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妻

万众瞩目的瑞典诺贝尔奖典礼之夜。晚宴席上，众人谈笑鸿儒之间，宾主尽欢。文学奖得主乔卡尔斯曼却与妻子当众发生争执，令全场侧目。这是电影《贤妻》（The Wife）中的一幕戏剧性场面。一向贤名声在外的乔安妮示威般任性离场，甚至打破沉默向丈夫提出离婚，传奇文学夫妻档经营半载的神话眼见分崩离析。这与他们在电影开头一段的伉俪情深，相互扶持的形象大相径庭。乔安妮的叛离令人联想到“女性的出走”，它指向女性离开家庭为核心的舒适圈，打破空间和家庭关系的束缚。而行动的自主性背后大多隐藏着对自我和性别身份的认知与觉醒。

《贤妻》的高潮就定格在妻子即将离开却又尚未离开这一混沌的时刻。她试图将自己分离——从充满不平等和压抑的家庭覆茧中将自己撕裂出去。“出走”如同“破茧”的过程，关注个体的诞生-重生。钱满素在《觉醒之后》一文中讲到“许多女人在年过半百之后才获得独立意识，才发现被淹没的自我…她卸下女人的包袱，也不必受制于男性所感到的压力，还有什么人间力量来控制她呢。”当一个女性承受过时间、经验与磨难，她会理解自己的需求与价值。时至暮年的乔安妮拒绝作为“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这一形象背后也是对家庭命运共同体的打破。就如她在愤怒中把写着情诗的核桃砸向丈夫，而纯洁无辜的雪花还在窗外一片一片飘落。雪花与核桃，正是在这两个象征物间诞生了代笔写作、婚外情、不伦之恋、背叛和压迫的黑洞。

“我是我，加上我的环境。如果我不保留后者，我也无法保留自己。——《堂吉柯德》”

什么是命运共同体？在家庭语境中，命运共同体这种意识在夫妻间形成一种契约性质的连接。它意味着一种共同对外的合作形式：不再是以个人意愿而是以团体状态作为面向公共空间的唯一形象。男性与女性的行为都受制于家庭这个集体制式的统一话语。进入家庭与婚姻即建立了共同生存的领地和空间，享有共同资源也彼此分担风险、降低压力和生存成本。任何一个人的选择和行动都在影响另外一个人的情绪与状态。现代家庭被赋予的神圣性似乎就在于此：建立在气质相投基础上的理想化的结合模式，及其所带来的情感、经济和社交层面上安全感的最大化。家庭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聚合体，共同生活的时间越长家庭的密度就越大。在私人关系的紧密缠绵的连接外也牵涉着外部，即来自工作、社交层面的人际关系。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夫妻不仅要维护内部领域的问题，也要持续对外塑造家庭的整体形象。

作家乔和乔安妮从穷困潦倒到获得最高文学荣誉的人生历程大概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最佳表征。电影用了很多细节雕塑这个概念。例如，在为乔卡尔斯曼举办的诺贝尔文学奖庆祝酒会上，全家人必须整齐地面对媒体。而在另一个细节中，心怀鬼胎的当传记作家不断试探乔安妮，企图从她口中挖掘第一文学家庭的八卦和隐私，警觉敏锐的乔安妮立刻开启心理防御机制。作为妻子和母亲，她责无旁贷地维护家庭的完整。私下里，乔安妮得知乔跟摄影师暧昧调情。但她能做的只能是躲在柱子后面偷窥，绝不允许自己在公共场所中失去体面或让丈夫难堪。虽然他们在豪华套间中吵得天翻地覆，一旦听说外孙出生，两人立即像小孩子一般和好如初，将逐般矛盾抛诸脑后。从人前的高光到人后的暗淡。乔与乔安妮表现出的对外一致，内部问题内部消化的方式几乎是所有夫妻和家庭关系的标准模版。

“当他听到雪在宇宙中微弱的落下并微弱地摔倒时，他的灵魂慢慢地颤抖着。就如所有的生者和死者，他们前世死亡的降临。——乔伊斯”

命运共同体中有着鲜明的利益与分歧。乔和乔安妮都将写作和文学视为自己终身奉献的职业和目标，这项活动既是日常工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婚姻和家庭的共同体让两个人的身份和行动彼此重叠。琐碎和惯性的起居事宜与情侣的日常争执成为写作的延伸与灵感来源，而写作的字里行间也浸透了藕断丝连的人情事故。乔的写作蓝本加上乔安妮的妙笔生花共同打造出才华横溢的作品。他们对外以乔卡尔斯曼的名义发表，逐渐在文学界塑造了无人能及的大师。而出版的成功也带给家庭无限荣耀和经济上的丰厚回报。两人的流水线式生产逐渐成为一种默契，彼此顺从了自己的位置和角色。随着时间的固化，他们甚至不敢也无法打破这样的合作模式。

随着诺贝尔文学奖正式揭晓，谁才是真正配得上这一巅峰荣耀的获得者？在这一道德质疑下电影转向对“共谋”行为更加深刻的探讨与思考。借助对师生恋，女作家生存状态和社会对性别规范的历史性回溯，我们不难看到“乔卡尔斯曼”这个品牌经营成功的背后是两个各自在写作中遭遇困境，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受难者。

这种矛盾来源于乔和乔安妮在生活伙伴、家庭亲情等关系之外也无法断绝的同辈压力。乔无法突破写作中的刻板和平庸，必须接受妻子比他优秀的事实；而乔安妮图有灵活的头脑，女性的身份却令她畏惧世俗的偏见和嘲讽。两人是合作伙伴同时也是写作上的竞争对手，焦虑与愤怒因共同生活空间的挤压和限制而成倍膨胀。

在这个独特的共同体中，分歧也来源于性别上的不平等和一种对集体主义的盲目服从。乔以逃避压力为名与众多女性发生婚外情，却依然可以享受外界的吹捧和赞誉。它挤压的是婚姻伙伴在维护家庭内部秩序、哺育下一代、以及用于个体成长的时间，是从精神到身体的全面消耗。作为男性，乔在家庭共同体中是拥有性别红利的一方。在男性做主的家庭单位中，他占有乔安妮的写作成果，将她作为免费的劳动力，并以夫妻共同体的名义将暴力性索取正当化。这种典型的父权话语中，妻子并不是妻子，而是从男性个体延伸出去的一部分。因此，当乔读到儿子的第一篇小说中“咬着牙，压抑愤怒的妻子”时，他知道儿子写的就是父母的故事。他和乔安妮的故事。他们的分歧在于一个永远在逃避现实，另一个始终将男性认可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未完待续）