廷指使。主公此时唆使王承宗追押薛昌朝，徒然触怒朝廷出重兵而来，反陷魏博于险境。”田兴竭力暗示自己也是支持独立现状的，只是替魏博着想，不应与朝廷为敌。
这段含蓄的谏言依然触怒了田季安。
后来宪宗讨伐王承宗时，《新唐书》记载，季安谋曰：“王师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指魏博）伐赵（指成德），赵诚虏，魏亦虏矣，奈何？”田季安所担心的是，成德诚然是朝廷的敌人，难道魏博就不是了吗？王师一旦过河，即便没有玉石俱焚，成德陷落也是唇亡齿寒，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朝廷更不会放过魏博。
田季安尚未开口，田兴便直接向他解释魏博不必担心这种局面，显然是猜透了田季安的心思，而且说什么上下团结就能躲过一劫也是开空头支票。
这两点都是田季安所不能忍受的。
《三国演义》中，在关于是否降操的决策问题上，鲁肃说孙权：“如肃等降操，当以肃还乡党，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降操，欲安所归乎？位不过封侯，车不过一乘，骑不过一匹，从不过数人，岂得南面称孤哉！众人之意，各自为己，不可听也。将军宜早定大计。”
很凑巧，电影《赤壁》中的孙权也是张震饰演的，与田季安的处境相似。所以同样的观点，老将不恭敬地直接说出来他能忍耐，堂叔辈的田兴委婉地说出来，反而令他勃然大怒。田季安目光一倏狰狞，突咆哮掷出手中豹镇，并且很快以临清边境多事为由，把田兴贬去绥靖。
贬黜田兴的当晚，田季安对小妾胡姬说，这帮老东西竟然替朝廷说话。他不能容忍“朝廷派”对中央暗怀忠诚，而对自己离心离德。
当时议事厅里还有第三个重臣，那便是窈七的父亲大将聂锋。整个场戏中，聂锋的扮演者倪大红老师没有说一句话，甚至没有什么眼神和动作的变化，观众却无时无刻感受不到聂锋的存在。他才是精确把握田季安心态的人，他的老成保全了“朝廷派”，保全了大局，城府明显深于田兴。
四个人，两段话，砸了一个豹镇。讲述了历史格局的变化，表现了深陷历史漩涡当中每一个人的立场、心态、城府和性格，交代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又推动了剧情，贴合了历史。云谲波诡，暗流涌动，刀光血影，惊雷无声，这便是大师的水准。
看到这里，惩办“朝廷派”的田季安似乎已经被贴上了“魏博分裂势力”代言人的标签，无疑是唐廷统一的绊脚石。窈七的故事其实是围绕要不要替唐廷除掉这块绊脚石展开的。
假使你不畅晓藩镇史，就可能根本不清楚窈七面临着什么的复杂局面。

（三）
从唐玄宗李隆基到宋太祖赵匡胤，其间的大约二百五十年里，只有一个词堪称中国政治生活的关键词——藩镇。用现代人的语言来解释，藩镇就是设置在边境地带的军区，由藩镇的主要领导——节度使，总领辖区内的军事力量，主持当地军事工作。
唐军的骨干原本是府兵，说穿了，便是中央政府征调的军籍自耕农，平时务农，农闲练武，有事出征。但是唐帝国建立百年后，防线延长，战事频仍，兵役繁重，导致人民避役，士兵逃亡；与此同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自耕农越来越少，这严重动摇了府兵制的经济和人力基础。
到玄宗时，府兵已无以为继，但边患依然凶险，必须改弦更张了。
玄宗军事战略改革的核心便是藩镇。他大量扩充防戍军镇，把“体制内”的府兵制改为“面向社会”的募兵制。同时扩大藩镇职权，节度使开始掌握地方财政权力，以解决后勤需求，缓解中央财政压力；藩镇拥有辖区数州的行政权，以便有效遂行军事行动。由此，藩镇的兵权、财权和政权集于一人。藩镇集权，源于中央集权的效率缺陷，也是郡县制对分封制的妥协，集权与效率的矛盾贯穿秦之后的整个中国史，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然而，“包产到户”之后，被充分调动了积极性的节度使们无不以开疆拓土为封官发财的手段，厉兵秣马，横暴募兵。募兵制的恶性膨胀又导致兵随将走，军头们拥兵自重，尾大不掉，成为朝廷的隐忧。所以主要是男人们搞坏了政治，不要把罪过过分推到杨玉环身上。
藩镇的首次叛唐便导致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
