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与我同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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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还行

原名：An Angel at My Table又名：天使诗篇(台) / 我桌旁的天使 / 伏案天使

分类：剧情 / 传记 / 地区：新西兰年份：1990

简介：作家珍妮特（凯瑞·福克斯 Kerry Fox饰）的一生因为苦难而坎坷，因为文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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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03-09

天使与我同桌影评：精修字幕 & 导演手记：寻找珍妮特，电视项目终走向影院，还差点掀翻那年的威尼斯

去年因《幸福的拉扎罗》红极一时的意大利导演阿莉切·罗尔瓦赫尔，在她的CC标准收藏TOP 10榜单中选到了一部新西兰电影——《天使与我同桌》。阿莉切说这部片子让人感觉自己“参与进了故事的讲述中”，它带来的愉悦“就像人置身水中任由水波流淌”。无独有偶，瓦尔达奶奶前年在CC淘碟，也选中了这部作品。
1990年上映的《天使与我同桌》是新西兰女导演简·坎皮恩的作品，曾获得第47届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Grand Jury Prize）。坎皮恩最著名的作品应该是获得1993年戛纳金棕榈的《钢琴课》（至今她仍是戛纳史上唯一一位获得该奖的女性），至于还记得《天使与我同桌》的人就不多了。
《天使与我同桌》讲述的是新西兰著名女作家珍妮特·弗蕾姆（Janet Frame，1924-2004，台译“珍奈·法兰姆”）前半生的故事，根据作家的同名自传集改编。珍妮特不仅著有许多小说和诗歌，她的特殊履历还包括青年时期进入精神病院，甚至是自愿在其中生活，且有8年之久。和《飞越疯人院》或者《囚》相似的是，可以预见本片将会带给你的压抑；但不同的是，本片的主角，是一名长相不甚好看、生性敏感害羞、沉浸在文字世界的女人。这个“疯女”人遭遇了什么？“天使”指的又是谁？
跟随影片中的身影或许就有解答。今次，小把戏制作了《天使与我同桌》的新字幕，可在文末获取；我们还翻译了电影原作《天使与我同桌》自传集的导言，正是由导演简·坎皮恩撰写。文章记述了导演拍摄本片的缘起，以及和作家本人相会的经过。

珍妮特·弗蕾姆的第一本小说《猫头鹰真的哭泣》（Owls Do Cry）出版后在新西兰引起了轰动。一些人将它誉为是这个国家亟待已久的首部伟大“杰作”，另一些人则讨厌书中斜体字的内心独白，并批评它太过新潮、“过于忧愁”。不过对我来说，当我在14岁读到它时——和小说中的人物达芙妮一样的年纪，那个死亡之屋里的达芙妮，她幽暗、意味深长的歌声就捕获了我的心。
天还早的时候，起初是鸟儿飞来，还有云中鸣叫的鹪鹩，它就像诗中的孩子般歌唱着，放下你的风笛，你幸福的风笛。[1]这里生长着豆荚花和豆绿色葱翠的草，滋生了成团的飞虫，晃晃悠悠地撞击着高地。
这是珍妮特为达芙妮勾勒出的内在世界，充沛着想象力的宝藏。不仅如此，珍妮特也在我心中，甚至可能在所有敏感的青春少女心中确证了这样的世界。我们被赋予一种声音：她是诗化、有力且命中注定的，她是一首美丽而神秘的灵魂之歌。
14岁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生活真折磨人。还记得坐在自己的床上，靠着白色的塑料床头板，朦胧的白纱床罩，搭配着绣玫瑰花纹的窗帘铺展在我面前。我的房间没有一丁点儿我所梦想的浪漫情调，没有我想象中像林中薄雾一样悬浮在绿色地毯上的床罩和窗帘。床罩和窗帘反而是电暖片的火患，是一种屈辱，是我致力于将它们浪漫化却最终失败的证明。不过，在我无法成功营造氛围的地方，珍妮特却出色地做到了，这让我非常欢喜。
