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笔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遗书、家信或入党誓词时，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这封“绝笔”何时才能穿过重重阻碍，送到收信人手中。《红岩》中“蓝胡子”的原型蓝蒂裕烈士就是其中之一。

直到1960年，蓝蒂裕烈士的遗孀，才在书店的一本《革命烈士诗抄》中看到丈夫就义前夜在渣滓洞集中营的一个烟盒上写给5岁儿子的遗诗《示儿》——“我的孩子！今后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那时距离33岁的蓝蒂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大坪刑场，已经过去了快11年。蓝蒂裕牺牲后仅一个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重庆。

多年后，再次回忆起初读父亲遗诗的情景，77岁的蓝耕荒眼角噙泪。当年15岁的他立下决心，在第二年参了军。2009年在蓝蒂裕牺牲60周年时，蓝耕荒“回”给了父亲一首诗。这位走过21年军旅生涯的革命老兵告诉父亲：“如今遍地的荆棘已被铲除，再也没有满街的狼犬，您和先烈们放心吧，我们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今天的祖国啊，地更绿，天更蓝。”

这是六集纪录片《绝笔》开篇讲述的第一个故事。

一封「绝笔」，首尾呼应

所谓“绝笔”，何其悲壮。近代以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姓名记载的只有196万名。我们不敢忘，也不能忘。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国家记忆》栏目推出的纪录片《绝笔》，正是以小视角切入大人物和大时代，将后来者对革命先烈的追忆，寄托于那一封封传诵至今的绝笔信中。

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员为了追求信仰慷慨明志、从容赴死。纪录片便以这些英烈在生命的最后留下的文字为引，牵出一段在当时不曾为世人广知的红色往事，展现出他们在生命最后一刻依旧坚定的信仰与不变的追求。

相比传统叙事模式，用一段至今读来依旧鲜活的文字，串联起重要历史事件和革命人物，更具情节性和戏剧性，从而让百年奋斗路上每一个光荣个体的形象更加鲜活和立体。

一段记忆，重新唤起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这段后来被收入沪教版五年级下语文书的《我的“自白”书》，来自牺牲时年仅26岁的陈然。

和蓝蒂裕一样，《红岩》中“成岗”的原型陈然，革命青春同样定格在了1949年重庆大坪刑场的那个黎明。陈然曾任中共重庆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的负责人，秘密从事《挺进报》的印刷工作，入党时还不到16岁。

以《我的“自白”书》为“拼图”的起始点，纪录片通过探访烈士家乡，深入故居、纪念馆、档案馆，结合权威专家的分析解读，回溯了陈然生前的革命往事。

1947年秋，为了发动国统区民众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应对国民党控制舆论的阴谋，同时便于地下党和重庆进步人士获得共产党信息的刊物，《挺进报》在重庆秘密发行。据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力介绍，这份报纸当时被共产党员们作为对敌攻心的“武器”。

半年后，由于叛徒的出卖，陈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他把从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声那里得到的消息写在纸条上，秘密传给难友，被称为“白公馆的《挺进报》”。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监狱时，他和难友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亲手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那份信念，历久弥新

像蓝蒂裕和陈然这样，舍小家、为国家，牺牲时正值青春年华的共产党员还有很多。他们将光芒万丈的青春尽数献予国家和人民。他们的诞生，未能赶得上最好的时代。但是，他们的牺牲，却为后人缔造了最好的时代。

在《绝笔》第二集中有一对革命伉俪：陈毅安、李志强。在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中，他们只有短暂的团聚和长长的书信。红色恋人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在保存至今的54封通信中，有一封信极为特殊。

1931年3月，陈毅安的妻子李志强收到丈夫寄来两页素白信纸，顿时如坠冰窟，因为常年征战的丈夫曾向妻子约定：“如果我牺牲了，会有人寄来一封无字家书，以示诀别。”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陈晃明说起从未谋面的父亲陈毅安，内心充满了自豪：“父亲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是正确的，也是伟大的，是共产党人的理想和追求，和努力奋斗的精神。”

在六集纪录片系列中，诸如蓝耕荒、陈晃明等亲口讲述先辈往事的烈士后代，一共有11位。

清明追思，家国永念。纸短情长的绝笔信，承载了革命先烈们的无限深情。站在历史节点上缅怀先烈，就是要将他们的精神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在努力完成先烈未竟事业的征途上扬鞭奋进，让英烈们挥洒的满腔热血温暖、感动、激励更多人。一代又一代后来人，初心从未改变；那些“永远年轻”的革命先烈，也从未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