这次战乱究竟造成了多少中国人的死亡，已不可考。但是唐军平定叛乱后，《资治通鉴》记载“是岁，户部奏：户二百九十馀万，口一千六百九十馀万。”与战前盛唐至少6000万纳税人口的统计相比，十去其七。也就是说，战争造成的死亡和逃亡、离散人口相加，当不低于三千万。根据《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当时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百姓流离失所。
所谓祸不单行，吐蕃又趁火打劫杀下青藏高原，尽得陇右、河西，并一度攻占长安。按照《刺客聂隐娘》分场大纲的说法，孪生的嘉诚公主（确有其人）和嘉信公主（窈七的师父）便是在吐蕃的这次入侵中，躲入道观避难的，嘉信公主也由此成为了一名道姑。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最终导致西域的彻底丧失，标志着唐在与大食争夺中亚的较量中完全失败。
然而唐廷的噩梦并没有结束。乱平后，为平叛新设和归附的藩镇林立，兵将久镇一处导致节度使出现世袭现象，尾大不掉，朝廷无力节制。不少藩镇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亦不赋税，形同独立政权。《刺客聂隐娘》中的田府金碧辉煌，如宫殿一般，田季安一家的衣饰也奢华尊贵，这都是逾越礼制之处，暗示着田家对皇室并没有恪守臣节。唐帝国进入军阀割据混战的时代，藩镇不但互相攻伐，还不断发动兵变。在“泾师之变”中，长安再次被叛军攻占，洗劫皇宫之余，未能及时撤离的唐廷宗室子弟有77人为乱兵所屠杀。
分裂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嘉诚公主、嘉信公主和唐宪宗李纯都是目睹种种人间惨剧长大的，深知分离主义是会吃人的，大一统是他们的共同的政治理想。
嘉诚公主便是那位在窈七回忆中抚琴讲述青鸾故事的忧郁贵妇。她在影片开端的25年前，为了稳定魏博与唐廷的关系而下嫁给田季安的父亲。影片中，她曾在与皇兄诀别时承诺二十年不使魏军过黄河一步，以保障和平。
在原著《聂隐娘》中，窈七的师父是个尼姑，电影中被改编成了具有唐代皇室背景的道姑，这就把原著中行刺的目的——行侠，转变成了政治谋杀。至于把尼姑变成道姑，是不是为了对应李唐自称老子李耳的后代，就见仁见智了。
经历过安史之乱的嘉信公主教导窈七，杀一独夫贼子而救千百人，所以“魏博分裂势力”代言人田季安当诛。
真是这么一回事吗？

（四）
《新唐书》和《旧唐书》上记载田季安的段落，都提到他颇自恣，沉湎酒色，善嫉，嗜杀无度。据说表现田季安残暴的段落侯孝贤也拍了，但最终全都剪掉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处理。田季安是不是好人，跟要不要杀他其实是无关的——这就是政治的逻辑。不表现田季安的该死之处，才能让杀他的理由更加纯粹——分离主义倾向是不为朝廷所容的，这才是侯孝贤想告诉观众的。
这也是侯的过人之处，超越了一般道德批判的层次。中国传统文化中侠的概念，原本是指维护道德仁义或社会福祉，侠是须要占领道德高地的。譬如电影《英雄》里的刺客无名放弃刺秦，就是为了维护统一的大义，为了天下人的共同利益，体现侠的精神。原著《聂隐娘》是写一个侠女的故事，但影片中几乎看不出窈七有侠的一面。
其实在窈七出场的前三个段落里，对前两个刺杀对象的描写手法也是一以贯之的。第一个大僚正在行军，锦旗招展，卫士如林，只表示他是个手握兵权的权贵，而并没有表现他作恶。只有师父（嘉信公主）告诉窈七，杀一独夫贼子而救千百人，窈七并不清楚他是什么人，只是遵师命。窈七在这里不是人，只是杀人工具，这是刺客的本分。至于刺杀第一个大僚的真实理由，只有师父嘉信知道。
第二场段落出现了全篇第一个长镜头，用以表现第二个大僚与小儿嬉戏的场景。不管此人是善是恶，必然是位慈父，这一切都被隐身房梁的窈七看在眼里。请注意两个细节——看到窈七之后，大僚下意识的动作是保护怀中熟睡的小儿；在窈七转身离开之时，经历生死瞬间的大僚并没有大喊“抓刺客”或者立刻抽刀拼命，而是先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放在卧榻上，唯恐惊醒，然后才惶愕万状地向窈七掷出一剑。父爱如山，窈七的人性不允许她在此时取大僚的性命，或者说师父没有给她足够的理由击杀此人。
第一次是杀陌生人，第二次是杀人父，第三次是杀自己的表兄，这越来越冲击窈七的人伦底线。然而师父，或者说侯孝贤都没有交代刺杀的真正理由，以至于不少观众真的以为窈七是为得剑道去才刺杀田季安的。