《猫头鹰真的哭泣》是实验性的，书中内容部分源于珍妮特亲历的事件，包括有8年时间，她断断续续在精神疗养院中度过的经历。这激起了不少关于她真实人生的传闻和负面印象。有些人相信她仍在疗养院中，可能还做了前额脑叶切除手术，她被当作是一个被精神病毁灭的悲催天才。另有些人则推测，她已改名换姓移居海外。
大部分周末我一家都会在普利莫顿的海滨公寓中度过，驱车前往那里的途中会经过臭名昭著的疯人院——波里鲁瓦医院。
“珍妮特·弗蕾姆在波里鲁瓦吗？”当我盯着这些被奇形怪状的大果柏围绕，像监狱一样死气沉沉的房子时，我会这么问。
“不，不是波里鲁瓦。”
“那在哪儿呢？”
“她在‘太阳恩光’（Sunnyside）。”
“太阳恩光？他们管精神病院叫‘恩光’？她还在那儿吗？”
我边看边想。
我带着钦佩、怜悯和恐惧来看待她的生活。做人不寻常在新西兰社会中是一个污名，“发疯了”则是不可补救的羞辱。
15年后，我不幸要经常光顾波里鲁瓦医院的K2病房。因为我的母亲多次要去那里寻求一点解脱，以摆脱她晚年因抑郁而无法克服的恐惧和苍凉无望。就这样，我踏上了珍妮特·弗蕾姆的领地——跨过了马克思横在走廊里的假腿，还推开了一个彳亍走向我母亲的老头儿，在休息室里，他带着惊人的企图把手放在她的扶手上，问：“伊蒂斯，我要是想在你的房里睡，得花多少钱？”
母亲毫不担心地说：“麦克，我告诉过你，我可不会和你谈钱。”
1963年，珍妮特·弗蕾姆回到了新西兰，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避免萦绕其生活的闲言碎语，她决定写下实情。正因如此，她写下了三卷本的自传，并以《天使与我同桌》这个标题将它们收录成集。这是我读到过的最美妙的声音之一，最动人的书籍之一，也是新西兰作家最好的作品之一。
她做到了写作中的极难之事，她找到了一种极其自然的声音，就像这些不是被写下来的，而是一直在那里一样。她没有犹豫；“珍妮特·弗蕾姆”诞生了，我们伴随着她一起长大。珍妮特所做的，比澄清对她个人经历的误判要多得多：她诉说了她全部的人生，这既意外地令人着迷，又充满悲剧色彩。除了在精神病院进进出出的那些年之外，我并不知晓她的两个姐妹在从未提及过的事故中不幸溺亡，我也不曾意识到小说家弗兰克·萨吉森（Frank Sargeson）在她的生命中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他提供给她栖身之所并教导她写作谋生。随后第三卷中的乐事是关于她的爱情故事，一桩发生在伊维萨岛上，另一桩是和一个穿双色鞋的西班牙男人。
珍妮特的独特才能，以及那些能成就她杰作的品质，或许正是在于她通过暴露自己的脆弱表现出一种深刻和率真；以及她冷静又正值地书写痛苦和屈辱，乃至就像是在书写自己的成功一样。她使我毫无防备。没有人要求我赞扬珍妮特，但我仍了解她的点点滴滴，并且爱戴她。
1982年的时候，母亲把弗蕾姆自传集的第一册寄给了身在悉尼的我，当时我正在澳洲广播电视电影学校学习电影。这书刚刚出版，在澳大利亚还买不到。第一次翻开《猫头鹰真的哭泣》的14年后，我再一次坐在自己的床上，再一次阅读珍妮特·弗蕾姆，这一次我读的就是自传集《天使与我同桌》的第一卷。这一次，我已经不再对卧室的情调有任何企图。我的床垫就铺在一块由四个牛奶瓦楞纸箱支撑起来的木板上，也没有什么床头垫和床罩。
我如此清晰地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珍妮特的书对我有巨大的影响。我一边读一边不断啜泣。就像她重重地对着我胸口一拳。但打动我的不仅仅是珍妮特的人生，在阅读中我也重新经历了我的童年：在断层峡谷中探险，在蔬菜盒子做的篷车里玩很久“开拓者”游戏，在街角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纪念公园玩绕圈球，还有在玛格丽特女王学院舞会被杰弗瑞·贝尔德抛弃的羞耻——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三周前甩掉他的罪有应得。
在悉尼的那个周末，我躺在床上，浮现出一个念头：要尽可能向更多人分享这种独特经验。我没想着我会帮到这本书，只是觉得电视剧可能会有利于更广泛地分享她的作品。于是，那一年晚些时候，我动身去找珍妮特·弗蕾姆。
1982年的12月24日，我见到了她。回新西兰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开母亲的车到莱文，向珍妮特讯问她自传版权的事儿。当时我28岁，我的教母玛嘉·戈登认识珍妮特，她给了我地址并安排了这场会面。
