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技术侦察与国家政治统治密切相关，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前置手段。情报搜集活动，是任何国家维持自身国家安全以及国家利益的必备手段，也是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硬实力。在《全民公敌》中，国会议员因拒绝通过影片中《电信安全与隐私权法》（Telecommunication Security and Privacy Act）而被国家安全局的官员暗杀，但这一幕被一名研究鸟类迁徙的摄影师无意录下，该官员派遣手下及非国家机关人员暗中监听，试图取回录像带。因录像带被偶然转移到一名黑人律师身上而由此引发一场窃听与追踪的风波。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并通过法规对隐私权予以保护的国家，1968年，美国通过《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Omnibus Crime Control and Safe Streets）对秘密窃听作出规定，取代了1934年《联邦通讯法》对窃听的规定，结束了美国依靠判例法规制秘密监听的历史。 在《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第三篇主要针对截取通讯，即窃听与电子监视作出规制（Wiretapping and Electronic Surveillance）。美国对监听的适用采罪行轻重限定法与罪名列举法相结合的方式，如《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第三篇第2516条对监听的适用范围做了具体列举，共计14项60多种罪名，包括谋杀、绑架、赌博、抢劫、行贿受贿、敲诈、买卖毒品等危害生命健康或财产的犯罪，并规定对可能判处死刑或一年以上监禁刑的犯罪，也属于可以监听的罪名范围。第2518条规定了签发监听令状的条件：第一，有充分理由相信有人正在实施该法列举的犯罪；第二，有充分理由相信通过监听可以获得有关犯罪的谈话；第三，已经使用或即使使用普通的侦察手段也未能奏效等。
1974年通过《隐私法》（Privacy Act），1986年颁布《电子通讯隐私法》（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扩大对电子通信的保护。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法律执行通讯协助法》（Communication Assistance for Law Enforcement），明确了通信服务提供商对法律执行目的而对通信监听进行配合的义务。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通过《通过为拦截和阻止恐怖主义犯罪提供的适当手段来团结和加强美利坚合众国法》（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Providin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m Act），其第26条允许对个人随时监听，并于2006年延长该法的适用期限。美国底特律市联邦法官泰勒曾对“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起诉美国安全部门的境内窃听计划侵犯民权一案作出裁决，认定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授权国家安全局在未经法庭批准情况下，对境内居民的国际通讯进行窃听，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隐权利 ，要求政府立即停止这种窃听活动。 而美国国会以美国宪法第4条“合众国应保护各州免遭侵略”为由上诉，认为当国家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时，这种人身保护令特权可以临时中止执行。正是美国宪法的高度概括和灵活性，美国国会才能通过新的法案，允许政府在特定条件下，无须经法庭批准，有限度地实行境内窃听项目来应对国家安全的紧急需要，成为实施监听的权利主体。
2013年6月，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斯诺登通过多家媒体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项目等涉及的机密文件，指认美国情报机构多年来在国内外持续监视互联网活动以及通信运营商用户信息，直接波及美俄以及与欧盟的关系。2014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自由法案》（USA Freedom Act），限制美国国家安全局大规模收集美国公民的电话记录。不过美国国家安全局将国内监控的工作“过渡”到通讯服务商，在法案颁布实施后，将由电信公司来负责收集和存储通讯数据，而国家安全局只在确认某人或某个组织有恐怖活动嫌疑的时候才能向电信公司索取相关数据。
在《全民公敌》中，监听的实施主体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以及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团体，手段主要是在监听对象的住宅、衣物、随身物品、通讯工具等安装窃听器，并且利用卫星定位对其实时跟踪。但本案监听的目的并非为了侦察犯罪，而是为了掩盖犯罪。
实际上，美国监听的实施主体主要有警察、检察机关、大陪审团甚至私人侦探，而在技术侦察的运用上，主要由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的过程中使用。就目前而言，警察是美国行使秘密侦查权的最主要的主体。在侦查过程中，他们可以综合运用各种秘密侦查手段。而美国的检察官在刑事侦查机构体系中处于较弱的地位，检察官在侦破案件时，也可以实施秘密侦查。但是由于其侦查案件范围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秘密侦查权的有限性。 美国技术侦察的手段主要包括截取通讯、秘密搜查、跟踪监视、扣押或检查电子文件等。
综上可以看出，美国对于监听的管制逐步放松，对于公权力逐步放权，对监听所获证据材料的可采性也逐步宽容采纳，为了国家安全，对于公民的隐私权则逐步限缩。在影片的最后，深受监听风暴迫害的男主角妻子说到：Who’s going to monitor the monitors of the monitors? 以及片尾官员发出的深思：How do we draw the line between protec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obviously， the government’s need to obtain intelligence data and the protection of civil liberties， particularly the sanctity of my home? You’ve got no right to come into my home.尽管美国监听技术不断进步，但国家对个人信息的了解需求以及对国家安全的保障需要和公民个人隐私权之间的矛盾，仍然无法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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