杀人理由究竟是什么？这算得上行侠么？人性困境让窈七成了一个无法杀人的杀手。
让窈七去杀人的嘉信公主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她先说“杀一独夫贼子而救千百人”，显然是身负大义，这跟她的政治立场、手段选择以及童年遭遇有关。然后她嘱咐窈七“已后遇此辈，先断其所爱，然后决之。”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先杀孩子。让窈七去刺杀田季安的时候又说“汝剑术已成，剑道未成，今送汝回魏博，杀汝表兄田季安。”
这些都是何等荒谬和残暴的逻辑？然而这就是政治的逻辑，无所谓善，无所谓恶，无所谓人伦和底线，只有“大义”，只有唐廷摧毁一切阻挠，恢复江山一统的铁血意志。
这让人感到发自内心的悲凉和疼痛，但这才是风中带着腥味儿的历史真貌，也是侯孝贤不露神色的历史批判。窈七的纠结和彷徨，就是人性在政治风暴面前的无助。

（五）
侯孝贤对政治和历史有着深入的理解，有些史实他并没有在影片中直接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在这里延伸一下。四年前，唐宪宗李纯是逼迫自己的父亲唐顺宗李诵退位才得到皇帝宝座的，退位后的顺宗旋即暴毙，史家一般认为是宪宗为巩固政权而弑父，但也存在争论。我们可以大胆假设，这才是片中的嘉诚公主得到皇侄死讯后大恸咯血，珠玉断碎的原因。聂母还告诉窈七，那些随嫁从京师带来繁生到上百株的白牡丹，一夕间，全部萎散。
嘉诚公主去世的场景如何，史书并无记载，但影片借聂母之口将嘉诚之死刻画的悲凉凄美，也是深藏用心的。唐廷宗室的骨肉相残人伦断绝，让牺牲自己换取和平的嘉诚公主感到无比绝望，否则皇侄之死不至于给已远嫁魏州二十年的她带来如此大的情感冲击。她的牺牲并没有换来和平，只是为唐廷争取到了二十年的喘息之机，一旦恢复实力，唐廷必然会着手荡平不服管制的藩镇。维持和平现状的力量平衡已经不复存在了，象征着朝廷与魏博血脉联系的白牡丹也就一夜枯萎了。
双方走向敌对，和平岌岌可危。
窈七一定早就得知了嘉诚公主的死讯，但她可能是在母亲讲述凄景时，才体察到嘉诚去世时的悲伤绝望。这让窈七泪水迸溅，拿了布帕蒙住脸，闷声恸哭。影片后来又借护卫夏靖（阮经天）之口提到了另一段史实：田季安之父田绪也是诛杀了堂兄田悦全家才夺取了魏博的最高权力，并为此终生疑神疑鬼，在三十三岁时暴毙。
乱世让每个人都伤痕累累，这就是剧中人物生存的世界，惨绝人寰。
即将与魏博，以及其他诸藩正面对决的，就是这样一个决意用冷酷铁腕结束分裂的朝廷。面对这头已经启动的巨兽，世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迎来另一场万劫不复的浩劫。值此，在田季安挑唆王承宗对抗朝廷之前，嘉信公主便已经安排窈七展开行刺田季安的行动，显然是一场预防性政治谋杀，而不是什么剑道。
田兴遭到贬黜，也是因为深受士卒爱戴引起了田季安的猜忌。但是这些情况片中都没有交代，你看不出田季安有多么阴险毒辣，侯孝贤把田季安该死的内容全都删去了，或者交代得很模糊。那么窈七还该不该杀了他？
嘉信公主在片尾说道：“剑道无亲，不与圣人同忧。”她的所谓剑道，暗喻残酷世界里冰冷的生存法则，伦理争辩还是交给圣人们去吧。怒目金刚乃菩萨心肠，救苍生舍小情——这也是电影《英雄》当中通过杀掉百万人以换取长久和平的秦王的逻辑。
见小儿可爱便不忍下手，闻公主凄景便失声痛哭的窈七显然有着一般被我们当做贬义的妇人之仁，难以认同嘉信的世界观。在府厅，在还玦时，在救胡姬时，窈七随时可以杀掉田季安，但她一直没有下手。为了朝廷刺杀表兄的行动制造了她内心的撕裂。
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她与嘉诚公主、田季安之间的情感牵绊。
忧郁的嘉诚公主曾在堂前教她古琴，说青鸾舞镜的故事：“罽宾国国王得一青鸾，三年不鸣，有人谓，鸾见同类则鸣，何不悬镜照之，青鸾见影悲鸣，对镜终宵舞镜，而绝。”
曾经制止孪生姊妹诛杀丈夫田绪的嘉诚公主，并不把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她认为自己的坚守和牺牲能够替朝廷和魏博换来和平。为此她不惜嫁给诛杀堂兄全家的军阀田绪，遣散长安同来的随行，并把生母出身卑微的田季安当做亲生儿子教养，实现了二十年不让魏军越黄河的承诺，最终孤独地死在陌土。“一个人没有同类”是本片的宣传语之一，嘉诚公主拒绝认同乱世的非人逻辑，血浓于水，人伦能够救赎，毁灭可以阻止，这是她的坚守。