莱文是一个平淡、简单又整洁的城镇，每一座砖房或木屋都是同样的大小和样式。从这些房子中，通过前院里没有修剪过的金黄色草地，还有放在房子外用来隔音的额外一层砖墙，很容易辨认出珍妮特的家。屋子看起来空荡荡的，像是被遗弃了。珍妮特应门的时候我几乎吓了一跳。我们都很紧张。我本给她带了一些新鲜鸡蛋，不过却在一个转角急刹车的时候把它们打碎了。我想向她解释我差点出了意外，但我还没说完，珍妮特就焦虑起来。
“出意外？噢亲爱的，你没事吧？”
“不，不是我，是鸡蛋。”
我越绕越深。
“什么鸡蛋？”
（因为并没有鸡蛋；它们全打坏了。）
最终我们不再谈论车和鸡蛋还有意外，我跟她说了我有多么喜欢《致岛国》[2]。
珍妮特跟我见过的任何人都不一样；她自由、更有生气和活力。她诙谐风趣，同时思维缜密。珍妮特的举止不落俗套，她也不在乎自己的衣着和外表。
我还记得她的屋子有点杂乱，碟子乱放在厨房里，洗手间也没有门，只有一个帘子替代。她还有一只好看的白色波斯猫，我们都非常喜欢它。过后，她带我穿过屋子，给我看她工作的地方。她把每一个房间，甚至是房间的每一个部分都归给一部正在写作中的书。房间被挂着的帘子隔开，就像在医院病房里为了医生巡诊或者保护患者隐私的帘子一样。这可能是受20多岁时进出精神病院的艰难日子影响，才得出的办法。在她最终要写作的桌上，放着一对耳罩。
“我受不了任何声音，”她解释道，“两层墙都没有用，这样我可得搬家了。”
我们坐下以后我先看了看表，因为我曾被告诫，不要在这儿待超过一个小时。
珍妮特和蔼又实在地建议我先等到读完后两卷自传再谈版权的事，看看我是否会和《致岛国》一样中意它们，后两卷预计要在1983年和1984年面世。在这之前，她不会对别人出售书的版权。她说她喜欢胆大妄为，这让我满心希望，尽管我还是一个学生。珍妮特看电影的品味比我老道得多，她跟我讨论了《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并说她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强烈气氛。
忽然间外面如电光霹雳，我们听见附近像有来福枪响。
“看来圣诞精灵来早了。”珍妮特说。
我们一边笑一边听见更多枪响。
“圣诞节你有什么特别的打算吗？”我问。
“当然，圣诞节我要和几个非常要好的老朋友聚聚，”我们一边走到前门，她一边回答，“我要和勃朗特姐妹艾米莉和夏洛特一起过节。”
两年后我再一次拜访她，这次是和我的朋友兼制片人布里奇特·伊金（Bridget Ikin）一起。我们和珍妮特在她称之为餐厅的地方喝了茶，不过这里可没有放桌子，这里只有一张床，套着粉色的灯芯绒床罩。珍妮特和我们分别坐在床两边的椅子上，三个人都把茶杯小心地搁在膝盖上。当时气氛很愉快，没一会儿我就觉得我们仨就像是到医院去给谁探病，只不过病人不在，好似我们是太懂礼貌不好意思说破、要么我们都是达达主义者，故意不去提这茬儿。
我最后一次见到珍妮特，是我们一起拍电影的时候。两位制片人约翰·梅纳德（John Maynard）和伊金，邀请她到奥克兰来我们的剧组探班。于是，珍妮特和我的教母玛嘉从莱文市结伴而来，玛嘉还在影片中露了脸。
在片场，珍妮特找了一张椅子正对着摄影棚坐下，她观察着我们拍摄、观察着我，而我也观察着她，我真感激她的关怀并给予我施展拳脚的机会。她并不想控制这里，不仅在那时，包括在之后适应劳拉·琼斯（Laura Jones）剧本的漫长过程中，她几乎都不曾指指点点或者要求改动。在一周的时间里，珍妮特越坐越近，直到周五——她在剧组的最后一天，她坐到了一张沙发上，那是拍在奥马鲁的弗蕾姆一家时用的电影道具。她拿着粉色页的通告单，上面印的电影圈行话对她来说都是全新的词汇：“杀青”、“通告”、“现场道具”和“上胶片匣”——她慢慢地发音吐字把它们读出来，就好像在品味这些新奇的东西。
珍妮特来的这一周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珍贵的，梅纳德用一张有4个珍妮特的照片来纪念这段时光，照片上有童年珍妮特，少年珍妮特，凯莉·福克斯（Kerry Fox）饰演的珍妮特，还有珍妮特本尊。