在乱世间，这位伟大的女性没有同类。
田季安十五岁行冠礼时，嘉诚公主取出一对皇兄赠予的玉玦，一只给田季安为贺，另一只给“朝廷派”大将的女儿窈七。愿望着促成这对表兄妹缔结良缘，同时也是期待和平能够在下一代延续。
嘉诚公主是田季安和窈七精神上共同的母亲。
窈七知道自己与嘉诚是同类，但嘉诚已死，她不但成了没有同类的人，还要通过“绝人伦”来亲手毁灭嘉诚的政治理想。
矛盾的核心是背弃了嘉诚公主的理想，让窈七爱恨交加的田季安。

（六）
田季安的一生都是在政治撕裂中度过的。
窈七夜还玉玦，田季安与小妾说，幼时他高烧不退，没得救了，小棺材也准备了，就试试姑丈聂锋建议的土法，把他用竹篾子席裹好，立在阴凉地里，三天三夜，竟退了烧。他记得在那昏死蒙昧的竹篾隙间，感觉到不远处，有着始终不离不弃的目光，那是窈七的目光，任谁也拉不走。季安明白养母嘉诚公主撮合二人的心意，但父亲自有他的盘算。
昭义藩镇的元谊带五千人马连家眷万余人来投效魏博，结为亲家，如虎添翼。由于田季安不是嫡子，为了保证他能顺利继承藩主，传承自己守卫和平的理想，嘉诚公主便同意了与元家的政治联姻，牺牲了窈七。窈七十三年前的离开，与聂田两家情契的消散有关。
十三年后的现实证明，窈七的牺牲是没有价值的，这是她与嘉诚公主共同的宿命。
当初窈七与田季安爱情的阻力是权力，连嘉诚公主也选择了背弃，年幼时的窈七恐怕是悲愤异常的，远离伤心地也是聂峰送她跟道姑走的原因。权力给她带来了一生的伤痛，今天她却要为权力而杀戮。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因家族血仇无法结合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要为血仇而斗争一样，这是让她成为自己最讨厌的人。这种悲凉她无人可说，只有在母亲面前的蒙面恸哭，以及在磨镜少年为她包扎伤口时饮泣。
这是二人青春时代的疼痛，也暗喻田季安包括婚姻在内的政治生活中的身不由己。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借梅特涅·鲁缅采夫的口说到：帝王是历史的奴隶。越是位高权重，越要服从时势的发展规律。
这正是田季安的宿命。
田季安的第二场戏，也是其正室田元氏（周韵）的第二场戏，在窈七侦察田府撞见田元氏的和两个幼子时，田元氏只有一个非常具有仪式感的亮相——这也是魏博另一股政治势力元家的亮相。田季安询问遭遇刺客的情况，贵妇田元氏只轻描淡写道：“礼儿、询儿玩鞠撞见的，黑衣女子，似乎并无敌意。”作为一个弱女子，其镇定让人不免诧异。此外田元氏与田季安有三个子嗣的信息，也是通过这场戏中的长镜头传达的。结合田季安让长子田怀谏在议事厅旁听的细节，可以断言元氏所生子嗣是必将占据魏博继承人的宝座。
随后便是刺客精精儿的亮相，传达出两个信息，首先精精儿与田元氏是有关系的，其次除了窈七师徒，片中还存在另外一个敌对的“影子力量”。而在《聂隐娘》原著里精精儿和空空儿都是田季安的属下，在影片中则成了元家的势力。
田元氏和精精儿都是由周韵饰演的，嘉诚公主和嘉信公主都是由许芳宜饰演的，这种安排显然是在暗示一体两面。嘉诚和嘉信政治立场相同，区别是对暴力的态度；田元氏和精精儿的区别则只是一个面子，一个里子，指同一股政治势力阳谋与阴谋的两面。
嘉诚公主争夺下一代，田元氏也争夺下一代；嘉信公主和窈七搞暗杀，精精儿和空空儿也搞暗杀。总不能说你的洗脑就高尚，我的洗脑就可鄙；你的暗杀就是革命，我的暗杀就是反革命吧？冠冕堂皇背后都是赤裸裸的权力争斗。
双方的根本分歧，还是在统一与分裂的尖锐路线之争，田季安便是被夹在中间的那个，在数个鸡蛋上跳舞。

（七）
《新唐书》记载，田绪生前的客佐丘绛，因故触怒田季安，被贬为下县尉，随即又被召回，田季安将其活埋在路边。电影对此做了重大改编——此事不再是田季安所为，而是暗示元家暗杀了丘绛。有了这样一个残酷的先例，观众就可以看出魏博的“宗室”田家与“外戚”元家之间的角力有多么白热化。
田季安对藩内的政治局面有清醒的认识，所以生气归生气，贬黜田兴后，为了防止有人半路截杀，田季安又命聂锋护送田兴到临清。临行前，还专门喊了聂锋一声“姑丈”，以显示自己与田兴、聂锋终归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除此之外，还特地盯着田元氏的眼睛说“我不希望丘绛被活埋的变故再次发生”，田元氏微妙的眼神表示她听懂了——田季安是在透过她向势力庞大手段毒辣的“藩镇派”喊话。
田季安可以轻易罢黜“朝廷派”，却根本控制不了“藩镇派”，魏博的政治力量对比已相当清楚。田季安虽不甘心归顺朝廷，但也并非妄图与朝廷决裂，因此要对“朝廷派”加以保护，防止“藩镇派”独揽大权，真的陷入与朝廷的冲突。藩外政治，都要立足于为藩内政治服务。
可是矛盾显然已经激化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元家根本不听田季安的警告，刺杀田兴的杀手团依然出动了，如果不是磨镜少年和窈七相救，恐怕连聂锋也要搭进去。
与此同时，以田元氏为代表人物的“藩镇派”与田季安的矛盾也激化了。
起因是宫斗。
小妾胡姬怀孕，为了防止田元氏下毒手，以鸡血冒充月事试图蒙混过关，结果还是为元氏的家奴蒋士则所察觉。元氏随即让空空儿发动巫术，企图趁胡姬虚弱置她于死地。胡姬为窈七所救，随后护卫夏靖发现伤害胡姬的纸人与田绪死时其父捡到的纸人一模一样，认为田绪也可能是死于元家的暗杀。田季安当即派兵射杀了操纵纸人的空空儿，摆开架势要清算一场，杀个痛快。
与田元氏的“对决”是田季安最意味深长的一场戏，如果没有这场戏的点睛，整个段落就是烂俗的宫斗。
面对拔剑相向的田季安，田元氏非但面无惧色，眼神中甚至还带着一丝轻蔑，长子田怀谏也勇敢地张开双臂保护母亲，这让气急败坏的田季安无可奈何。要知道，田季安十五岁时能顺利坐上藩主，都是凭借与元家的联姻关系，怎么可能轻易清算元家？难道他能真的杀死三个儿子的母亲吗？
田季安跟窈七一样，也不能斩断人伦之亲。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考虑，田季安既需要“朝廷派”阻止“藩镇派”完全控制魏博，又需要以“藩镇派”制衡“朝廷派”，防止魏博彻底倒向唐廷。在唐朝政府军即将到来之际，田季安不可能搞大清洗，主动减少自己跟唐廷博弈的砝码。赢得了未来，也就赢得了当下，只要田元氏的儿子是魏博继承人这件事不改变，就没有人敢于放手清算元家。谁也不敢让自己的手上沾满未来主公母家的鲜血，田元氏用子宫保卫了家族。
片中说田绪也是死于元家暗杀，这处改编实际上是侯孝贤在暗示在凶险的政治斗争中，主君也是随时有可能被臣下反噬的。这种“下克上”的事情在藩镇时代其实司空见惯，田季安倘若与元家决裂，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所以田季安歇斯底里地劈碎屏风之后只能夺门而出，留下毫无惧意的田元氏淡定地招呼下人打扫一片狼藉。多说一句，立幼子而杀其母的事情，汉武帝刘彻做到了，这位帝王“人伦已绝，剑道已成”。
经历了这场风波，彷徨中的窈七认清了魏博的形势。在当前的政治格局之下，田季安不当杀，这既是人伦亲情，又因为藩内只有田季安能够稳住局势。倘若季安死，其子年幼，局势失控，已经刀枪在手的“朝廷派”与“藩镇派”，“宗室”和“外戚”，田系将领和元系将领，必将陷入更加残酷的争斗。
窈七放弃了刺杀，来找师父谢罪，也是绝恩。她告诉师傅，杀田季安，则魏博必乱。师傅说“剑道无情，不与圣人同忧。汝剑术已成，却不能斩断人伦之亲！”
也就是说，师父不接受她的理由。师父根本不在乎魏博乱不乱，甚至可以理解为魏博大乱才更有利于唐军统一天下，魏博军民的性命是可以为了“大义”而被牺牲的。
窈七转身离去，迈步下山。师父却突然从背后袭来，窈七本能地与师父交手于瞬间。瞬间过后，师徒收势站定，师父的白衣已为窈七的羊角匕首所划破。窈七头也不回径直下山，二人渐行渐远，终归道不同不相为谋。
她最终没有接受师父的“剑道”。
这场戏也意味深长，窈七刺杀第二个大僚失败时，师傅并没有赶走她，这次也没有任何赶走她的表示。所以是窈七主动跟师傅决裂的，原因不在于她不能大义灭亲，而是她无法用师父的“大义”去说服自己灭亲。
只有与师父彻底决裂，才能让自己从杀人工具回归到人的本性。

（八）
但是对于魏博而言，窈七的故事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影片一开始提出的政治危机依然存在，魏博还是要面对唐廷削藩力量的挤压。这就出现了议事厅的第二场戏，前边说过，这场戏是按照《新唐书》的记载复制的。
历史上，田季安最初的计划是把唐军歼灭在魏博境内。