我常常会苦恼，人们到底为何会喜欢我的电影《天使与我同桌》。这部影片在威尼斯电影节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反响是我此前及此后的作品都不曾有过的。放映时，我根本不知道这部这么长的电影是如何为人们所接受。一个优雅高大的意大利女人坐在我的边上，她的肤色晒得就像煎好的培根，还穿着高跟凉鞋和一席修长贴身的晚礼服。她可不会令人联想到什么蓬乱红发、灰头土脸的新西兰人。我直挺挺地坐着，生怕看到她在旁边打哈欠。电影接近尾声时，她抓住我的手用意大利语小声说：“可怜，太可怜了。”[3]我心想：“这片子就这么没药救吗？”一边转过去看她，只见她泪流满面。她非常渴望知道，珍妮特的结局是否安好。随后主创上台时，这位优雅的陌生人拥抱了我，我被轻吻脸颊的时候还沾上了她的泪水。“太棒了！太美了！”她几乎大声地吼道。
这不是那一届最好的电影，但却是最受爱戴的。当《天使》被授予二奖银狮奖时，人们阻止评审团主席公布金狮奖得主。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人们反复颂着：“天使！天使！天使！……”
除我以外在场唯一见证影片成功的新西兰人，是一位来自新西兰电影委员会的销售代理。他早先就因为需要另付高价费用，跟我确认过不要叫酒店的客房服务。他还让我不要幻想我们的意大利经销商罗伯托·齐库托（Roberto Cicutto）会和我调情，因为他是一个同志。尽管如此，他也是这部电影的救星，是他让这部电视剧最终成为电影，又让这部电影第一时间亮相电影节。
拍完《天使》后我再没见过珍妮特·弗蕾姆。我们的生命并没有交集，但我对珍妮特，她的天赋以及她对文学献身的理解，仍然影响着我。我曾觉得她是孤独的，但如今我不这么看，她只是活在一个特殊的、近乎神圣的国度，从而远离丈夫、孩子和狭隘的社交圈等等这些世俗的需求和习惯。
2003年，在珍妮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已被诊断出急性白血病，面临着死亡。我读在一篇报道上读到她说自己的死亡是一场历险，“而我总是享受历险”。爱历险的小妮妮，生虫又能干的红发女孩。对一个诗意灵魂来说，没有什么伪装比这更好的了。
我后悔在她过世前没有写信给她，那时她仍会接收慰问和感谢信，有些信的地址只写了“珍妮特·弗蕾姆，新西兰”。这篇导言就是我对珍妮特的追悼信，致永远的珍妮特，你已成为神话，出了名的害羞，但仍与任何阅读这本书的人分享你的人生。
简·坎皮恩 2007［4］
注释
[1] 本段是小说中达芙妮所唱之歌，此句"Drop thy pipe / thy happy pipe"出自威廉·布莱克诗歌《天真之歌》序曲(Introduction to the Songs of Innocence)，由一个在云中的孩子唱出。
[2] 珍妮特·弗蕾姆三部自传分别为《致岛国》（To the Island），《天使与我同桌》（An Angel at My Table）及《镜子城的使者》（The Envoy from the Mirror City）。亦有台版译作译为《岛国天使》，《伏案天使》和《幻镜天使》。故电影的副标题为三部曲，章节名则分别对应三卷标题。
[3] 原文为意大利语“Poverina, poverina”，即poor thing。导演本以为是在说电影太烂，其实是指可怜的主人公。
[4] 上文根据Virago出版社《An Angel at My Table: The Complete Autobiography》中的导读译出，由简·坎皮恩写于2007年。原文没有标题，本篇标题取自2008年由《卫报》发布的该文的另一版本，题为《In search of Janet Frame》。
关于新字幕
本片原有OCR中字质量堪忧，16年曾有修订过。由于《天使》不仅和珍妮特的自传文本很有强的联系，片中还有大量英语文学著名的诗篇，包括莎士比亚、雪莱、丁尼生、叶芝、奥登等等。故小把戏再次修订了《天使》的字幕，订正了此前的错误，诗歌的翻译大多数都参考了名家译本，并增加了注释和少量特效。
珍妮特一家有7口人，人比较多，有的还有昵称，为了避免混淆，小把戏在公众号中附了珍妮特一家简介。影片中出现过的诗歌和译文出处，也一并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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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于公众号小把戏去冲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