幽州藩镇出使魏博的使节谭忠听说了这个计划，便对田季安说：“前些年王师能够打下四川和江南，计划周密得当，是宰相们的谋略。这次讨伐成德藩镇，不派老臣宿将，而是托付给宦官（指宪宗身边的太监吐突承璀），不调集全国兵力而是使用秦地（长安周边）的军队，说明这是皇帝本人的谋略，目的是为了夸服臣下。”
因为与主线无关，以上洞察人心的有趣内容都被侯孝贤裁切掉了，重点是后半段。
“如果这次王师尚未到达成德藩镇，而在魏博被消灭了，就说明皇帝的谋略比不上宰相，怎么能不让皇帝感到耻辱？羞辱皇帝会让他震怒，必然调集天下精兵猛将再举渡河，直奔魏博雪耻而来。”
谭忠向田季安建议，唐军进入魏博，应当重重犒赏，并派魏军参加讨伐。同时暗地里给成德写信，打一场默契仗，让成德丢一座城池给魏博军，让魏博可以献给唐廷交代差事，以度过眼前的难关。
电影《刺客聂隐娘》忠实地再现了谭忠建议的后半段，田季安只是一言不发地听着他慷慨陈词，并没有表态。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任由观众揣测遐想。尽管裁切掉了一大半史料，电影里仅有这一段念白，依然生动地反应出唐中后期，藩镇与藩镇、藩镇与朝廷之间征战不休却又若即若离不独不统的社会现实。
历史上，田季安听从了谭忠的建议，一面大张旗鼓讨伐成德藩镇，一面暗中与成德合谋，取得了堂阳，献给朝廷。魏博糊弄过了这次危机。至于唐宪宗李纯的这次声势浩大的远征，由于各藩镇的虚以委蛇，以及朝廷内奸与王承宗的互通声气，二十万大军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元和初年的削藩统一战争遭遇严重挫折。
这些历史脉络都没有在电影中呈现，关于统一和割据这对矛盾，侯孝贤想极力避免暗示一个结局，防止透露出某种政治倾向。其实这场战争也远远不是历史的结局，关于魏博的命运，我们回过头来说《聂隐娘》的原著。

（九）
裴铏所著《传奇》中的那位聂隐娘是位侠女，她行侠的故事主线是通过勇斗精精儿和空空儿，多次搭救了陈许节度使刘昌裔，然而电影中根本没有出现刘昌裔这个角色。电影中的情节是窈七出手搭救了自己的舅舅田兴。
田兴也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元和年间，他才是魏博故事的主人公。
元和七年八月（812年），也就是电影中聂隐娘的故事结束两年后，田季安暴死，终年三十二岁。其子田怀谏年十一岁，魏博大事皆决于田元氏，实际上大权落入家僮蒋士则手上。被贬黜两年的田兴被召回，官复原职。
结果，蒋士则处事不公，引起三军愤怒，纷纷要求拥立田兴为节度使。田兴拒绝作节度使，要求伏地哀求的士卒们答应归顺朝廷，这才到府衙议事。田兴只斩杀蒋士则等十数人，并没有把这次政变的杀戮范围扩大化，因而保全了田季安的家人，随后表奏朝廷。宪宗很快正式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并赐名弘正，魏博正式归顺朝廷，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割据历史。
侯孝贤把聂隐娘搭救刘昌裔的故事，嫁接到田兴身上，其实是在这个田兴这个角色身上投射出刘昌裔和田弘正两个人的影子。两人都是符号，在历史中的共同点在于都是铁杆儿的“朝廷派”，虽然有割据的能力和机会，但是忠心耿耿，坚守臣节，在原著和历史上都是符合华夏主流价值观的正面人物。
这就描绘出藩镇时代的一个关键特点——唐廷可以消灭部分节度使，却无法消灭藩镇制度。
前文已经交代过，玄宗之所以扩大藩镇，是因为府兵制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被破坏，经历过安史之乱，社会生产不是恢复了，而是被破坏得更加严重了。与此同时，藩镇时代的战争压力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加了，中央政府根本无力再恢复府兵制。相反，朝廷反而需要藩镇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林立的藩镇也并非全都不忠于朝廷，比如安史之乱的大功臣郭子仪便是朔方节度使。
唐朝中后期因藩镇割据而分裂，却又因藩镇并立对峙而维系中央政权不坠，不独不统，互相角力。
这种藩内、藩外互动的政治生态，在《刺客聂隐娘》中一览无余。中央政府强盛时，藩镇就规矩一些，中央政府衰弱时，藩镇就跋扈一些，这种此消彼长的政治局面居然绷了整整一百五十年——直到唐王朝灭亡，进入短暂的大分裂时代，五代十国。
统一与割据，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贯穿着整个中国史。
从制度变迁角度来谈，中国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分封制为主的周制，第二个阶段是以郡县制为主的秦制。所谓“百代皆行秦制”指的就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到满清灭亡这期间两千多年的国家制度沿革，修修补补不断试错和改良，但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三国演义》第一回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对这种情况的辩证总结。
硬要深究其中道理，不外乎一个“利”字，所谓分有分利，合有合利，分利大则人心思分，合利大则人心思合。
所以侯孝贤在片头给魏博加上了引号，“魏博”不是魏博，或者说不只是魏博。秦之后，中国所有的地方割据都在重复魏博的故事，侯孝贤是在描写一种宿命，一种人在政治纷争中被撕裂的状态，一个中华文明史当中独特的情感经历。
就这样，台湾籍导演侯孝贤讲述了一个唐代割据势力面临统一时的故事，他究竟想向今天的观众，尤其是大陆观众表达什么？

（十）
文艺片的全称是文学艺术片，除了艺术，还要重点强调文学性。而所谓文学性，不是入眼、入耳，而是要入心。不管手段是小说还是绘画、摄影、电影，它都不是讲出来的，而是发生在受众心里的故事，它的妙处是不易感受到的。
那么，侯孝贤的目的地在哪里？
愚见以为，这是一部以唐代分裂史为背景，以藩镇魏博为载体的台湾近现代史。
首先声明，本人并不认为侯孝贤导演认同台独，从他以往的作品来看，他所一直强调的乃是可以称之为“台湾主体意识”的思维立场。这种意识不同于去中国化，与宣扬台独也有距离，但同时又与大陆人民的价值观有着本质区别。大陆人很难理解百多年来台湾人所蒙发的独特主体意识，这种分歧是客观存在的。不同地区，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族群，被深深地割裂开来，都导致彼此缺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认识。
在鲜明坚持中国立场的同时，也应正视台湾立场的客观存在。
日据五十年，好几代人，随着老一代把乡愁带进墓地，会发生很多质的改变。很有趣的一件事，1945年鬼子投降，很多台湾人前一分钟还在痛哭流涕地恭听天皇“玉音”放送，下一刻就意识到自己原来是战胜国，欢欣鼓舞地迎接祖国接收。这样的扭曲的历史情感体验，是我们大陆人所没有的。相对于军阀混战，抗战军兴，战争紧接着战争的祖国，台湾人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绝大多数人对大陆的情状是不怎么关心的。紧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被推翻，转进到台湾割据，便又是两岸长达近四十年的隔绝。
侯孝贤在《悲情城市》（记述“二二八事件”）里让光复后的台湾人唱《流亡三部曲》，试图模仿祖国一切的人们却唱跑了调，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政治隐喻。粤人、闽人和客家人开拓台湾，后来西班牙人来了，然后是荷兰人，郑明，满清，日本人，国民党，一个个政权来了又走，屠杀、镇压、建设然后又离去。这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是不同的，所以台湾人对政权的态度与我们也是不同的，他们不信任政权。
日本人骂他们“清国奴”，后来国民党骂他们“日本奴”，同是汉人，却处处遭到歧视。这也是吴浊流小说《亚细亚的孤儿》里的内容，认知错乱的台湾知识分子，最后以发疯的悲剧收场。“说我们奴化，难道是我们自己愿意被奴化的吗？！”
罗大佑在同名歌曲《亚细亚的孤儿》里唱到：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民党政权代表被赶出联合国的那段岁月。台湾又一次被国际社会抛弃了，这件事对很多台湾人的冲击是相当大的。
曾有极端的台湾人谈到45年光复时说，只是又一次“被殖民”罢了。历史记忆让他们眼中的“祖国母亲”并不温情脉脉，这也是不少台湾人对于中华民族复兴事业深表冷漠的原因之一。这一切仍然是百年国耻的后遗症。
侯孝贤比较隐晦地在《刺客聂隐娘》中表达了台湾人以悲情为基调的主体意识，他渴望大陆人的倾听。
因为我们大陆人也不怎么在乎台湾人怎么想。

（十一）
首先我们来看影片中魏博所面临的那场政治危机。元和中兴，唐王朝在经济和军事上重新崛起，进而开始寻求政治上的统一。那么今日台湾面对的最大政治变局是什么？
祖国大陆的崛起。
大一统，是每一个中原正统政权的必然追求，根本无力自主抗拒的台湾何去何从？个人猜想，唐宪宗、嘉诚公主和嘉信公主代表了大陆对统一台湾的三种取向。唐宪宗代表着政治和军事压力，也是统一的根本基础和国家意志，嘉诚公主则代表着维护和平局面的怀柔政策。至于一直被侯孝贤含而不露地批判的嘉信公主，则代表着中央政府为了统一无所不用其极的一面，甚至不惜为了统一牺牲掉台湾军民。不得不承认，第三种立场在我们中间是相当具有市场的，侯孝贤认为这是“绝人伦”。
对这三个角色的描绘，其实代表了一部分台湾人对祖国大陆，对统一进程的复杂认识。特别是嘉诚公主，她被塑造成一位伟大母亲的形象，应该也是暗喻大陆是台湾血缘和文化上的母亲，代表与祖国大陆的文化纠葛、血脉联系。同时，她离开长安远嫁魏州，从此没有同类，也可能是指代的是甲午割占台湾和49年国民政府东渡。
凝结在她身上的，是两岸间血浓于水的人伦之亲。
《刺客聂隐娘》中对中国古代器具、衣饰、建筑的呈现是否准确，并不是本人的知识水平所能品评的，但起码可以看出侯孝贤极致的用心。或许他也想利用考究的道具来表示自己对中国的文化认同。
田兴、聂锋无疑代表着岛内统派势力，连战不是都来参加70周年抗战阅兵了么？顺便提一句，连战的父亲是在祖父的授意下，返回祖国参加抗战的台湾人。还有第一场军议时的老将，分明是代表老迈昏聩行将就木的老一代外省移民。田元式、精精儿、巫师空空儿则应该是代表着独派势力的面子和里子，田季安的三个儿子则代表彻底被独派洗脑的下一代。
其实这样的政治版图，又何止台湾？香港“占中运动”的背景同样如此。
抛弃窈七，让田季安与元氏成婚，代表为了巩固统治的国民党只能与本土势力结合、妥协。其实即便“本土派”当政，就有好办法面对统一的坚船利炮了吗？这个问题侯孝贤并没有提出来。
窈七青春时因权力而被抛弃，代表台湾甲午年被抛弃，光复后又发生“二二八事件”，70年代又被国际社会抛弃，几重历史的叠加，导致满腹悲情，对祖国母亲（嘉诚公主）即认同又充满怨恨。自认为是亚细亚孤儿，没有人能理解自己，祖国要夺走自己的独立地位，没有善意。
窈七跟田季安其实是一个人，都是在被撕裂的台湾社会中具有台湾主体意识的一代人。然而田季安又有自己的政治利益需要保护，而窈七则是不愿涉足血腥政治斗争的一批人。杀一两个权贵，根本什么也改变不了，有病的是整个社会。
所以窈七最终选择了代表隐居的离去，因为她什么也改变不了。
谈到历史，我们大多习惯于历史长河、历史的滚滚车轮、世界大潮浩浩荡荡之类的字眼。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确信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碾压总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侯孝贤的这部电影，则是试图从被碾压者的角度，谈谈他们的状态，谈谈被集体（大一统）意志压制之下潜在的矛盾。
他与我们的主流价值观不同，但应当给予尊重与正视。
不管未来走向何方，我们终归血浓于水。只有努力倾听彼此，才能慢慢开始新的、共同的历史记忆。

长庆元年七月（821年），也就是影片的十二年后，成德牙兵作乱，时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及家属、将吏三百余口一同遇害，终年五十八岁。魏博复乱，更四姓，传十世，到罗绍威投降后梁太祖朱温（905年），魏博名存实亡。
两年后（907年），唐王朝灭亡。
一件事情会很快被另一件事情掩盖，魏博的故事，不管当时有多大反响，很快就被遗忘了。今天，它由于电影《刺客聂隐娘》而长久地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
这就是故事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